“ASPI(澳大利亚战略研究院)……炮制的各类涉华报告无论花样如何翻新，都改变不了其‘谣言制造机’的实质。”
12月1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又提到了这家澳大利亚“智库”。
ASPI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它所发布的涉华“研究报告”可信度几何?在中澳关系恶化过程中，它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看看是谁资助的就有谱了
ASPI成立于2001年，号称是一家“独立的、无党派的”战略政策研究智库，主要任务是为澳大利亚战略和防务部门领导人提供政策建议。该机构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关系密切，目前每年从国防部获得400万澳元的资助，这笔钱占ASPI收入的43%(之前占比更高)。
除澳国防部外，ASPI也接受企业和其他机构资助，其中就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泰利斯和雷神等外国军工企业，还有日本驻澳大利亚使馆和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等外方机构。
ASPI领导层大都有军方背景，现任ASPI委员会主席肯尼斯·吉莱斯皮(Kenneth Gillespie)是澳大利亚前陆军总司令，其执行所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曾担任澳国防部副部长。
所以，从ASPI的机构背景、资金来源和领导构成来看，很容易感受到这家机构浓厚的“保守”色彩，也不难想象其对华会有什么样的倾向。
从机构背景和领导层构成可以看出，ASPI是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军方一手扶植起来的。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有着深度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深刻影响并塑造了美澳关系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和安全思维。在澳大利亚内部，军方和情报安全部门的政策立场非常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它们也比其他政府部门更为亲美。
这种影响也会蔓延到其他领域，ASPI就是这种影响的延伸。鉴于ASPI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军方的密切关系，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很容易就传导到ASPI涉华研究指向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2016年以来，ASPI涉华报告和文章越来越多，内容指向越发强硬和非理性，其深层背景是ASPI已经嗅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变。
从“根”上来说，澳大利亚整个对外战略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性，ASPI又哪来的底气声称自己是“独立的”?
从资金来源上来看，在2018-2019年度，澳国防部的资助占ASPI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3%(2013年以前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以上，之后呈下降趋势)，ASPI收入来源也日趋多元化。
去年ASPI公布的年报显示，其资助者多达30多家，其中外国那几家军火公司格外显眼。一般来说，军火公司选择资助一家智库，肯定是考虑到其能为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收益。ASPI能为这些军火公司带来什么收益呢?这背后恐怕跟ASPI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以来，ASPI在“中国威胁论”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渲染中国经济崛起和军事现代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呼吁地区国家要增加军事投入以应对中国挑战。这就相当于为军火公司做了市场宣传，军火公司给予其资助也算是投桃报李。
此外，其他机构给ASPI提供资助也都有各自的考量。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也出现在ASPI的资助者名单里。而在2020年8月，ASPI就举办了以台湾为主题的首届印太领导人对话会议，并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发表线上主旨演讲，使得蔡英文有机会在国际研讨会上阐述她的“台独”立场。
由此可见，ASPI所谓“独立”立场，完全是其自我标榜。
ASPI网站上关于中国研究的专题
ASPI炮制过哪些报告?
最近几年，ASPI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涉华研究报告，几乎涉及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热点话题”。
ASPI声称，其所有的出版物都符合以下几个标准，包括“独立性、无党派”，“严谨、准确、资料详实”和“原创性”等等。事实上，其涉华研究报告与上述几个标准都不沾边。
2017年6月，在澳大利亚情报和安全部门的“指导下”，澳大利亚国内媒体开始炒作中国对澳进行政治“渗透”和“影响”。在此背景下，ASPI抓住机会，接连发布多篇研究报告和文章，渲染中国对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渗透”。
在军事和科研合作领域，2018年10月，ASPI发布了题为《异国采花，中华酿蜜：中国军方与外国大学的合作》的报告，污蔑中国军方长期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到西方国家学习，利用学术交流窃取对方的先进科技成果。
该报告称，自2007年以来，解放军共资助了2500多名军事科学家和工程师，到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西方国家学习和交流，目的是借交流合作名义，攫取西方最新先进技术来促进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的“重灾区”，大约有300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其中至少17个人还刻意隐瞒他们的军方背景。
由于议题的敏感性，该报告的观点很快被西方多家媒体大肆报道，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与中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疑虑。然而，阅读该报告之后，很容易发现作者的很多观点完全是他自己的主观臆断，所谓“间谍活动”和“盗取知识产权”的指控更是毫无依据。
这篇报告的作者是一个叫周安澜(Alex Joske)的年轻人，曾是反华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写作臭名昭著的《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一书时的研究员。凭借《异国采花，中华酿蜜》这篇报告，他很快成为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领域炙手可热的人物，尽管报告充满了偏见，内容也完全谈不上“严谨、准确、资料详实”，但作者却赚足了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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