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绑——绑票是门技术活儿
生死江湖，玩的是人命，而最常见的玩命，就是绑票。在绑匪的行话中，被绑的人质就叫“票子”或“肉票”。于是，绑架勒索的一系列过程都以“票”为中心，转送人质叫“移票”，窝守人质叫“看票”，谈判人质叫“说票”，虐待人质叫“剪票”，杀害人质叫“撕票”，释放人质叫“出票”。
“人质”其实是外交手段
最初的绑票叫做绑架、持质或劫质，这时候的以人为质的行为发生在官与官之间，国与国之间，主要是以人质来换得一国平安，或者为自己赢得时间。因为是国与国之间的行为，所以，在当时的草菅人命、战乱纷飞的年代里，这种人质行为并不被人们当成黑道行为，而是一种官方处理外交关系的手段。
早在中国奴隶社会刚开始的夏商时期，国与国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为了彼此的利益，就要求对方的子嗣或重要王室成员住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以牵制对方的行动。
据传说，商朝时以仁义闻名天下的周文王和他的长子伯邑考曾经就在殷商当过人质。纣王的宠妃妲己见伯邑考长得风流倜傥，想勾引正人君子似的伯邑考就范。伯邑考不但不为妲己的美色所动，而且义正词严地训斥她。妲己恼羞成怒，在纣王面前大吹枕头风。残暴的纣王命人将伯邑考剁成肉酱，做成馅饼呈给周文王吃，并将周文王囚禁两年之久。
传说当然并非史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人质，实际上也就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不但没有人身自由，而且随时都可能有生命之忧。运气好的人质固然能全身而退，而运气不好的人质就像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一样，只能落得个任人宰割的下场。
不幸的是，虽然商末夏初的周文王的身上就已经看到了用人作为“质”的残忍，但是，用人质来作为牵制仍然在各国之间盛行。战国时期，燕太子丹就曾经到秦国做人质。燕太子还因为不堪受辱而策动了荆轲刺秦王一事，成为人质反抗、不服凌辱的典范。
然而，燕太子丹派去刺杀秦王的刺客荆轲并没有成功，事情败露后，秦国急速发兵攻打燕国，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今北京），燕太子率领部下退守辽东。燕太子的父亲为求和平，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把燕太子的头献给秦国。
在这一段历史中，燕王先令太子到秦国当人质，在太子刺杀计划失败后却杀子求和，制造了燕太子的悲剧。但是，这些悲剧丝毫没有起到阻止人们运用人质这种方法的作用，以人质作为抵押的方式仍然被采用。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也曾一度在项羽处当人质。
即使在封建社会步入后期的明清时期，皇帝与臣子之间也运用人质这种形式。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将士外出打仗时，就要求家属不得同行，必须将家属留在应天，以此节制将士。他还因此准许将士在征战之地纳妾，却坚决不准携妻。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约束吴三桂的势力，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长期扣押京城。后来吴三桂起兵自立为王，康熙就派兵围住吴应熊的府第，立即处死吴应熊及子世霖，以表示对吴三桂反乱的坚决镇压。
不管人质的结局如何，当时的劫持与后来的绑架还是很大的区别，毕竟，没有采用武力的“劫”和“绑”的方式，所以，相对威胁性也较小，也一般不列为匪道。
“狗人”高良泰
劫持人质真正成为一种匪类行为是在人质被“劫”或“绑”之后。这时候，匪道劫持人质不再是为了像国与国之间一样保护国家安全等目的，而成为了以一己之私欲夺人钱财的手段。劫匪对人质也采用“劫”和“绑”的武力方式。人质所受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动辄有性命之忧，于是，绑架也成为一种黑道行为，成为黑道上的一种残酷的掠财或恐吓手段。
绑票以劫人索财为目的，绑匪是为了让人质一方拿钱换命。绑票只是手段，最终是为了获取钱财。一般情况下，只要被绑的人家里肯出钱，人质不会有性命危险。
绑票从被绑的一方来说，就是用钱买命。绑票是门技术活，选票、取票、藏票、联络、交接，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件绑票案往往涉及绑匪和人质两方的交涉，任何一方的违约都会导致人质的悲剧。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狗人”案件，就是因为人质方不赎票，绑匪在毫无良心的情况下，将一个正常人，活生生地折磨成了一个只能像狗一样爬行的狗人。
民国时期，重庆富商高良泰财大气粗，被绑匪盯上了。绑匪绑架了高良泰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于是兴高采烈地送信给高良泰的弟弟，提出需要一大笔赎金。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高良泰的弟弟虽然与高良泰是亲兄弟，但因为财迷心窍，居然见财起心。为了避免瓜分财产，高良泰的弟弟不但不拿钱出来赎回哥哥，而且写信给绑匪，要求他们将高良泰像囚犯一样地看管起来，并愿意为此支付给他们慰劳费。
14年，整整14年，高良泰就被绑匪关在一个仅能容身的竹笼里，过着生不如死的囚犯生活。那个竹笼是个长方体，高良泰只能长期躺着或趴着，他的双腿的功能渐渐退化，形体也变得丑陋不堪。
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被推翻了，那一帮绑匪也解散了，关了14年的高良泰终于从竹笼中被救了出来。然而，14年的竹笼生活已经使他丧失了行走的能力，他只能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当人们看到他象狗一样地在地上爬的时候，都称呼他为“狗人”。 美国记者利利乌斯在形容高良泰的时候说：“一个男人蹲伏在一张矮椅上，其额头侧靠在弯曲的膝盖上，猴子似的长长的双手抱着大腿”。
14年的竹笼生活改变了高良泰的一切，他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且对自己的弟弟充满了仇恨。高良泰用了几年的工夫爬到了广州，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匪帮，一心追踪那个害了他一生一世、已经迁居澳门的弟弟。
绑架是一种拿人的生命作赌注的黑道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直接威胁到人质的生命。这种以人命作赌注的黑道游戏，一直为官方所禁止。
中国历代官方对于“绑架”都是有严格惩罚措施的。
在汉代，劫质罪是要被处以死刑的，而且官方要全力格杀绑匪，不必顾忌人质的安危。东汉末期有个叫桥玄的大官在家休养，一天三个歹徒手持武器冲进他家里，把桥玄的小儿子劫持了，要桥玄拿钱赎命，桥玄理都不理。官兵赶来把歹徒包围了，因怕伤到人质，不敢发起进攻。倒是桥玄在一边大声催促，训斥官兵不该因为顾忌他儿子的性命而放纵歹徒。官兵闻言一拥而上，结果桥玄的儿子被杀害，歹徒也被捕伏法。事后桥玄还上奏皇帝，请求颁布诏书，规定凡是劫持人质的绑歹徒，应该一律格杀勿论，人质的家属也不得拿钱赎命，以免纵容歹徒。桥玄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同。
曹魏时，持质、劫略、恐吓、买卖人口等几个罪名被一起归入“劫略律”。曹操也曾经下令，凡劫持人质的，一概加以痛击，不准顾忌人质安危。不过，曹操自己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真是有一种“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味道。
唐朝时，《唐律•贼盗》中有“有所规避执人质”一条，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持质也就是绑架罪的具体的法律条文。
唐律把持质罪分为两类，一类劫持人质的目的是索要赎金，往往有预谋有计划地绑架富有人家的家庭成员；另一类是犯了其他罪行，在逃跑的过程中劫持人质，目的是逃避逮捕，这种情况大多是随机发生的。
依照唐律规定，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也不管情节轻重，只要劫持了人质，罪犯都要被处以斩刑。有责任追捕歹徒的官兵或四邻，如果因为怕伤害人质而没有全力抓捕进攻，也要被判处两年的徒刑。唐律还规定了例外情况，即如果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发生劫持行为，如外孙劫持了外祖父母，官兵可以不追捕，也不会因此被判刑。
宋代法典将“捉人为质”和“劫囚”并为一条，明、清两朝的法律也大多直接继承自唐代，但是这两朝的律典中都没有关于持质罪即绑架罪的规定。
民国的刑法中又出现了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被称为“掳人勒赎罪”，即以勒索赎金为目的劫持人质的犯罪。犯“掳人勒赎罪”的，要视情节轻重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未遂也要判刑；预备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没有收取赎金就释放人质的可以减轻刑罚；因为劫持而导致人质死亡或重伤的，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故意杀害人质和强奸人质都被视为掳人勒赎罪的结合犯，前者处以死刑，后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可见，依照民国时期的刑法，绑架“狗人”高良泰的的绑匪都应该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轰动世界的绑票案
就在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5年前，中国人民高举抗日大旗的时候，在日本占领最早的东三省，发生了一件最离奇的、牵涉到三个大国的绑架案，而“肉票”只是两个普通的英国人。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两个普通人受到如此关注？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一起绑架案牵涉如此之广？又是谁有这样的大的胆子，制造了民国最大的涉外绑架案？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绑匪提出的赎金里，不但要求大洋，而且要求枪支弹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如此无理要求，居然并非漫天要价，而且得到了完满的答复，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绑架这两个英国人的绑匪是中国辽河边上牛庄的土匪北霸天。1932年9月, 北霸天绑架了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科克伦, 北霸天为这两个洋人肉票的赎金开出了天价：波利姑娘的赎金为70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60万大洋，外加100枝步枪、3万发子弹、200盎司上等烟土、50码黑缎、100只金戒指、30只金手表、2挺重机枪、5万发子弹、4枝毛瑟枪、120把左轮手枪、120枝来福枪并配子弹。
绑匪在提出这些赎金条件的时候，还给了人质的家属另外一个选择：只要让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北霸天将无条件地交还人质。
正是这第二个特殊的选择条件，让北霸天的绑票案得以完满解决。
绑票后，作为人质的廷可•波利对北霸天开出如此高的赎价不可思议，她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但是，北霸天轻松地回答说：“你们政府会掏钱的。”
廷可•波利觉得北霸天的想法很可笑：“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北霸天却认真地回答：“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对于廷可•波利来说，北霸天的漫天要价无异于胡搅蛮缠，痴人说梦，不管是英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不会为他们这两个普通人支付这么昂贵的赎金。但是，事情的进展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在北霸天发出了“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覆，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若两个星期内不见答覆，我们就撕票。别以为我们吓唬你们，说到做到！”的要胁信以后，不但只英国方面，而且日本方面都忙乎起来。
英国官方一看北霸天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就要求日本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把海军开进中国内河，威胁日本人说，如果日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占据了中国东北三省。英国借口人质事件，要进入东北三省的范围，这就让日本人担心，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候英国军队不肯退出东北三省，日本的在华势力必将受到影响。
正是在这种帝国主义的多方利益的较量下，两个稀松平常的英国人质的生死变成了一个影响三国关系的大话题。日本人为了阻止英国人介入东三省、干预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忍痛向土匪支付了巨额的赎金。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着北霸天索要的大洋和枪支弹药，赎回了英国人质。可见日本人也是不断地权衡利害关系，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绑票案，其实，绑票案得到解决，并不是日本人友善地解救英国人质，而是因为日本人受到了来自英国的压力，而英国施加给日本人的压力又来自善于权衡关系的绑匪北霸天。
第五节 黑——血腥的江湖演义
黑社会，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词，因为在黑社会的背后，是比一般匪盗们更为疯狂的血腥与暴力。
从古代的绿林团伙，到近代的青帮；从中国的山东响马，到外国的黑手党，黑社会的势力往往在一个时代，甚至很长的时间内都让人们有着谈黑色变的震慑效果。
帮派与帮会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有的江湖土匪为了扩大势力，抱成团伙，驻扎山头，控制一方水土。组成帮会的团伙，不但有自己的纪律和组织，而且也有头领和分工，他们的布局跟官府一样，只是干着打家劫舍或唯利是图的营生。
黑社会并不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早在古代，它就活跃在社会这个巨大的舞台之上了，当时人们称之为“黑帮”。在古代，官府把一切与朝廷作对的社团势力都称之为“帮”，并对这些帮派采取镇压和利用两种手段。在这些帮派中，有很多并没有残酷的手段，他们只是相同利益的人组合在一起，为了谋得更多的利益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黑帮”不一定属于黑道，有的甚至在江湖上享有一定的声誉，比如中国古代有名的“丐帮”，不仅不属于黑社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侠义和正气的代表。
帮派是东方武侠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举凡写武侠的，都会对帮派进行大量的、细致的描写。这些帮派中，利益出发点形形色色，组成形式不一而足。金庸笔下的丐帮以仁义布满天下；武林门派更是数不胜数，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崆峒派等，就连雪山派掌门白自在的妻子在教石破天时，也自立一派叫金乌派，而这个派中，却只是这师徒和阿秀三人而已。可见帮派之多，形成之容易。
在江湖中，势力大一些的匪类聚集在一起，很快地形成帮派，这些帮派有了更大的实力之后，就开始与官府勾结或作对。大多数的帮派是试图与官府搞好关系的，有了官府的纵容与帮助，他们才能更好地存在和发展下去。
《水浒》中着墨最多的英雄是武松，但这个打虎英雄，也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武松用醉拳帮施恩“义夺快活林”一段，脍炙人口。施恩是何许人？此人乃快活林一霸，仗着其父的势力，收取妓女和商人的保护费。武松赶走蒋门神，施恩“重霸”快活林，“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这就演变成两个黑社会争夺地盘的故事，而武松，扮演的只是黑帮老大打手的角色。
“山东响马河南贼，偷偷摸摸是安徽”。 响马为北方强盗的别称，他们在行动前习惯先放响箭示警，常骑马来去，所以被称为“响马”。
山东响马，自古有名。王莽时期的赤眉军，隋未的瓦岗军，黄巢起义，梁山水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在金军南侵，北宋灭亡，南宋苟安江南的情况下，山东又出了一支红袄军。山东古代的响马，实质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
各帮会经过多年的明争暗斗、厮打割据，逐渐稳固了势力范围，势力大的“分疆划界”，各自占据着一地一区一行，互不侵犯，大小帮会头日在各自地盘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衍生成各式各样的流氓恶棍。
黑社会势力的较量，就像一场无止无休的争夺战，在这个游戏中，玩的是人命，赌的是身家。即使谨小慎微，也不能保一生平安，而稍有不慎，则尸骨无存。在黑社会的行事和争斗中，早已没有人情伦理的约束，只有如羔羊一样的宰杀。黑社会中有的只是弱肉强食，毫无情义。
当然，除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黑社会组织，其他的一些帮派与帮会之中并非全是黑道人物。像武林中的各大门派，他们大多以武林正宗为称号，做的也是锄强扶弱的义举，连“六扇门”中人也对他们礼遇有加，试图多加利用，并不把他们归入完全的匪类。
有的帮会只是平民百姓自发组织而成的民间力量，有的帮派则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号召百姓，以求扩大势力与官府对抗。古代的很多农民起义就是以帮会的形式的开始的，张角起义时组织的“黄巾军”，清朝末年的“白莲教”和盛极一时的红花会，由于这些帮会或帮派声势浩大，让朝廷深为畏惧，所以官府多方围剿，加以镇压。
青龙帮主黄金荣
黑社会势力在清朝和民国达到顶峰，有青帮、洪帮、天地会，压镖、拳师盛行。闻名遐迩的江湖帮派是青帮和洪帮。其代表是上海滩上“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帮会组织要数青帮了。青帮是秘密会社，又称清帮、安清帮。传说最早渊源于明代的民间宗教罗教。最初分布于今北京密云、山东等地，后来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区。青帮的门徒主要在运河沿岸各埠以运漕粮为业，又称粮船帮或粮帮。发展到后来，成员也日益复杂化，除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之外，不少被裁革的兵勇也加入其中，也有少数地主士绅参加，在社会下层联系广泛。
被称为“流氓大亨”的黄金荣，从一个家境贫寒、毫无任何门路和关系的小混混，一举成名为大都市上海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并在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租界中有莫大的声威，不让不能让人惊叹。什么样的野心和手段能让他成为一方老大？什么样的交际和圆滑能让他势挡一方？什么样的心机能让他横行霸道？什么样的势力能让拥有大枪大炮的洋人对他推崇备至？
青帮的黑社会老大黄金荣并非黑社会出家，他出身低微，基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小时候的黄金荣也感受到民生疾苦，懂得世态炎凉。由于在小的时候，黄金荣得了一种传染病，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脸上却生出麻皮，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既无财也无貌的黄金荣望着在国际形势下风起云涌的上海，寻找着可投之机。
黄金荣靠着身强体壮，成了上海滩的街头小混混。1900年，法租界捕房招巡捕，黄金荣初生牛犊不怕虎，前去应聘，居然出被聘为三等华捕。这个职位，成了他一生的分水岭。
做一个三等华捕，绝对不是黄金荣的最终目的，他的野心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在巡捕房的日子里，他慢慢地结识了当时势力比较大的青帮，并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开始，黄金荣用“黑吃黑”、“一物降一物”的手法，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
为了达到迅速地升迁的目的，黄金荣费尽心机，他甚至采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有一次，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失窃，没了招牌，还怎么做生意啊，老板急得六神无主。有人就对他说：“对面巡捕房的黄金荣破案子很‘灵光’，你可以找他帮帮忙”。老板半信半疑，事到如今，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他进了巡捕房，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没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破案效率之高，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从此，黄金荣的破案名声不胫而走。直到后来，知情的人才透露，这只不过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出骗局罢了，但其时黄金荣已经声名在外，成了大名鼎鼎的巡捕了。
真正让黄金荣扬名租界的是他解决了法国总领事被绑架的案子。
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带着太太去太湖旅游，被湖匪盯上，湖匪绑架了领事夫妇。这件事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愤怒，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同上海另两位黑帮老大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后，派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湖匪首分文考虑到各大黑帮的压力，忍痛交出法国肥票，未取赎金。黄金荣受到上司重视，备受法租界当局的嘉奖。
最终奠定黄金荣在法租界当局中的地位，使他从此平步青云，显赫上海滩的，是黄金荣主持破获了法国天主教姚神甫被绑架大案。
一天，姚神甫携带几箱银洋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准备开设新的教堂传教。不料车到山东，姚神甫一行就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军队截住。姚神甫被绑架，绑匪们把他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准备开高价勒索法国领事管。
姚神甫的失踪，立刻轰动国内外。姚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法国领事大发雷霆，一天之内发了几道命令，限捕房火速破案。对于黄金荣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他主动请缨，组织人马展开破案。在一个偶然机会，他得知姚神甫被关押在山东临城，急忙一面派人携款收买看守，一面亲自率领十余名便衣侦探，化装成张宗昌的部下，连夜赶到关押地点营救，将姚神甫平安教回上海。
这一连串精彩的表演，使黄金荣成为租界当局最倚重的华人巡捕，从此，他步步高升，成为上海滩名重一时的大腕。
手握着重权的黄金荣并不满足，他开始找机会组建自己的黑势力帝国。黄金荣先是找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建立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收徒上万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接着，他亲自对对青帮施行改革，将收的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门徒”，专门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下层的流氓小混混，这些人通过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黄金荣之后入帮；另一类是高档“门生”，专门接收有身份地位之人，他们需由介绍人搭桥牵线，投上一个红帖，封一份贽金，向黄金荣磕头即可入帮。这种方式为黄金荣招揽了不少有地位的“门生”，使得黄金荣的门下，三教九流人物，无所不包。
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为了聚敛财富，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三个大亨集团一起，凭借着数百名职业打手，黑白两道通吃的手法，控制了上海达数万家烟馆、赌台、妓院，势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个里弄角落。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影响所至，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黑老大。
黄金荣可谓是黑白两道的高手，他发迹于白道，通过做巡捕树起自己的威信，然后又利用自己在法租界当局中的独特地位，成为法租界中的第一巡捕。在白道中混到身份和地位的黄金荣广收门徒，改组帮派，贩毒设赌，成为黑白两道通吃的上海大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有“黑”就必有“斗”，有“斗”便必有“武”，黑社会也从未停止过自身的变幻，正如有一片草枯萎，就会有另一片草欣荣。上海滩三大亨最终也绕不过这种斗争法则，在不断地撕杀和争名夺利之后，新的权威诞生了。
匪道为黑，黑道中尽是坑蒙拐骗，一般人尽是上当，高呼受骗。而六扇门中人，也是闯荡江湖的高手，如何对敌，自有分寸。于是，强手遇强手，官与匪之间，开始了正面的交锋与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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