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的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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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朝陆云《异林》里面有着这样一个故事:

   “钟繇尝数月不朝会,意兴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怅怅,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试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或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两当,伤左髀,以两当中绵试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

   这样的男子与女鬼的艳遇故事在魏晋时期的小说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题材。女鬼夜来,然后自荐枕席。男子似乎什么都不考虑就会接受。之后就会发现女子是鬼。两者就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关系。而女方似乎都是早夭的某个贵家的女子。之后男子去挖坟,一定会发现女子的尸体,而且都会“形体如生人”。于是故事戛然而止。

   故事里面似乎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情节的发展。一切似乎都没有走出预先的安排。让我们再来看一则相似的故事,此故事见于晋朝干宝的《搜神记》: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向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两者的创作思路如此地相似,男子总是说明是哪里的人,或是某个名人,仿佛故事的真实性可以考证一般。形象无比可靠;而女子的形象总是带有很大的虚构成分,无论是钟繇故事里不知道身份的贵妇,还是辛道度故事里身份模糊的“秦闵王女”,给人的感觉正像白居易诗中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作者有意的淡化了一些东西,而其目的究竟何在?让我们继续看一则故事,这则故事来自于《列异传》: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最终依然是人鬼殊途的结局。鬼故事的描写,只能是对于阳世现实的反映。从历史上知道,魏晋之前正是赫赫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三国只不过是汉代的一个延续而已)。笃信礼教的汉代对于“男女之大防”是极其重视的。而魏晋时期对于汉代礼法有着相当的承继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产生大量这种故事,绝对不是偶然。要知道即使是晋代,男女“淫奔”一样是被法律所不

  允许的,但是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这样的叙事呢?

   唐代的李商隐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中写过这样两句:“贾生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说的就是魏晋的两个典故,贾充的女儿爱上了手下一个叫韩寿的美少年,于是与他暗通款曲。直到有一天贾充发现韩寿身上有皇帝赐给他的香料。这正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少女追求异性的故事。而曹植的洛神赋早就被人说成是他对嫂子甄妃的思念和恋慕的表达,也曾经有人考证过甄妃和曹植有过私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魏晋时期,上层阶级男女关系的混乱已经是无须掩盖的事实。中国的民间有着赋事以讽上的国风传统,在诗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墙有茨》这样的诗篇。魏晋时期人鬼恋情故事的增多,正是人们对于上层贵族的讽刺。由于当时的法令依旧严苛,因此人们不能够直陈统治阶级的腐朽,而是采用了“秦闵王女”、“睢阳王女”这样的人物来影射了那些贵族的生活。中国古来社会从来都没有缺少过礼乐之思,讽刺文学一直保留了诗经里面以现实生活为素材,没有空洞议论的传统。正是由于创作者是如此地接近生活,因此才能够把这些同一目的,甚至可能是同一来源的故事写的如此栩栩如生,富有着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那种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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