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今属湖北）人。是明朝最受荣宠的宰相，曾经经历过明代中期的明世宗（朱厚 ·嘉靖）、明穆宗（朱载后·隆庆）、明神宗（朱 钧·万历）三个皇帝，曾在明神宗朱 钧万历年间当了十年首辅，主政十年，备受尊崇。然而他死后即被告发，不仅子侄悉数被诛杀，而且他本人都被掘墓处置，令人扼腕叹惜，然究其根源，乃在于张居正太过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所致，不能不令人深思啊！
张居正从小聪敏绝伦，学业十分长进，在明世宗朱厚熄的嘉庆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成为进士，援编修（掌管国事、实录编纂的高级文官）职务，很得徐阶赏识。
徐阶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当时唯一敢和奸佞丞相严嵩公开对抗的人，甚得明世宗嘉靖皇帝的赏识，终于取代严嵩而成为首辅的人。徐阶担任宰相之后，曾把三句话写成横幅贴在自己的房子之内，这三句话就是：“把朝政威福的权柄奉还给皇上，把行使日常政务的权力退还给各有关部门，把用人取舍及刑罚奖赏等事项一律交公心办理。”总之，他甚为重视“公心”二字，他曾对同事及下属们说：“事同众则公，公乃百美之行的基础。”徐阶的“公心”论甚得百官和嘉庆皇帝的赞许。嘉庆皇帝朱厚熄曾请教徐阶说：“如何认识忠奸之人？”徐阶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去表识里，方得定评。”此话正说到了嘉庆皇帝的心里。因而徐阶直到八十一岁时病逝，终其一生都备受尊荣。
刚刚成为进士的张居正能够得到徐阶的赏识当然是极不一般了。还在奸相严嵩为难徐阶之时，许多人都回避与徐阶接触，但是张居正始终如一。跟随其左右，听从其教言。所以徐阶取代严嵩而成为首辅之时，对张居正格外器重。张居正也因此一路荣升，当上了裕王朱载后（即后来的穆宗皇帝）的侍讲，也就是其讲课授业的老师。
就在张居正担任裕王朱载后侍讲（老师）的时期，他还能公正一体地对待同僚官佐。当时担任祭酒（主管国子监即宫廷太学事务的高官）职务的高拱，和当时为宦官总管的冯保两人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张居正居中调和，对两人都公开相处，使他们二人也暂时息了矛盾干戈。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熄去世时，命令时任首辅的徐阶代拟遗诏，并在临终时命徐阶、高拱与张居正三人为顾命大臣。徐阶写遗诏不与别人来往，专找张居正商量，这使高拱心生 意。但张居正装做不知道，听其自然。后来徐阶老了，从丞相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接任丞相职务的当然是高拱，因为作为三个顾命大臣之一，高拱只比徐阶年纪小而又比张居正年纪大。此时张居正还极力维护高拱的丞相权威。
明穆宗朱载后当皇帝在位的时间很短，仅仅只有六年的时间，他死后就传位给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朱 钧，名为神宗万历皇帝。朱 钧当皇帝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朝政大权当然掌握在首辅（宰相）高拱手中。
高拱原先就和宦官总管冯保不和，此时就想趁皇帝年幼之机将冯宝排挤出去。
此时进入内阁高层的旧大臣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二人，加上二人原来就很友好交往，如今当然更亲密了。所以高拱就对张居正说：“皇上年幼，耳根硬不起来，此时最忌宦官弄舌，因为只有宦官能近得了皇上的身边。”
张居正一听高拱的话就已明白其用意，便故意讨好地说：“相国是不是想把以冯保为首的宦官清离皇上身边？”
高拱试探地说：“我就怕你不同意，你不是与冯保一向友好么？”
张居正说：“先丞相徐公（徐阶，他已于早已年在八十一岁时逝世）就说过嘛，‘公心乃百美之源’，我与冯保好，也与其他一切同僚都好，这都是出于‘公心’（公平）的需要啊！我相信现在相国调出宦官也是出于这种公心！”
高拱连忙说：“对对，出于公心，出于公心！”于是将逐出宦官的大政方针定了下来。时为宰相的高拱并进后宫请准了皇太后的懿旨，准备第二天在金殿上宣读驱逐宦官的诏令。
谁知就在当晚，张居正背着高拱，又去与宦官总管冯保通了气，两个人并且一同来到了后宫，向皇太后告了高拱的御状，把第二天要宣读的圣旨全改了过来。
第二天金殿排班早朝，首相高拱还以为圣母皇太后会叫人宣读一份“罢斥宦官”的圣旨，谁知那圣旨一读出来，全成了揭发高拱徇私舞弊罪行的内容。其结果当然不言自明，那就是宰相高拱被斥逐，而宦官总管冯保却继续留在原来的高位之上。
这里其实就是张居正玩了一个计谋，他的计谋就是赶走高拱，自己担任首辅之职。如今他这个目的达到了。
一旦当上了执掌朝政的首辅，张居正的刚愎自用（即独断专行）就彻底表露出来了。
张居正的第一步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权位。当时有个宫廷惯例：凡是新登基之皇帝不是先帝的皇后所生的，则其皇后与皇帝的生母均可称为太后，但其排位皇后在前，生母在后。其徵号为皇祖皇太后（先帝皇后）和生母皇太后（先帝生母）。
此时即位的十岁皇帝神宗朱 钧并不是先皇穆宗朱载后的皇后所生，而是先皇的贵妃李氏所生。按照宫廷惯例，自然是先帝皇后高于李贵妃了。
但是张居正心里明白，作为一个才只有十岁的孩子，新皇帝神宗朱 钧更亲近自己的生母，而从长远看来，皇帝生母说话办事的份量会高过先皇的皇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首辅职权，张居正还装出一副“公正无私”的面孔，叫新皇帝神宗李 钧尊称先帝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称先帝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这样一来，使她二人毫无区别，完全相等了。
由此一来，作为皇帝生母的先皇李贵妃甚为欢心，在自己尚未成年的小孩皇帝面前尽说张居正的好话，使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得以无限巩固了下来。
一旦首辅地位巩固，张居正接着就采取了第二大步骤，这就是推行“一条鞭”法。原先朝廷征收田赋贡奉徭役等项，各有章程，计算复杂，但张居正将其全部合并起来，改成通通以田亩数量为据，统一征收若干银两，由原来的“多法征收”改为“一法征收”，所以叫做“一条鞭”法，也叫做“一条边”法，或是“一条编”法，叫什么名字实际上都一样，就是征税一律以亩计征。
由于原来的“多法征收”施行已久，虽然算法复杂却早已有了定规；而尤其是许多贵胄宦官世家，正因为有对付原来的一套“明征暗减”“多法征收”的方法。他们自然从中得到了很多经济上的实利，成为“多法征收”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如今张居正要实行“一条鞭”的征收法，多少亩田土缴多少银两，一看就明白无误，谁也别想搞鬼······于是那些既得利益权贵官宦世家，全都反对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这时可不客气了，他说：“敢阻‘一条鞭’法者，概以‘一条鞭’处置，处置之‘鞭’乃皮鞭或钢鞭，愿挨皮鞭、钢鞭者各由自愿！”
“皮鞭”也是打，“钢鞭”也是打，官宦贵胄们哪个想挨？于是“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执行。推行一年以后，黎民百姓个个称赞：“‘一条鞭’好，简便易算，一看明了。”
但是张居正却因此得罪了朝中几乎所有的权贵大臣。
接着下来，张居正以刚愎自用的特性，采取了第三步、第四步乃至第若干步的严厉步伐，简言之就是“令行禁止，毫无例外”。张居正明确规定：即使是在万里之外，早上接到朝廷的令规，到晚上就要执行不悖。
朝廷里黔国公沐朝弼是三朝老臣，仗着自己是曾有功勋的三朝元老资格，对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他的“令行禁止，毫无例外”不仅不放在眼里，而且口出狂言说：“张居正算个什么？我当丞相时还没有他呢！”而且屡屡违犯朝臣的禁制，说白了就是屡屡犯法。朝中当然无人敢对他抓捕执法，成了张居正推行所有法令条规的严重障碍。
这一天，张居正亲自登了门，进门先以礼相待说：“黔国公请了。”
沐朝弼装作没听见，躺在那里不搭理。
张居下正又放大声音说：“黔国公，有礼了。”
沐朝弼还是装耳聋，不动丝毫。
张居正第三次高声喊道：“黔国公，请起见礼了。”
沐朝弼还是不动身。
张居正对门外一挥手说：“士卒们哪里？速将蔑视礼数的沐朝弼抓起来，蔑视礼法如同蔑视王法，三次蔑视王法该当送监牢了！”
于是一行兵卒从大门外一涌而进，将躺在大躺椅上的黔国公沐朝弼抓了起来，带上枷锁，关进了大牢。沐朝弼此时已后悔不迭，反而哀求张居正手下留情。
张居正说：“先礼后兵，古人传统。令行禁止，毫无例外。”自然是把沐朝弼屡次违法的事件一并合拢了起来，处以终身监禁，一直禁锢在金陵（南京）的大牢之中。
由于张居正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时间赋税立法，漕运畅通，朝廷太仓中积贮的粮食可以支用十年。
张居正又积极推行边外贸易，与俺答进行了边外马匹交易。俺答本是是个官名，在少数民族鞑靼语言中意为酋长，就是首领之意。后来这酋长的官为一个人所有，这个人就自称为俺答，于是俺答又成了人名。当时俺答所在的地区为北边边境，据有河套（今内蒙古境内）地区，河套是个很大的地区，因黄河之水自西而来，至此绕西、北、东三面而形成一个大弯曲地段，像个套子一般，故叫河套，黄河水至北，岐分为数道，水性平稳，从无泛滥之虞，套内之地，得其灌溉，颇为肥美------故中国自古就有“黄河有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身为鞑靼民族酋长的俺答占有了河套的广大地区，自然水草甚美，收获颇丰，尤其是骏马成阵。张居正开边贸，与俺答广做马匹生意，使明朝此时的骏马多达十万匹，此外还有多余的马匹卖给了百姓黎民------而朝廷也不吃亏，其时国库积金（非银）高达四百余万两。
所有这些，自然都成了张居正自夸其政绩卓著的本钱。他常常对属下说：“仓里有粮，库里有金，战阵有马，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其刚愎自用之态活灵活现。
张居正对官吏的考核、检查和处置有一条极严格的法规，各级官员无一人敢于文过饰非，推卸责任。
朝臣中的御史是弹劾处理官吏的言官，所以人人都怕他们。当时他们之中有句口头禅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御史记。”“记”什么？御史“记”的当然是官吏们的不良言行，哪个官吏的言行上了御史的“记事本”，当然坏大事了。
于是外出办差的御史不是“钦差”也成了“钦差”，他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事时有所见。张居正可以自己一呼百诺，使得人人惧而怕之，却容不得御史们到地方上去作威作福，于是采取严厉措施给他们以惩处。动辄就是罚俸、停薪乃至罢官撤职或是开除，弄得御史们人心惶惶。
朝中的御史大夫（比一般御史更高一级）傅应祯，刘台等人向张居正说：“首辅大人，古人教导：得饶人处且饶人。首辅大人可否多行宽政而少行苛政！”张居正二话没说，把他们抓进监狱，发配边关。
御史们于是个个缄口不言。当时与御史略为类同的官是给事中，给事中可以驳述诏书中的违误词句，因而是可以说话的朝廷命官。由于张居正整肃得御史们再无一人敢说话了，便有给事中余茂学和徐贞明等人替他们说话，当然是背后议论，什么“大路不平，尚有旁人铲挖；人间不平，未必无人敢管了么”之类，这些话传到了张居正耳中，张居正便将余茂学和徐贞明抓来治罪，说他们“图谋不轨，密反朝廷”，将他们都杀了。当时要杀一个人，只有说他们“谋反朝廷”便无人敢为他们撑腰说话了。
当时皇帝太小不管事，皇太后又格外倚重张居正，所以使他的刚愎自用无限膨胀起来。
使张居正骄傲自负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军事上的多次胜利。张居正由于实行了“简税赋、汰劣官、重交易、广粮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使朝廷十分富足充盈。这时候他又派出两名战将，一名李成梁镇守北边边疆，一名戚继光在南边沿海一带抗击倭寇。李成梁不一定为很多人所知晓，而戚继光则是响当当的抗倭英雄、统兵大帅。这样使得明朝在历史早已过半、进入晚期的阶段中没有步入没落的境地，应该说张居正在这方面颇有历史功劳。
神宗万历朱 钧渐渐长大了，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原先的李贵妃）要离开儿子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而回到母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去，她特地叮嘱张居正说：“我以后不能每天亲自照顾皇帝了，很担心他不能象以前那样用心学习勤于政务，那样就辜负了先帝的付托了。先生既是首辅，又负有皇帝老师的责任，希望你以后好好替我管理束好皇上，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
张居正自然唯唯听命，对稍稍长大的神宗万历朱 钧管理教更严了。
以前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就以张居正的苛严吓唬小皇帝，她常常说：“这事若被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说？”所以朱 钧还在很小时候起就有点怕张居正老师。
现在，接受了慈圣皇太后的托付，张居正对稍微年长又还仍是孩子的神宗朱 钧的学习就抓得更紧了。张居正挑选了古代治乱往事一百多条，编写成文字并附有图画，以通俗的语言讲解给小皇帝听；同时还把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的《宝训》、《实录》等分类编成书，包括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保民、倡好尚、慎起居、亲贤臣、明赏罚、敦节俭、慎刑狱、御戎狄等四十大项，利用经筵（给皇帝上课）之机进讲，讲解给朱 钧听。
不仅如此，还设立了皇帝起居注，随时记录下皇帝的言论与行动以及朝廷内外之大事。
所有这些，使小小的孩子皇帝既惧怕张居正，又怨恨张居正，只是暂时还无法反对罢了。
张居正的父亲在家乡湖北江陵去世了，按朝制规定，张居正必须回去丁忧守孝三年，这样，张居正起码就有三年当不了首辅。但张居正早已在朝廷各部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亲信，或者说原先不是张居正心腹亲信的人，慑于张居正的高压权威，也改变成为张居正的亲信心腹了，于是就有户部侍郎（副部长）李幼孜等人首先提出“夺情”之请，就是请朝廷改变旧时的习惯，不让张居正回乡丁忧，还让他继续留在朝廷丞相的位置之上。
那个向来与张居正亲密往来的宦官总管冯保（就是当年罢斥前任首辅高拱的那一个人），此时也站出来支持李幼孜等人的主张。当时皇帝还未完全成人，涉及到首辅张居正本人的事情，张居正本人自然不好出面，便向仁圣皇太后（先帝皇后）与慈圣皇太后（先帝贵妃即皇帝生母李氏）去请教，两位皇太后于是变通裁决：留用张居正为丞相，只让他儿子编修张嗣修回家去为自己的祖父丁忧守孝办丧事；同时还派了朝中司礼太监魏朝与礼部主事曹浩、工部主事徐应聘去湖北江陵协助张嗣修（实际上是代替张居正）为过世的老人主办丧事。
此时年幼的朱 钧服从母命，无论是口称还是手写，都尊崇张居正为：“元辅张少师先生”。
但是由于这件事直接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仪，翰林王锡爵等人坚持反对，他们把孔子在《论语》中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教搬出来，说儿子不为父亲守孝是不能被容忍的事。这些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把“维护首辅（张居正）”形象作为了自己谏奏的前提，他们说：“谁想让首辅有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呢？首辅（张居正）本人肯定是不想自贬纲常大义的事了。”这一来，使朝中上下左右包括张居正本人都无从反对了。
于是有了一个特殊的诏命，规定准予宰辅张居正“请假”三个月，回湖北江陵为亡父治丧，并派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使史继书一路护送张居正，使张居正还乡之行无限风光。
少年皇帝朱 钧出于母命懿旨的要求，颁诏叫次辅吕调阳等人“有大事勿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份”。就是说，处在“丁忧守孝”之时的张居正，虽然远在家乡江陵，却仍是朝廷中之首辅。
次辅吕调阳本是张居正的副手，但原先在张居正的手下就备受岐视，好象“宰相”身边就根本没有他这个“副宰相”一般；如今张居正离职“丁忧”去了，却仍有“处分”“大事”之特权，还是像没有他这个“副宰相”一般------于是吕调阳干脆躺在家里不上朝理政。
这样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朝中唯一的一个人，这就促使了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眼中无人。办完父亲丧事回京之时，张居正还朝之行风光绝顶，其“仪从煊赫，观者如堵”，张居正所到之处，抚按大员都要越界迎送，并亲自走在前面为张居正开路，当地守臣更要长跪地头，“迎送”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路经襄阳时，襄阳王都亲自出来迎接。按照惯来规定，朝臣即使有公侯封号，也必须行“君臣之礼”，就是朝臣向“王”行跪拜礼------但是张居正此时红得透顶，他自己更刚愎自用得忘记了一切礼教，不仅在襄阳会见襄阳王时未向襄阳王行跪拜之礼，在后来路过南阳遇见南阳王时也未向南阳王行跪拜之礼。就是说，张居正此时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正如前面已经说到了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万历皇帝朱 钧慢慢由惧怕张居正而怨恨张居正了。在朱 钧正式成年、齐备六宫、出台亲政之后，张居正仍不知好歹，通过户部送来的朝廷“入不敷出”的帐单，张居正建议皇上“量入为出、置节资费------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立圣嗣，却珍玩以倡好尚，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课学以资治理------”似乎江山社稷已不属皇帝朱 钧而属于他首辅张居正所有了。
对于张居正这一些刚愎自用驾临于皇帝之上的“教训”“主张”，初始成年的神宗万历朱 钧迫于母命慈圣太后李氏的要挟，不得不在表面上予以赞同，但在内心深处，神宗朱 钧已经深深地厌恶张居正了。然而此时的张居正并不自知处境艰危，反而认为自己任啥都对，他的一言一行也更加偏颇恣肆了。他身边的人，更是利用他的威势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均登上第”，就连他的“苍头”仆人游七也花钱买了个官，列于士大夫之班中，因而受到了众朝臣的鄙薄。而张居正本人尚大言不惭地说：“连我的苍头（仆人）都堪列士大夫之班，足见其非同凡响，谁敢不予尊崇。”
但张居正毕竟老了，病了，死了。然而此时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还在，皇帝慑于母命，封赏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真是生死殊荣，无人可敌。
但在神宗朱 钧的心里，早已对死去的张居正不满至极了。
只待生母慈圣皇太后一病故，神宗朱 钧便转弯了风向，开始向已死的张居正开了刀。
神宗朱 钧的第一步便是重新启用曾被张居正和冯保（宦官总管）罢斥的太监张诚，让他暗中到张居正家里去查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家资钜万”，这本来不足为怪，张居正作为首辅主政十年，加上他晚年儿子们借他的权威收受贿赂，他的家资肯定富豪无比------
于是神宗朱 钧一层层地剥去了张居正身上的光环：首先是罢斥了张居正生前举荐的心腹朝臣，以此为契机号召朝臣们“不畏强权”、“不避亲贵”、“弹劾揭发”、“尽数倾吐”------于是，朝臣中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大家一致举劾张居正“刚愎用事，独断专行，无以复加”------神宗朱 钧接着采取了第二步行动，那就是撤消张居正死后加给他的“上柱国”“文忠”等谥号------还有第三步，那是捉拿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兼及他的侄辈家奴------最后是“尽削张居正官秩，夺前所赐金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剖棺戳尸------”但是念及三朝元老之地位，“姑免”“剖棺戳尸”之罚------然而至此，张居正先前的一切尊荣富贵，“尽皆丧失，不复遗存”------呜呼，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招致了张居正身后祸发，其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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