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丽 王晓平
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国共两党20多年(包括8年抗战)的斗争中，一直存在两条战线，一条是正面战场直接的军事斗争，一条是隐蔽战线上的情报战争。
说起共产党的情报战，许多人都知道周恩来是总指挥，他领导着一支庞大而精干的特工队伍：
李克农：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
钱壮飞：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胡底：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分支机构通讯社社长；
阎宝航：张学良挚友，曾任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兼总干事，“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党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
熊向晖：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段伯宇：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
汪锦元：曾任汪精卫侍从秘书；
谢和赓：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机要秘书；
赵荣声：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
阎又文：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
何基沣：曾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张克侠：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刘仲华：曾任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
对于中共早期被誉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传奇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对于其他人了解相对较少。
阎宝航
神秘特工阎宝航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亲自单线领导的“特殊人物”。此时，阎宝航不仅是张学良的挚友，还被蒋介石聘请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兼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蒋介石、宋美龄分别担任会长和指导长，可见阎宝航深受蒋、宋的信任，他甚至曾经和蒋介石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后来，阎宝航还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党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同时，他还有“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一大批头衔。此外，阎宝航还与国民党各派头面人物孙科(孙中山之子)、冯玉祥、于右任等都“相交甚好”，与军统、中统的戴笠、康泽、陈立夫等也有“特殊关系”。因此，在旁人眼里，阎宝航俨然是蒋、宋的心腹、红人，是手眼通天的人物，而阎宝航也正是利用这件“华丽的外衣”积极展开情报工作的。
1939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阎宝航在重庆设立了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系点——阎家老店。1941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授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设置无线电台，重点搜集国际情报。之后，经周恩来安排，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从延安来到重庆协助父亲搜集和传送情报。
在阎宝航5年的情报生涯中，搜集和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德军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详细的军事部署堪称情报工作的“杰作”。
1941年5月，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在与一名德国军官闲聊时获悉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消息，立即报告蒋介石。很快，国民党高层一些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不久，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兴致盎然的于右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阎宝航。尽管非常震惊，但阎宝航故意不动声色地来到孙科身边“闲聊”。“闲聊”中这消息的真实性再次被证明，孙科不仅把消息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还信暂旦旦地说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确认消息后，阎宝航再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周恩来。但这三更半夜的，他又不能直接去八路军驻重庆的办事处，也不能直接去苏联大使馆。无奈之中，他借故离开后决定先回家再想办法。回到家后，他惊喜地发现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于是他火速安排李正文将情报密报周恩来，同时通知苏联大使馆。这份情报很快就通过苏联情报人员报告给了斯大林。6月30日，也就是苏德开战第8天，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共的唯一一封感谢信，这里面有阎宝航的很大功劳。
1944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主要助手陈诚交给阎宝航个任务，让他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看看关东军会不会进攻苏联。阎宝航便带着“尚方宝剑”——陈诚的命令，通过老朋友介绍，到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找到钮先铭。说明来意，钮先铭不敢怠慢，立即把关东军的有关资料全部找出，并允许阎宝航拿回去研究3天。阎宝航拿到资料后立即交给苏联大使馆，让使馆工作人员迅速拍照。之后，将材料按时交还给了钮先铭。就这样，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兵力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部队番号、将领姓名等全套机密资料被苏联红军掌握。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开始全线进攻日本关东军。由于事先得到了准确而全面的情报，苏联红军“按图索骥”，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突破关东军经营了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毙俘关东军70万人，缴获大量辎重武器。由于东北战事结束迅速，从而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使东北在解放战争中成了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支援朝鲜战争的坚实基地。可以说，阎宝航功不可没。
对阎宝航的情报工作，我党的情报专家李克农给予这样的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在外交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此时，他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对外公布。1995年11月，俄国驻华大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和他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交给了阎明复、李正文。至此，阎宝航的历史功绩被载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史册。但遗憾的是，此时阎宝航已离开我们27年了。
熊向晖
传奇特工熊向晖熊向晖是安徽凤阳人，原名熊汇荃，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年仅17岁的熊向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服务。其实，周恩来这招属于未雨绸缪、先走一步的情报战略。虽然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但预料到合作中有可能摩擦不断、斗争不断，于是事先布下熊向晖这颗“闲棋冷子”，到关键的时候起关键的作用。
选择熊向晖，是周恩来分析胡宗南的性格特点后慎重考虑的。胡宗南这个人讲门第、看出身、重仪表，喜欢博学聪明之人。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念大学。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官宦家庭”，可谓出身“名门”，熊向晖本人则仪表堂堂，气质不凡，且博闻强记、聪明机警，这些优点正合胡宗南的心意。
果然，熊向晖到胡宗南部队后不久就引起胡宗南的注意。老谋深算的胡宗南对熊向晖进行了全面考验，熊向晖都做得滴水不漏。就这样，熊向晖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担任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自此，胡宗南的机密文件、日常事务都归熊向晖管，熊向晖成了胡宗南最宠信的人。
在国共合作期间，不出周恩来所料，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热潮。在军事上，蒋介石命胡宗南“闪电进攻延安”。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很快这份情报就被熊向晖传递到了延安。中共中央一面对外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一面致电胡宗南：你的军事部署、军队调动、弹粮运输我们已经全部掌握。看完电报，胡宗南犹如泄气的皮球。就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成气候便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新开战，延安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本来熊向晖已被胡宗南派到美国留学，但临走前，胡宗南又鬼使神差地把熊向晖召回了身边。1947年3月，在南京的胡宗南交给熊向晖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占延安方案，一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胡宗南让熊向晖据此画出一份军事草图，并起草一份施政纲领。熊向晖看完文件后大吃一惊，看来蒋介石这次是下了大力气，不消灭陕甘宁边区誓不罢休。第二天，熊向晖随胡宗南飞回西安。当天晚上，他乔装打扮后将情报送到了秘密情报人员王石坚家。很快，延安便得到了情报。几天后，胡宗南在陕北洛川“前线指挥所”具体部署进攻延安的方略，而心急如焚的熊向晖却无法脱身回到西安传递情报。情况万分危急，最后，熊向晖只好打破常规，将情报写在纸上封好后交给胡宗南的机要通信员，让他送到西安好友潘裕然处，请潘转交王石坚。熊向晖这招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事关重大，他也只能奋不顾身了。
由于及时得到了情报，延安的党中央安全地转移了。当胡宗南气势汹汹地占领延安时，才发现是一座空城。之后，胡宗南又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损兵折将不说，最后连中共中央的影子也没看到。而此时，熊向晖早已安然脱身到美国留学去了。得知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后，胡宗南也只能暴跳如雷、后悔莫及了。后来，毛泽东夸赞熊向晖“能顶三个师”，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新中国成立后，学成归国的熊向晖参加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一次，在中南海，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将领见到周恩来带来的熊向晖奇怪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他早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后，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呢！”张治中也感叹道：“以前只知道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上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深度潜伏的特工阎又文阎又文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后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他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并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便得到了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任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阎又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牢记党对于隐蔽战线工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努力工作，等待时机。
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阎又文几乎和傅作义形影不离，成为其得力助手。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同时，在傅作义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和军令的制定中，阎又文也起到了重要参谋和得力助手的作用。傅作义十分器重和信任阎又文，他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一直未启用阎又文这条深度潜伏的高级内线。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急需了解傅作义部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态度和战略意图，便想到了潜伏多年的阎又文。此时的阎又文已是上校军衙，不仅是博作义的秘书，还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及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报》社长，被誉为傅作义“左膀右臂”的他无疑是实现党的工作意图的最佳人选。几番周折后，阎又文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很快，阎又文的作用便发挥出来了。1946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阎又文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图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党组织作了详尽汇报，这对解放军在后来的绥东战役中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傅作义被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也随同一起进驻北平。阎又文此时已是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鉴于华北严重局势和阎又文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负责具体联系。
按照李克农的要求，1948年5月辽沈战役前夕，阎又文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以及傅、蒋关系等许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全局的决策和布局以及酝酿平津战役作战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辽沈战役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解决华北问题。针对傅作义制定的新战略，李克农限阎又文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接到指示后，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把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该计划中了解到傅作义集团可能西撤绥远，或由津塘南下与蒋会合时，便预见傅作义的60万大军如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当即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不惜代价立即入关，切断傅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并做出了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就在阎又文传递计划之时，傅作义正准备赴南京汇报作战计划。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蒋介石还没有听到他的汇报，整个计划就已被毛泽东洞若观火，并且先发制人，致使自己的几十万大军无路可退。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由于傅作义的态度决定着是战是和，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以几乎每天一份书面报告的形式作了详尽的汇报。这些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跟随傅作义多年，阎又文知道自己的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他紧随傅作义左右，对傅作义展开政治攻势。把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送给傅，逐段边读边讲。看到傅作义坚持“我死也不能败在青年娃娃手里(指聂荣臻和林彪)”，阎又文力劝：“连委员长都败在毛泽东手下，我们又何必计较呢。”他的态度无形中影响着傅作义的选择。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中共中央和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1949年 1月21日，受傅作义的委托，阎又文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949 年4月1日，阎又文为傅作义起草了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但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最后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上，代表国民党部队签字的正是这位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博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他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依旧没有公开。1962年9月，阎又文病逝，他作为隐蔽战线上情报人员的真实身份，直到1997年才被公之于世。
“小诸葛”身边的潜伏者谢和赓谢和赓是广西桂林人，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回广西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对此次派遣非常重视，周恩来将谢和赓到广西的特殊使命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稳妥的人士关系打入桂系，站稳脚跟后，调查研究桂系上层各方面情况;二是有所表现得争取李宗仁、白崇禧信任，并打入到他们身边工作;三是秘密地不露行迹地进行有利于发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为了保证绝对安全，谢和赓先后只与周恩来、李克农、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
进入桂系后，谢和赓很快便凭借过人的能力、机敏的反应，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注意，被认为是广西可培养的人才。接着，谢和赓利用一切机会写信或当面给李、白提意见并多次受到嘉许。几年的出色工作和颇费思索的接触，谢和赓逐渐赢得了桂系上层尤其是二号人物白崇禧的信任和器重。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到南京就职，共赴国难。白崇禧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犹豫不快，桂系内部也是一片反对之声。谢和赓力排众议，对国内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刻分析，极力主张白崇禧“应召入京，与蒋共赴国难”，以达到提高李、白声望，最终实现与蒋介石问鼎中原的目的。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建议十分赞赏，表示“我赴京必带谢和赓当我的秘书一同去”。从此，谢和赓便紧跟白崇禧由广西到南京，由南京到武汉，由桂林又到重庆，与白崇禧形影不离。
1937年8月，谢和赓以机要秘书的身份随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后，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兼任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谢和赓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了一份《全民理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这也是他执行党交给自己的第三个任务，即“秘密地不露形迹地进行有利于发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的具体步骤。在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中，谢和赓建议全国实行军事总动员，并在全国及省、县、乡、村训练组织游击队伍，以配合正规军进行长期抗战。文章经周恩来、李克农进一步修改，深得白崇禧的赞赏。之后，谢和赓按白崇禧的指示将此方案呈送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中共的游击战思想被蒋介石接受，谢和赓也因此被白崇禧提拔为上校。
白崇禧索以足智多谋闻名，在国民党中央被称为“小诸葛”，谢和赓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小心谨慎逐渐得到白崇禧的充分信任，也日益掌握更核心、更重要、更及时的情报，甚至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最机密的通话也大都由他做记录。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谢和赓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做了无数的工作。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值得一提。1938年5月，白崇禧让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各写一份题目为《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演讲稿，供他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时选用。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经过三天三夜，谢和赓终于写成一万余字的成稿，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演讲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崇禧)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白(崇禧)以军训部长的身份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然后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对文稿大加赞赏，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演讲稿。演讲稿被采用以后，谢和赓在国民党营垒中的威信更高了。之后，谢和赓再见到李克农，向他汇报这件事时，李克农笑着说道：“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绝密的佳话了，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
1942年，谢和赓由白崇禧派往美国留学，实际却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到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建国后，他返回祖国并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而他在桂系潜伏的经历却很长时间不为世人所知。
来源：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
河北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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