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书评]挑剔八零文坛之怪现象

［一］百炒不烂，人云亦云

　　有人说玻璃便宜，因为它只存在单面性；而钻石昂贵，因为它具有多面性。生于八零年代的年轻人就好比那便宜的玻璃，未经打磨修饰前都是廉价而单纯的，一经媒体百般关爱以后就进化成昂贵而多面的了。在无知的人眼里他们成了钻石，其实他们不过是块长得像钻石的水晶玻璃而已。八零年后的虚荣心也便由此茁壮成长起来。媒体为什么一再把希望寄托于八零后的新新人物？正是因为他们摸准了年轻人的心理。这更多的似乎得怪张爱玲了，现在很多包括非文学青年，他们都会说：出名要趁早。张的话往往成为八零渴望成名的理由之一，而时务亦如此，你又拿它无能为力。

　　炒作是后现代以来物质与文明进化的武器，它自从诞生于世的那一秒起，就把所谓宣传中携带的病原体流传给了后世。但它的存在却是隐性的，很难被后知后觉的人类所察觉。炒作，即不切实际地夸夸其谈；一如在撒旦的元首上添了光环，就立马变成了天使。此番现象屡见不鲜。“炒作”和“小资”的命运是相同的，出自炒作人的口中，既而在他们的言论里歪曲变形；由一种肆虐的夸张和颓废，转变为一种宏扬主义精神和高贵的气质，从而成为美好事物的代名词。以至于炒作学就那么诞生了。那些“美好的事物”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而进入耳廓到达大脑的外来音时常控制着人们的主观意识，因此要想分辨真伪，光靠小道消息的传入是不可靠的，你必须亲自去感受。

　　由于物欲的需求，世界就是在媒体的炒作下变得越来越险。一经炒作，似乎每个思想欠周的作者都能写得出微言大义的东西。可如今媒体与媒体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地球人都知道，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如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预言的“对物质过度热情，是我们时代的罪恶。由此便产生某种堕落。” 这便是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的悲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只怕这是炒作学上的理解。

　　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你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于是你充当毛遂来自荐，但你又要撕破脸皮不顾别人的嫉妒与白眼。而八零的年轻人们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边铺筑前途，还要一边学会忍气吞声。有一个成语叫做“毛遂自荐”，而在妒忌心强的人嘴里则被叫成“自吹自擂”。众人皆知，这是一组近义词，但在其感情色彩上便颇显诡异了。它所被叫的对象也不同。王朔当年开过这么个玩笑：“咱现在是个小婊子，得立个大牌坊；等咱玩成大婊子了，就立个小牌坊；等咱玩成名妓了，咱就不要牌坊了。”这话听来像是玩笑，然而最不正经的话却终归最有它的道理。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而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如今你在大众的眼皮子底下立牌坊，立得如此弱不禁风，所谓几大天王几大虎将，下一阵风陡然一袭，天王虎将就倒下去了。这便是先天过剩后天不足造成的，等你把自己炒红了，得意了，早已年华已去江郎才尽。

　　最近遇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个有名有姓的朋友出书，出版社的编辑偏是要打定他是个无名氏，张口闭口地唤着“八十年后的”。这“八十年后的”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说也说不清楚。但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八零后的写手和所有年代的写手一样，用心思考，用手写，没有任何与其他年代的写手不同的地方。但出自媒体口中的“八零年后”便仿佛成了一种暧昧的赚钱工具，于是在广众的眼皮子底下，无论此作者是否实力派，均要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似的。再于是，更可笑的事情就出来了——八零后的写手开始攀比——我是八一年的，你是八二年的，我的水准就比你高！而后还会厚着脸皮老生常谈：你们这些“八零年后的”，我的前途都被你们给毁了！这“八零”与“八零”背后的勾心斗角抑或是互吹互捧，那更是在上演一出成帮成派的黑色幽默剧。一切事物都不能片面地去比较它们，否则就要闹笑话。好比你说鸡和鸭同样会下蛋，因为鸡能孵出蛋而鸭孵不出蛋，你就说鸡比鸭厉害，那鸭可委屈了，人家鸭还会游泳呢。

　　媒体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要说谁的作品经典，那还得等到半个世纪以后。譬如被誉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张悦然，第一次看她的作品是《葵花走失在1890》，当时还觉得不错，便兴致勃勃地去看她的其他文章，令人失望的是，她的其他东西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远不及《葵》，并且显得单薄而脆弱。抑或是时代变了，如今定义的“才女”不过而而。想当年陆小曼被誉为“才女”，那是能书能画能讲几国语言的，若换做今天，只怕陆是要被媒体称为仙女、超人什么的。媒体就是在传播中不断地歪曲你、制造你、远离你，最后弄出个与你没什么关系的你。王朔如是说。

　　再优秀的人都会犯错误，再资深的作家的文章里都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瑕疵。斗胆打个比方，当拿破伦预言克林顿的时候，克林顿不会说些什么；但克林顿若是点评拿破伦，拿破伦必将发火。还不就是资历的问题。被捧得多的写手，与媒体那么一唱一和的，久而久之习惯了鲜花与掌声，于是还以为自己真是个多么出色的人物，那尊严可就不容侵犯了。人嘛，本就只该看眼前的事物，因为我们既无法看到自己的头顶上放着什么，又无法看到下巴上粘了什么，即便照了镜子，也还是平视。这才是做人的最正确方式，偏了倚了都不符合客观规律。

　　而媒体捧写手的同时生怕写手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却再所不惜浪费写手的大片光阴去写青春小说和奇幻小说。再由此去出版那些不需要历史内涵的青春故事，以及更扯不上个人经历的奇幻故事来迷惑无知的少年。而多半八零后的写手与读者不会意识到，他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列宁当年把浪费别人时间的比作谋财害命，而浪费自己时间的则是慢性自杀。可见媒体的罪孽深重。

　　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炒作团体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了，到了二战以后炒作团体的迅猛蔓延早已让有钱人更有钱，而真正实力派分子也就真假难辩了。假做真时真亦假，古人的言训差不多也就将这世界的本质巧然揭示出来。你想呐喊，人家有钱人更想呐喊，人家喊得比你大声，你有何奈？倘若鲁迅在这个时代写杂文，早被那些老奸巨滑的媒体枪毙了。不过不要以为鲁迅在这个时代会去写文章骂媒体，他是聪明的，识时务的。否则他在日本学医的年头，发觉中国人不是身体不好而是缺乏精神食粮时，就不会改行一跃成为文学大师。其实毋须愤慨，人生本是一场戏，你站在戏台这边向对面的戏台望去，悠哉游哉看大戏，看了大戏写戏评，与己无关痛痒潇洒自在不是很好么？预言家说，2010年是一劫，事情发生在台海。那时必然会引起科技的再次突飞猛进，若想知道炒作团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你活到那一秒就能看到。旁白一句，生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全看它的弊处，到底人还是要生存的。

　　［二］片面阅读，盲目崇拜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人在文字上玩小聪明时，读者若走马观花地去看他的东西，便不会觉得他在跟你玩花样，反而会把他的弱点当作优点来赏识；那个时候他的威力是无与伦比的。那种小聪明一旦被同行者识破，掩人耳目的弱点则可能被一些无知的人效仿，如此一来，那威力便远不及当初一个人耍威风的时候来得厉害。因为那个弱势开创者在扬长的同时将自己的缺点狡猾地反败为胜了，而那种弱势的威力所能使用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的，到了有限范围以外的人手里，却又将弱势开创者的“反败为胜”转为“反胜为败”了，此乃无知者大愚若智的现象。

　　好比《幻城》红了，你要说他写的是给初中生看的，可那销售量就是赛过人家谢冰心女先生。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总该深思了。初中生写作刚刚由小学生的天真无邪进入高中生的多思善感，这其中必然存在着蜕变时期的迷惘与无奈，同样的迷惘与无奈由此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从而产生共鸣；再加之肤浅易懂的华丽辞藻那么一堆砌，稍识几个字的人便更是爱不释手了。很多真理不是流露于笔端的，要想意义深刻，则必须让读者从最表层的现实看到最基层的本质。否则，它就是一篇肤浅的东西。冰心受到国际人士的推崇而郭却不然，那自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冰心是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的人，一路从祖国的衰败颓伤走向新中国的渐步富强，那种时代的少年与和平年代的少年首先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遭境，这使得两代人之间在无形中形成了代沟，在思想深度上理所当然谢要比当代少年来得深刻得多。而在语言上，由于十五六岁的少年刚从《荷塘月色》《老残游记》选段等等等等课文中学了十几种修辞手法，外加生活路子的平坦宽阔使得他们在文字华丽上的追求远远走在思想性的前列。这便是八零后与文革前出生的人难以望其项背之处。

　　再回到“弱势开创者”玩小聪明的话题上。起初《幻城》的一炮打响，响声震遍了四海河川，之后那便不只有八零年代的写手在发威了，而是七零八零一起发。如此一来，这威力可就弱了。一王独霸一“城”，乃享尽天伦之乐，天下苍生亦拥之护之；二王分“城”，好比三家分晋，百姓中亦帮派自成；多王裂“城”，那就必将导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了。所以后来《固城》《倾城》《空城》等等等等七城八城的产生，在我们这些“城民”眼中也便无所谓“王”是谁了，我们只是一群战乱中逃难以躲避现实的劳苦贫民而已。这时，上面所说的“弱势”已不能发挥“转败为胜”的功效了，而是山穷水尽威力枯竭了。《天亮说晚安》和《天亮以后说分手》亦是这个道理。

　　八零后写手在作文上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是，不少人在作杂文时将自己的思想与前辈作家的思想搭错了轨，步入一种为前辈的文章写“续集”的误区。好比刘强的文字可以很强地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生活学习都与历史文化紧密挂钩，这是阅读面广博的体现，固然值得揄扬；但细心的人不难发觉，一种文化被后人结合成另一种文化后，其中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容易丢失；而后人续前人作品记录下雷同的感悟，就好比在给前人写续集。毕竟名人也是人，而那些名言只是前辈给后来人的铺路石，能从那些话中悟出真理，从而有新的发现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种生物，偏偏就存在人类，这本是件矛盾的事情。而人类只要有理智的头脑，多半都是有潜力说出有道理的话的。

　　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新鲜，那种激人博思的力量，它不是“外在的本质”。所谓“外在的本质”，即你把自己读东西时的感悟不加思索地写出来，坦坦荡荡地表露在读者的眼底。若在任何文章里都为了寻求前人已有过的真理或共鸣，那写文章的意义就不那么显著了。这是种错误的写作姿态，也是八零后年轻写手，尤其是杂文写手的通病之一。作者在作文时，更多的应该是通过现象让读者去发现其中的本质，如此才能使得文章更加含蓄耐人寻味。否则就好比《还珠格格》的续集，续得越长越显肤浅，倒不如作者精湛一点，一气呵成，出个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的长篇巨著来倒能独成佳话。

　　同类现象的另一种“歧想象”是，写手喜欢一本正经地秉着历史与名人名言，写不是论文的论文。譬如张佳玮，兴许不苟言笑是他一贯的风格，但若把这种风格也放进文字中去运转，不免显得死气沉沉老气横秋。假若单纯把历史重组，打破旧教材内容的泛与滥，那就成了学术报告。太多大学生之所以在万分肯定著者的高深度论文的同时还会打呵欠，就在于作者太绷着脸孔作文字了。写此类文章要求一“精”字，自然可以采取一些委婉的手段。倘若在你深沉的同时能以幽默的手法来组织文字，这样便能够为读者的呵欠降噪了。这种幽默在余秋雨的《小人》、孙绍振教授的《“阿拉”的命运》《美女危险论》等诸多文章以及李敖的语言风格中都常有体现，把那种幽默精神加入你所研究出的文字中去，就更显调动读者的胃口了。但，要把论文写到这份上并不是人人努力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一种生活上的惯性幽默，乐观的人比较有潜力发挥出来。

　　张佳玮尤其注重名人名言的运用，而在他看来，那又成一种风格。何为风格？即一个人的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点。这种思想和艺术特点需要的是作者对它的真正理解与感悟，以及经过大脑而用心加工出来的真理的体现，这并非堆砌大量的名言信条就能达到目的的。杂文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依据不是用来生搬硬套的，作者在运用的时候务必有过认真的思考，否则就是一种条条主义，一种错误的理论。每个人的东西除了风格以外的，必然存在值得赏阅与批评的地方。而风格也有优劣之分，并不是独成风格的就都是好风格，好比孙绍振批评叶兆言的文章太过严肃，其实一板一眼就是叶的风格。

　　还有些年轻气盛的人似乎有“反动派”倾向，喜欢在若干个BBS里死命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种刊物砸砖，甚至成帮解派地灌水道：“反××的进来（开会）”。其实非要说反个什么人什么风格的那倒没必要。凡事终归不能偏激化处理，假若一概要把某人或某物置于死地，只添笑饵罢了。大凡天下事终归有它的多面性，单一化地处理，除了表现自己的无知与幼稚外，别无他所得。

　　八零后的写手在阅读面上的追求，时常是一味地向着杜拉斯柏拉图等等西方作家剧作家，或者得到一本资深学者的书便沉迷进去不能自拔了。这些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八零后的很多人在徒劳地崇拜外国伟人的同时更加徒劳地崇拜自己。那是一种偏激化的病态。张佳玮认为语言的学习可以从经典的古文以及优秀的翻译著作中得到，在这点上我赞同。但他认为中国的文学是远落后于西方的。这点上我就不敢苟同了。中国有中国的精深之处，尤其在早期古文中。中国的当代作品与西方相比虽然相形见绌，但中国的古代文学却一再在国际上得到多方面专家学者认可，这就不能说“中国是远落后于西方的”；而西方的作品也不能一概定论它们就都是优秀的，至少在一些荒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作品里往往存在诸多负面影响。也许西方的创新意识胜过中国，但他们在创新上获得的收获实质上是远不及造成的负面影响来得深刻的，这其中就存在着隐藏性。每个人用不同的角度和欣赏方式来看待一部作品，汲取大众意见来调解主观意识，就会比较全面了。而对于张佳玮的“不读中国的当代作品”，这又是一种阅读上的误区，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灵魂，你若不善于发现每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与垃圾作品，就无法更深刻地明白何为“经典”，何为“垃圾”，也便无法在经典作品中汲取大家们的精髓了。毕竟时代一直在变，虽做不了面面俱到，但亦不可只求片面欣赏。

　　［三］泪流满面，妄自颓伤

　　关于“泪流满面”的学问，也在八零一代身上开始有显著体现。想当年，就在二战期间几乎全世界打得你侬我侬时，罗斯福总统却模仿汉武帝玩起“休养生息”，诸国皆难美独安，于是保养成如今一派强盛的局面。好一段时间不流泪了，如今伊囚被美军虐待得泪流满面，既而拉姆斯菲尔德得被布什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气得满头包，却毫无余力再“泪流满面”了。美国人的泪全化成汗了，“泪流满面”这样幸福的发泄就难以轮到他们了。而在我国文坛中，这种液态反应的原创者则是来自七零的安妮宝贝，许是她的啜泣声委婉动听，许是泪珠晶莹剔透，许是哭姿幽雅动人，于是郭敬明被深深吸引了去。再于是就有了接二连三的“模仿锈”，一群郭的粉丝在他们的习作里也喜欢无病呻吟地写道“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站在自家阳台上仰望长满云朵的天空，泪流满面”。生活好像就是这么无聊的，有事烦你你就哭，哭够了就没事了，没事的时候再哭一哭就更没事了，反正都那么诗意。好一阵子，你在书店里瞎晃，随手拈来一本书，里边凡有写到“泪流满面”此类字眼的，八成就是八零以后写手的杰作，并且那是一本以青春为主题的书籍。

　　而事实可以用另一种姿态来理解这种液态反应。八零后的人们是勇敢的，勇敢到宁可冒险顺从一切感性化的文字、音乐，从而把理性思维和正确判断力交给上天。

　　人的意志竟可以如此脆弱，绝望的颓伤、颓伤的绝望，自己把自己逼到安妮宝贝郭敬明的文字中去，进而以更加感性而唯心的论调去蒙蔽不成熟的心灵。这导致扯出来的淡亦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原因是时下被颓废与迷惘牵着鼻子走的年轻人太多太多，他们没有真正明确自己的写作目的究竟是什么；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八零后的太多写手尚未意识到绝望的艺术在怎样的状态下才能产生美。曹雪芹之所以能著出《红楼梦》就在于他敢于绝望，但他的绝望并不是无病呻吟和妄自颓伤的，而是在和伪个性做斗争；他将追求名利、追求自由和追求学问三者区分开来，学术与艺术相得益彰，感性与理性的呼应也便游刃有余恰如其分了。郁达夫如此，余华亦如此。而在八零年后的写手中有没有？有，建议去看看刘卫东和刘强的。感性的东西并非不能写，而是你所体现的精神是否具有文学价值。

　　八零后的写手中将会涌现出一大批冒险家，但似乎都是在无的放失地寻求一个飘渺的目标而冒险。韩寒为逃避应试教育而冒险；秦惑为逃避物质世界而冒险；颜云为逃避流言蜚语而冒险。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若换做在战争年代，这本“经”就会是万众一心的了。抗日战争时期，民众为把日本鬼子赶出祖国大地而冒险；新中国成立后，众生为求识图强而冒险。八零后，年轻的人们为寻求梦中的乌托邦而冒险。因此，这种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终有一天，他们会从幻觉中醒来，而后都会觉得自己当初实在可笑。八零后的命运里有着共同的瑕疵，就是因为那些瑕疵，迫使八零后的青年们要博览丛书，博闻强识，更重要的是在思考的过程中领悟过来人的感知，以弥补这个时代的安逸所造成的悲哀。太多例子的真实对比证实了在炒作性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更多的是需要充电，多读少写才能体现更多，否则你写得泛了，滥了，所导致的只会是越来越肤浅，从此走向没落的深渊。

　　林静宜完稿于福州

　　2004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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