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的演变，比较《牛郎织女》、《白蛇传》都简单些。虽然后来在许多有关梁祝故事的说唱文学中附会了不少和故事无关的情节，但是中心主题仍旧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梁祝故事的演变时，最好根据历代主要而可靠的材料作分析，不必过于旁征博引，繁琐考证，打乱线索。
关于梁祝故事演变最早的材料，有人说是从《韩凭夫妇》和《华山畿》的故事蜕变而来，也有人不同意。说梁祝故事是从这两个故事演变而来，并非指它们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而只是说这几个故事之间，情节有些类似。最突出的类似之点：就是它们的主人公都能坚贞地为纯洁爱情而死。
死后不管是"冢合"，或者"合?quot;，或者"化鸟"，其目的都是在于表现他们的精魂不死。又因为这些故事大都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它们之间的情节有些相似，也是不能无因的。明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说："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但是表现存从《永乐大典》辑录的《金楼子》无此记载。徐氏的话虽不能全信，我想他也不会毫无根据，凭空捏造。因此，也可以凭此推测说这是梁祝故事起源于六朝的一个线索。并且，这种推测和当时由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语）的宗教思想，从而产生志怪小说的风气也是不无关系的。
鲁迅说："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和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quot;（《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中肯地指出了志怪小说产生的社会根源。不过，为慎重起见，梁祝故事最早的文字材料，还是应当从宋张津《四明图经》所引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算起：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这个故事当是在民间流传可能较有情节，可惜梁氏记载太简略，恐怕不是它的本来面目。
但到了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故事情节就发展得更具轮廊了：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贸阝令，病死，葬贸阝城西。
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奏墓曰义妇冢。（见翟灏《通俗篇》《白仁甫祝英台剧》条所引）
在张氏的记载中已明白指出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好象在民间是实有其事似的。同时，因为梁载言和张读都是唐代人，他们记录的故事，至少早已流传人民口头，才能引起文人注意载之于方志中。
何况民间故事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能广泛的流传开来。所以梁祝故事联系起《识小录》的线索，其产生时代，是有理由上推至六朝的。
以上所举关于梁祝故事的文字材料，一般都比较简单。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倒要算从今天看来思想较为落后的宋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
虽然作者篡改了故事，偷运了许多封建礼教思想于故事中。但是，我们根据它还可以探索出梁祝故事的本来面目。现为读者能窥全貌，特录如下：
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
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连，予不敏，攀鱼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
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知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许贸阝城廊头马氏，勿克。神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良，郡以神应召，诏为贸阝令。婴疾铁瘳，属侍人曰："贸阝西清道源九陇墟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宁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也。郡人不日为之茔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适马氏，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骇问篙师。指曰："无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欤？"英台遂临冢奠，哀恸，地裂而埋璧焉。
从者惊引其裙，风裂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马氏言官开椁，巨蛇护冢，不果。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孙恩寇会稽，及贸阝，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助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
越有梁王祠，西屿有前后二黄裙会稽庙。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宋大观元年季春，诏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实可考。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文谥忠，以祀以 ，名辉不朽，日新又新。
（见清闻性道《鄞县志》）
这篇庙记浓厚的落后封建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男尊女卑方面，如"慕其清白"，"生当封侯，死当庙?quot;。并且作者还有意识地加入迷信成分：如"巨蛇护冢"，"祷应"，"显灵"之类的灵异情节；换言之，作者不是出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有意歪曲人民的愿望，诬蔑农民起义，就是无中生有。
这是传统民间故事中常有的精华和糟粕鱼目混珠的现象，也是我们要批判继承民间故事的原因所在。不过，从李茂诚的记载中，虽然主题思想被他大大歪曲，但也幸而赖他较早地保存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透露了以英台为主的中心思想（如谢安奏封"义妇冢"，勒石在前，而刘裕奏封义忠王，立庙在后等）。
这些情节和现在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梁祝故事，基本上差不多。从而可以推测现在流传民间的梁祝故事，也可能是受这篇《庙记》的影响。在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故事在唐代梁载言、张读时还没有歪曲，而到宋代李茂诚就会插手利用来宣传封建礼教呢？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唐时梁祝故事虽具雏型，在民间流传得不够广泛，还没有被文人垂青，有意识地去加以篡改利用。
兼以唐代传奇风行，社会风气较开朗，文人又"作意好奇"（胡应麟语），承六朝志怪遗风，"施之藻绘，扩其波澜"（鲁迅语），乐于采异闻以寄笔端，所以文人记录民间传说没有什么道学气。另一方面，因为李茂诚是宋徽宗时人，处于南北宋交替时期，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金人压镜，国运日危。
而为了巩固统治和维系人心的空疏，理学已渐得势，一般文人都以维护封建统治和礼教为己任，尤其象李茂诚这样一个地方官吏（宋大观中知明州事），当然更无例外。何况当时"江南之俗……信鬼神，好淫祀"（张津：《四明图经》卷一）。老百姓为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建庙立碑，地方官要借此插手利用，附会其辞，用以宣传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李茂诚也就不借用"显灵"助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情节，来颠倒黑白，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了。
梁祝故事发展到此，它本身的情节，已说明故事到这时已发展成型，虽然还没有"化蝶"的结尾，但是已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果梁祝故事的发展要分阶段的话，那末，自东晋到唐末，可以算为故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同时也应当注意，由于封建文人插手利用梁祝故事，借以宣传封建礼教，故事的情节和主题，从这时起也由单线发展而分为两根线索加以发展。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就表现了故事发展的这个转折点。
从此以后，反映封建统治思想的梁祝故事就以《义忠王庙记》为代表。
人民群众则根据他们的意愿，仍旧在口头丰富和发展着故事情节。他们和《义忠王庙记》以梁山伯为主不同，故事的中心人物多数以祝英台为主。这种主次的区别，从表面看来，有时好象是以地区为中心的。比如说，相传梁山伯是宁波人，宁波人就以梁山伯为主；相传祝英台是宜兴人，宜兴人就以祝英台为主。
但实际不然，因为梁祝故事，除宁波、宜兴两地之外，安徽、山东、甘肃、河北、四川等地（包括少数民族）都有这个故事流传民间，并且还虚构其坟墓和读书处以证明故事产生其地的真实性。这一方面说明故事流传的广泛，一方面也说明结合地方情况在不断地继续发展。因此如果仅以地区为中心，就不足以说明故事的演变。
但从现在各地流传民间的梁祝故事来看，以祝英台为主角的一根线索还是占绝对多数。这说明梁祝故事中的人物，人民虽然不讨厌梁山伯，但是却更喜欢祝英台。就连词牌（越调）也称《祝英台近》，而不言梁山伯，可见英台给人印象之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反抗封建婚姻的故事，与其用男人为主角，不如用女子为主角，更富于反抗性，更具有教育意义。
不过，遗憾的是，反映人民思想感情而以祝英台为主的较完整的文字记录，一直到明代冯梦龙在《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的入话中才有记载。而正式在地方志中为英台立传的，要算清（道光）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可是，如果和庙记的情节比较起来，再证以冯梦龙的记载，显系和庙记产生于同一时期。
至于"显灵"之说，可能是受庙记的影响。但是小传故事既以英台为主，由于情节相似，出发点不同，所以它的主题和庙记判然有别。现为证明梁祝故事另一条线索的发展情况，也录小传全文如下：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
"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善权山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祝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贸阝令，过祝家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也。
"梁惊悟，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遗书（亦作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墓前（亦墓字前有梁字），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裾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冢。
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祝英台"云。
（见清光绪吴景穑：《宜兴荆溪县新志》）
这篇小传的情节，较庙记就更接近我们现在流行的梁祝故事（戏曲）情节。虽然记述人也有意冲淡矛盾，如"愆期"，"英台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但也增加了"父母欲为择偶"和"以妹妻君"等重要情节，我们现在的梁祝故事改编者，大都以这篇小说为蓝本，参考民间说唱材料而编写。
也就是说，梁祝故事的本来面目，也赖这篇小传更详细地保存下来。虽然"化蝶"的情节，在宋代薛季宣的诗中已有"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之句，但到这时才结合地方环境，有机地组成生动的结尾，从而充分表现了梁祝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死。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庙记在宋朝就有了，而小传直到清代才完成？答案是清楚的，仍旧可能是由于历代封建文人重男轻女的偏见推迟了把它用文字写定。
不过，偏见，到底是偏见，人民的理想毕竟是理想。因为人民群众的创作，总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为原则，他们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总是同情被压迫者，相信自己的力量，歌颂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梁祝故事既然产生于东晋，当时由于士族制度，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
青年男女在这种严格的阶级对立情况下，纵然有缘相识，互相倾慕，但是由于门弟、身份等的关系，婚姻不由自主，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梁祝之不能成婚，恐怕由于传说中说梁山伯出身寒门，因家贫，推延婚聘之期，直等到后来作了县令，才至祝庄访友，是一个主要原因。
当时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说。如梁时，王源嫁女给富家满氏，沈约就上表弹劾，说王源污辱士流，莫此为甚，并骂满氏"非我族类"。梁祝故事不正是这种封建门弟关系的反映吗？过去梁祝故事的文字记录材料在反映六朝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方面，是不够具体的（可能在民间口头流传上较具体些）。
直到明清戏曲、唱本和民歌，最后到小传出来，才逐渐明确地表现了这种历史背景。也可以说故事发展到这里（指文字材料而言），才全部道出了它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梁祝故事也才真正得以形成（按情节的形成应如前面所说，可上推到宋代，和庙记同时）。所以，从现有的材料而论，梁祝故事的完全形成，是宋代到清末，这也就是故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至于自清末到现在，可以称为第三个阶段。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革命战斗，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已获得解放，完全站起来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已普遍提高，因而对梁祝故事的看法，起了根本的改变。就是说自清末到解放前，梁祝故事的戏曲和唱本，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更多了一些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但基本情节和小传还没有多大出入（投胎、还魂之类的迷信、宿命思想，不在此例）。
所以在这里不详述了。不过，解放后，由于党对戏曲艺术采取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戏曲面目焕然一新，原为戏曲保留节目的梁祝故事，自然也有新的发展。现在新改编的京、川、越几个剧种的梁祝戏就代表了故事的这个发展。而越剧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可以作为这一个阶段的代表：
古时，上虞祝员外的女儿祝英台，想往杭城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乔装男儿，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勉强应允。
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会稽书生梁山伯，在草桥结金兰。从此，两人同窗共读，形影不离。
同学三年，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个女子。
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临行，托师母为媒，决与梁山伯偕老终身。不料归家后，为其父强许婚太守之子马文才；待梁山伯赶到祝家求婚时，美满姻缘，已成泡影。梁山伯悲恸欲绝，归后病亡。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而马家迎亲花轿已临门前。
祝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记）
首先，正史是没有记载“梁祝”的故事的，所以，要说“真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什么情况”，只能从其他典籍中考证，由于这个故事来自民间，各种记载出入颇多，因此没有定论。
中国许多古代典籍中都记载了梁祝的故事。唐朝张读的《宣室志》中写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
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宋代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中称：“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鄞）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藩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明代黄润玉在《宁波府简要志》中说：“义妇冢，县西十六里。旧志，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学，……。后梁山伯为鄞令，卒，葬此，英台道过墓下，泣拜，墓裂而殒，遂同葬焉。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
”明代张时彻在《嘉靖•宁波府志》中云：“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城西清道源。”清代徐时栋在《光绪•鄞县志》中称：“梁山伯、祝英台墓，县西十里接待院后，有庙。”
雍正十一年修《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谢安执政时期，梁山伯为会稽山阴人，祝英台为会稽上虞人。
《鄞县志》和《宁波府志》都有记载：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曾任鄞县县令，政绩卓著，被奏封为“义忠王”。
宋代大观年间明州（现宁波）知府李茂成所撰《义忠王庙记》记载，梁山伯身为当地县令，英年病逝。
宁波市高桥镇梁祝墓地附近，有一处名为“九龙墟”。
据碑文记载，梁山伯任县令时，因治水积劳成疾，生前嘱人九龙墟为安葬之地。宁波一带还传说，当年为帮助百姓度过饥荒，梁山伯不顾皇帝禁打令开粮仓赈灾。皇帝听信奸臣谗言将梁山伯处死。除了这个传说，还有梁山伯带领百姓治水的情节，在宁波梁圣君庙的壁画中都有表现，而且庙堂内的三个牌匾分别写着：扶伦植纪、保境爱民、风节超然。
梁祝故事应该确有其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男扮女装的故事都发生在南北朝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妇女的地位较高，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比如著名的木兰从军，还有南齐的娄逞，也是女扮男装进京读书“编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
事发（齐）明帝驱令还东”，这件事是记入正史的。因此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的故事应当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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