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纪实:打工妹的采访故事 (超长，不顶勿进）(转载)

打工妹的采访故事

　　作者：胡传永

　　【原编者按：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自杀的青苇，被杀的韩桑，失踪的袁芹，疯掉的柏家芸……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年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乡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运?】

　　城市的高楼在不断耸立，经济在不断发展，然而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呢?一个庞大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同样是女性的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这篇含泪带血、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述，是否会唤起我们良知的一次苏醒抑或是心灵的一次震颤，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如今已熟视无睹的群体投以应有的同情与关爱呢？】

　　那天我和莽汉一道去青岛，早上起迟了，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车了。将近10个小时空当，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找了块干净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盘桓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猜他们的身份身世何去何从。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坐离我不远的中年男人的肩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弯里，顿了顿，就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下摸捏。这时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在广场的另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须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双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乡土的诉说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笔者)。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何止!———笔者)，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声，是那种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头不吱声了。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了好几十个人。他们一阵嘀咕之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然而，我越是否认他们却越坚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来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来我们乡下做甚?”说着，他们又相互商议起来：“……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搞暗访的记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在替自己极力辩解的同时，也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据他们反映，他们村民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瞒天过海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上访，反映他们耕地被出卖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不曾想我这个不速之客让翘首盼望处理结果的农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区政府派来“再说”的关键性人物。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香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包不住呀……”倒挂就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就在我快要结束采访时，一位大嫂突然挤过来一把拉住了我：“您给讲讲，我家菜花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来吗?她甚时能回来呀!”说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没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亏那位漂亮的农家女过来解了我的围，她劝开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诉我：她的女儿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开头几个月直朝家里写信还寄过钱，后来就没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儿想的，变得疯魔了，见到陌生人就乱打听。

　　从新桥回来，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村支部书记韦立仁一见面就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长发的老祖母死了，按当地风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个人才行，而这8个人又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哪儿去找这8个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凑齐5个老弱病残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个只好让年龄在10岁多一点的小男孩顶了。如果说新桥由于耕地被卖确实存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农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上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就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钱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加一块又得去掉几十元，上郢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在我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骨连着肉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如今的农村干群关系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敌对关系了……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一道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里屋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俗话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个穷家；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不走又哪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出门在外容易吗?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计划生育也越来越难搞了……如今的打工跟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又从我原来走访过的村庄里挑出了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将它们的有关情况与新桥上郢比照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重，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统计，据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

　　那天，正在乡下采访，我听说油坊村请了戏班子唱戏，我也撵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刚刚坐下，就过来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领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四五岁左右。她问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让我挤挤坐?”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给她腾出了地点。等她坐下了，我们交谈起来：“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六十三了。”“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孙子，外孙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鸹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张嘴要吃，我得给他们烧；晚上睡到床上，14条腿蹬被子，我得给他们盖；打起架来，惹起祸来，我得当他们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让你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咱全家打遍全国!(笑)”“还有四个孩子哩?”“都上学去了。”“成绩怎样?”“甚啦?”(老奶奶装成没听清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听不懂“成绩”二字，只好换用方言问)“他们都念进书吗?”“哪个晓得!我又不识字，念成甚样是甚样，靠天收呗。”“没人辅导?”“甚啦?”(她又听不懂了，我赶忙换口)“考试的分数你晓得不?都有多少?他们散学回来做不做作业———就是写不写字?”“不写，从来不写，没见他们写过，尽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懒问，他们自个吵架，说什么鹅蛋啦，什么不结壳(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条命，哪烦得了这神!结壳了也好，不结壳了也好，我烦不了……”

　　“您是领得太多了。”“没办法，如今乡下都这样，中间的走了，丢下两头。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个人带了10个孩子，除了她自个的孙子外孙，还加上邻居家的两个。我跟她见面时还编了顺口溜哩———吃起饭来一桌小嘴，睡起觉来一床小腿，闯起祸来一脸眼水，念起书了一×胡扯……”说到这里，老奶奶捂着自个豁了门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却没能笑将出来。

　　趁戏还未开场，我又赶紧打听了另几个带孩子来看戏的老人，他们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位老人甚至还说：“念那×簧子书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学，迟早还不是跟他们爸妈一样出去打工!趁眼下还小，匪让他匪去，疯让他们疯去，好歹落个小时自在，大了再苦我们也管不到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隐性问题。正如我的诗人朋友雪女在一篇报告文学里写的那样：“土地的荒芜是现实的荒芜，而孩子的荒芜是未来的荒芜。在金传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带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败，也许这就是整个农村的弊端和失败。不识字渐失活力的老人，识字不多年幼无知的孩子，是人生的两头，都是需要别人来关心和照顾的，而农村的现实却强行把这两种弱势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传明，即是我乡下哑巴三姐的儿子。他们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兴园种庄稼忙家务……她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啊!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疼，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为全部抛荒的故乡、故土、故人们，为他们的当下伤心，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采访中，我始终特别关注我们的女性打工者。她们可是弱势中的弱势!情况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总人数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市劳动局一位负责劳务输出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诉了我一件真实事情：1986年，一位要人派人从b城下来通过他们从某老区县招收了20多个年龄在18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说是去当高级宾馆的服务员，但谁人心里不清楚，要她们去干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活!县里还像模像样地组织了欢送仪式。豪华气派的专车接走了她们……一走就是十几年，没见一个人回来过，也没听说一个人成过家，有了孩子……尽管当时由官方出面，将这次输出说得天花乱坠，但做父母的在女儿踏上车门的一刹那，几乎都流了泪，有的还放声大哭，明明知道女儿是羊入虎口，却又不得不让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儿家们，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国又何止这二十几人!

　　我的一位采访对象这样对我说：“什么搞活经济？还不是拿我们穷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泪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垫他们的基础!”

　　如果说这位打工妹的话有点偏激不足以表明什么的话，那么下面一位五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观而又冷静的言辞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她在来信中说：“谈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打工的人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苦衷)的。打工妹们并非像报上说的那么‘自豪’，哪个农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家里太穷了!……有的人不理解我们，问为何不上中专大学?这太简单了，国家把学费抬得那么高，有多少农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难题是性骚扰。这种事很普遍。有的当地男人见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这让人想到咱们国家太不公平，农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了半截———农村户口呀!如今虽然花钱能买到(城市)户口，可没有钱，我们又能买到什么?胡老师，这几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会阴暗面，体制上的不公，为什么国家不改改?的确，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时堕落了，可又有谁能理解她们的内心?我每次从电视上见到扫黄就反感。国家应该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权有钱的男人，而三陪女并非像报上说的都那么坏，她们实在是无出路。比如我现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还要交什么暂住费等等，能剩几个钱?这些都好不合理……”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乡下女孩。我们一直未见过面，认识她是因为她向我负责编辑的《映山红》杂志投稿，投的都是诗稿。尽管我们杂志能刊发的诗总是有限，但她的来稿一般都能被选用，因为她的诗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让人感动。如她在《永远的故乡》里写道：

　　乡情———冲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彻骨的心醉

　　乡音———用先祖的血脉／在心底酿造的一坛老酒／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

　　乡愁———睡觉在梦里／吃饭在碗里／雨天，和进屋檐滴下的水声里／晴天，痴入夕阳西下的余辉里……

　　乡路———一根弯弯曲曲，无远不至的马鞭／时时催我，跃马回家的路程……

　　一个多么优秀的乡下女孩，却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挣扎。她还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乡下打工妹们故事，年轻的王芳芳，在向我倾诉她们的苦衷她们的困惑她们的无奈时，语气是那样的沉重和沧桑。

　　畸 婚

　　下面是两个乡下打工妹的生平简历。

　　韩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岁去广东某市打工，20岁成为“二奶”，21岁生子，22岁在广东遭到谋杀。

　　袁芹：六安市码头镇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岁去河北某市打工，21岁成为“二奶”，22岁生一女儿，现失踪。

　　我不知道将她们俩放到一篇文章里去写是否合适，她们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六安东乡一个在六安西部，她们打工的地点也不在一块，一个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我之所以将她们二人放到一起去写，主要还是因为她们“二奶”的命运和不幸遭遇几乎相似。我在写韩桑的时候想着袁芹，在写袁芹的同时也忘不了韩桑。有时我把二人当成了一人，有时又把她们当成了一个群体。

　　先说韩桑吧。她是我着手调查农村打工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这个系列采访还存有不少顾虑，想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庸之人，斗胆将笔触伸进这片浸透了乡下女孩子辛酸血泪的特殊领域是否有点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烦?尽管凭着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义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无法保持住永远冷静和麻木，但我在听到韩桑的有关传闻时也还是长叹一声算了。

　　韩桑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来人说起了韩桑。回故乡时顺道看了韩桑的父母及韩桑的弟弟。那时韩桑还没有死，但家里已为她背上了“丢脸”的黑锅。因为在外打工的韩桑没有结婚却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韩氏夫妇虽没把我当作外人，却也不愿向我透露半点他们的女儿在外的有关情况和任何细节。正当我准备放弃这宗调查时，乡司法所小宋突然打来电话，说韩桑死了，就种种迹象分析，系被谋杀，要我赶紧回去一趟。当时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着要见一个名叫青苇的采访对象，但由于韩桑的这头事急，我只好放下电话搭车走了。谁知这一走，就永远地错过了我和青苇再见面的机会。几天后回来，青苇已自杀身亡。

　　青苇原也是个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时上当受骗染上了毒瘾，当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服毒自杀了。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难的消息传来。正是因了这些个乡下女孩子的死，我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决心要将这次调查采访进行下去。我和韩桑相见在一片松岗上。那天，给我带路的乡下同学领我走过几条田埂，爬过一道坎坝之后，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说：“就在那儿了，你自个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黄昏了，有点迷信的同学害怕撞上了阴气，没心没肺地忘了我也是个胆子很小的女人。但与她不同的是，我的心头上压有一份沉重，我是专为采访韩桑而来的，我要尽可能地走近韩桑，和韩桑对话。

　　我硬着头皮从路边的林子里折了根桃枝，据说桃枝是可以驱邪的。“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乡下三姐家见到过的小韩桑，那时她才12岁，和三姐的小女儿是同学。因为长得特别好看而又穿得特别破旧，所以小韩桑留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她的小褂儿上密密麻麻补满了补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来是什么样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虽是个哑巴，但她知道韩桑家穷，韩桑是个可怜的孩子。韩桑临走时，三姐在她的书包里塞进了几枚熟鸡蛋。韩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树下，回过头来，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从此，小韩桑伴着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面对着的却是这样一座新坟和新坟后边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韩桑，迎着你父母为你竖的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归来了没有?千里迢迢，车来车往，你找得到回乡的路吗?我知道，你今年才22岁，虚龄，和我的孩子是同龄人。我的孩子，此时正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画画，而你却撇下了父母，当然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长眠在这片荒凉的松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说的话不能再说?压了多少想申的冤无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机，想给这里拍张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从未出过任何故障的相机，那天的快门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为是电池用完了，赶忙换了两节新的装进去。换上新电池后的相机，快门仍然按不下去，无论我如何摆弄都无济于事。

　　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天腾出一片粉白色的雾气，我将取景框对准雾气后面的夕阳，那是一幅绝妙的水彩画。谁知，咔嚓一响，相机的快门自动落下。当我再将镜头收回到韩桑的新坟时，偏偏胶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韩桑不愿让我拍照。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过来，近了，见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还有韩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们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韩桑的死。22岁，人生才刚刚开头!谋杀，这是多么残忍的剥夺!她若不是因为贫穷，她若没有出去打工，她若……还假设什么?她已经死了……

　　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拧亮了电灯，将韩桑的有关记录整理如下：

　　18岁读高一，成绩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逢上大忙季节，总要她请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来就患有严重贫血的母亲突然流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求立即为病人输血，没有钱买血，韩桑和弟弟韩松都要为母亲献血，可韩桑的血型和母亲不合，结果15岁的弟弟在抽血时，一下子晕了过去。韩桑连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用下跪磕头的办法求借了几百元钱，她将这笔钱交给了父亲，便随市里组织的一批劳务输出队南下打工去了。

　　落脚的是一家罐头厂。韩桑干的是手工剥橘子，这种活虽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气，但非常困顿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做下来，人就累成了面条，浑身软绵绵的。

　　有一天，韩桑累得头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没人注意时，吃了只橘瓣儿。谁知躲在暗处的监工跑来了，一只手紧紧地钳住韩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韩桑嘴上使劲地抽。韩桑顿时被打得流了鼻血。这还不算，月底发工资时，竟要扣掉她20元钱。韩桑就问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钱吗?”领班的便要韩桑立即卷铺盖滚回老家去。韩桑哭了，求他不要撵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资，因为她家里生病的母亲等她挣钱去还债……然而，毫无人情味的领班硬是将韩桑的铺盖衣物从女宿舍的楼窗里扔了下来。韩桑恨不能随着自己的衣物也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亲，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步一声哭地向工厂的大门口走去。正巧厂长李某从大门外进来，一抬头看见哭着的韩桑，就随便问了一句：“怎么回事?”韩桑见是厂长，扑咚一声就跪下了，求厂长网开一面，不要把她朝绝路上撵。李某用手托起韩桑的下巴，看见这个外来的打工妹长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韩桑留下，并把她从车间抽调到厂部营销处。

　　几个月下来，韩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了。后来李某外出时，还找借口带过韩桑。他告诉她，他还是单身。没有一点真诚，也没有任何允诺，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一切又是那么简单。因为她年轻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为她年幼无知，她竟给了他……他在外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当起了厂长的“二奶”。19岁的乡下姑娘以为这便是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了。她曾好多次提出要和李某一道去把结婚证领了，但每一次都是被他嘻嘻哈哈地拒绝了，并笑话韩桑少见多怪改不掉乡下老土的毛病，什么年代了还在乎那些过时了的形式和程序……韩桑本来就觉得自己被厂长“爱”上是天赐的良缘和福分，他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对的，她又何必要他去做违心的事呢?

　　只是有一次，韩桑在接到家信后对他哭了，她说她的父母非常在乎结婚证的事。他便哄她：“等你生了大胖儿子，我就陪你去领结婚证了。”没多久，韩桑怀孕了。她在心里天天祷告，求送子娘娘无论如何要保佑她生出一个胖儿子来。在她20岁的春天里，她产下了一个8斤多重的男婴。她再次向她提出了领结婚证的要求。他先说等孩子满了月，后又说等孩子盈了周。韩桑哪里知道，这个李某不仅是在玩弄一年乡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为了借腹生子。他的结发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但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得和她离婚。在与韩桑周旋的同时以及之前，他还有其他的女人，但别人都不愿为他生下孩子，于是，他便打起了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年轻貌美的韩桑就成了他的猎获对象。

　　孩子盈周了，可以断奶了。自孩子下地后便来得稀少，偶而来了也只抱孩子玩一会儿就走的李某这一天晚上住下了。当他和她正滚在床上的时候，门被突然打开了。是用钥匙打开的。李某的妻子带了几个人一齐冲进来，将韩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顿拳打脚踢，并威吓道：

　　“你勾引了有妇之夫，破坏别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韩桑被吓坏了，跪到地上一个劲地求饶，说她不知道李某已经结过婚。韩桑眼睁睁地看着李某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揪着李某随众人扬长而去。第二天，韩桑就接到了工厂的除名通知。无处诉说亦无处可去的韩桑只好搭车回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家乡人谁不知道韩桑当了厂长的外房并为他生子后又被她老婆赶回来?韩桑的父亲见人抬不起头来，恼得吃不下饭，喝不进水。有一天，他将韩桑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得回去，好歹要给你老子也是给你自个讨片脸皮子回来才是!”

　　韩桑更是思子心切，于是又一次南下，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李某见韩桑又找了回来，搞不清她的究竟，就好言好语地先稳住她，为她在工厂前面的街口处租了一个门面，答应她等房子收拾好了，就把孩子抱过来……韩桑哪里晓得，李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探听她的虚实。纯真善良的她没等李某再耍更多的花样，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全告诉了李某。她完全忘记了父亲临行时的交待，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一次相信了骗子的谎言，心平气和地张罗起店面的装修来。

　　那天她挎了一兜东西刚转过街口，突然一辆未挂任何牌号的大卡车从街后的巷子里向她冲了过来。她一回头看见了，赶紧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车仍穷追不舍，她又慌忙躲到一块路标的旁边，结果这辆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车撞倒了路标连同韩桑一起轧了过去。韩桑惨死在离罐头厂大门不足100米的地方。当时厂门口有两个目击者，他们都是外地来罐头厂的打工仔，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当他们认出那辆卡车就是经常要他们装货卸货的本厂大卡车时，就一路跑着喊着去找厂领导，说他们千真万确看见了，是厂里的大卡车故意要轧死韩桑的。厂长李某亲自接待了他们，一番谈话过后，两个人又都改了口，一个说他当时正在望呆，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个说他看见了，像是韩桑自个要撞汽车，汽车为避人，结果将人行道上的路标也撞了……韩桑死了。家里人接到的消息却是韩桑因车祸受伤，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韩桑的父亲已预感到女儿可能没命了，瞒着妻子夜里偷跑到一个名叫沙洼的荒地里捶胸顿足，仰天长哭：“可怜的桑儿呀，老子对不起你啊!你从小到大，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魂……我这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一辈子混成这样!让自个的骨肉抛尸他乡……”

　　韩桑的一个堂叔卖了家里的耕牛，去了乡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要帮帮查清韩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韩桑的尸骨带回来。

　　小宋后来告诉笔者：“他们(指负责调查办理韩桑案子的当地警察和法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把外来打工者的死当成一回事，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想方设法回避我们，推三阻四拖延我们以把我们打发走为最终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韩桑系被谋杀，她的死只是一桩普普通通的车祸而已。他们的裁决是：让肇事车主的单位，也就是韩桑生前打工的罐头厂赔偿死者易地安葬费7000元，父母一次性赡养费1万元。至于孩子，他们根本就不承认韩桑曾生过什么孩子。他们反问我们死者生前从未结过婚，怎么会有孩子呢?甚至要我们出示死者生前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准生证。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在那里和他们慢慢磨下去，盘桓了一个星期，绞尽了脑汁磨破了嘴皮也伤透了心，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这项极不公正的裁决，抱着韩桑的骨灰盒回来了……”

　　自韩桑的堂叔走后，韩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个大坝台上，朝着南来的小路上张望。尽管她在心底里已知道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她还是希望女儿能活着回来，哪怕是瘸了脚，断了胳膊，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天天能和她说说话，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也就足够了。她将韩桑在家时睡过的小床铺了又铺，蚊帐上的破洞也都补好，她甚至还拿起了多年没沾过手的绣花针，为女儿赶绣了一只花枕头。“我的乖乖，你回来吧，这次再回来，妈哪儿也不再让你去了，再不让你爸骂你一声丢人现眼了……你就陪在妈妈的身边，带带孩子……妈要教会孩子唱会你小时候唱过的歌：登高山，望姥姥，姥姥想我瘪瘪嘴，我想姥姥手招招……

　　“你可不能撇下你妈不管了呀!”韩母站在村前的大坝上，望着南方，一天数十遍地呼喊，回到家里，跪在堂屋的供柜前，一次数百个头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们终于走进了她的视线内。怎么去了三个人回来的仍然是三个人!韩桑呢?她不敢看但还是看见了，韩桑的堂叔的怀里抱着一只盖了红布的盒子!那又能是什么盒子!那盒子里装着的是她日夜望归的女儿的骨灰啊!...

　　刹那间，天旋地转，她的眼睛一阵发黑，咳着嗓门大喊了一声：“我的桑儿乖乖啊……”一头栽到了坝台下，柔肠崩断的母亲从此失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大凡女人家，都有过极度伤心极度痛苦的时候，无论用什么法儿排遣或释解，都不如向别人倾诉管用。韩母痛失了女儿，上苍却连她向别人倾诉的机会也给剥夺了，这是一份多么残忍的剥夺!安葬韩桑的时候，听说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原先指责过她的老老少少也都替她喊冤叫屈。然而，韩桑的父母及族人，至今仍以韩桑是死于普通车祸向外人道，他们为了所谓的面子，家族的名声，不愿承认韩桑是遭到了谋杀，当过别人的“二奶”，为李某生过什么孩子。

　　倒是至今仍在罐头厂的打工的几个同乡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后站了出来，一起跑到当地检察院，控申厂长李某及李某的妻子蓄意杀害了韩桑，可惜这几位同乡没有一个是事发时的目击者，查无实据，又是不了了之，还被砸了饭碗。

　　我在乡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整理完我的有关记录，天已经亮了。我不想再麻烦小宋他们，简单洗漱了一下，便挎上包一个人上路了，我要去看看生病失语的韩母。

　　“八月露水淹死马”，到了落雁村，我的裤腿和鞋全湿透了。

　　韩父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妻子自从坝台下被抬来家就已经6天没吃没喝了，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见她，我几乎吓了一跳，她哪里还像个40多岁的活人!躺在黑黢黢的蚊帐内，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脸上全是皱纹，包不住牙齿的嘴唇干巴巴的，一丝儿血色也没有了。胳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她从破被单抽出另一只干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手，紧紧地握着，苍白的嘴唇颤抖不已，身子也跟着哆嗦起来……

　　我知道，她有多少伤心的话急于要表白要哭诉啊!可是，她的嗓子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她用手指了指对面房子里韩桑的床。我走进韩桑的卧室，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那打了补丁的蚊帐，那绣有荷花的枕头，那双韩桑在家穿过的布面拖鞋，还有那张破旧的木桌上仍摆着韩桑尚未读完的高一课本……

　　再说袁芹吧。袁芹的父亲姓陈，他是从外乡入赘到码头镇花园村独门独户独生女儿袁氏家的。袁芹母亲刚生下袁芹不久，男人便因病去世了，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袁芹只读完高小便辍学在家和母亲一道下地干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动机非常单纯：挣点钱回来盖房子。父亲在世时盖下的两间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已不能遮风挡雨。看到别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翻盖了新房，20岁的袁芹和母亲商量，她也要出去打工挣点钱回来，将两间旧屋整修或翻盖一下。母亲先不答应，后来一场暴风雨把家里的床铺锅灶都淋湿了，她才含着泪应允了女儿。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筑工地上干，没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馆雇用。餐馆的老板郑某40多岁，妻子在本市一家企业里担任主管会计，女儿也18岁了。他之所以在好几个求职的打工妹中单单挑中了袁芹，是因为通过试用郑某看出袁芹不仅手脚勤快，而且长相出众。郑某发给袁芹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但他非常善于让客人心甘情愿甚至主动将小费递到袁芹的手上。袁芹对客人在递小费时摸上两把捏上几下的浮浪举动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还扫过客人的耳光。郑某为此并不怪罪袁芹，反而劝她多想想家中的母亲和母亲住着的破草房。他还帮着袁芹喝斥过胡乱来的客人。每当这个时候，袁芹的心就软了，为了家中的破草房为了母亲为了能多挣点钱，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郑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

　　有一天，郑某出门去了，店里来了两个男人，要了一大桌子的菜，两瓶白酒，并点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会儿功夫，不胜酒力的袁芹便被他们灌得烂醉，就在包厢的沙发上，袁芹遭到了他们的奸污。酒醒后的袁芹痛不欲生。郑某回来了，当着袁芹的面，装成怒不可遏的样子，摔碎了几只盘子，打破了一扇厨窗的玻璃，还砸散了两条凳子，将店里的伙计们挨个臭骂了一遍，然后又给了袁芹200元钱以示慰问。从未经过什么事的乡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郑某的精心安排，郑某早就在打这个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担一个女孩子初夜红的责任，才演出了这场令人切齿的丑剧。在贫穷而又愚昧的环境中长大的袁芹，把初夜红的丢失当作了一份标志的陨落，一种支撑的坍塌，她认为，一个女儿家没有了这点贞操，还能再守什么?这样，当郑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来越多的小关照小恩惠之后，袁芹便心甘情愿地成了郑某的“情人”，甚至当郑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时，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没多久，袁芹怀孕了，袁芹把自己怀孕的事当作喜讯告诉了郑某。谁知郑某听说后，左哄右劝要袁芹把孩子流了。袁芹先不同意，后来架不住郑某对于方方面面利害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当他提到她的母亲时袁芹的心动了，他趁机又允她过些日子先把她母亲的房子盖了，再来要个孩子。于是袁芹顺从地走进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郑某根本就不会为袁芹母亲盖什么房子了，袁芹给予他的新鲜感已渐渐失去，有好多次他转着弯儿，向袁芹提出了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愚拙幼稚的袁芹却以为他在试她的忠贞，她又一次让自己怀上了郑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郑某当作了丈夫当作了精神支柱。郑某发现袁芹的肚子隆起来，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医院做了。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应，她说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郑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郑某的老婆，她无论如何得为郑某生下一个孩子。郑某见袁芹八条牯牛拉不回的样子，慌了，先是来软的，后又来硬的，甚至在争吵时还打了袁芹的耳光……袁芹虽然生气虽然伤心，但她仍然把这些都看作是“哪有烟囱不冒烟，哪有夫妻不吵架”的正常现象。

　　为了让郑某不再生气，袁芹嘴里答应去做了孩子，但临去医院时，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个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间内，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毕竟只是郑某偷偷养着的“小老婆”，郑某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来照顾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恶露还未干净，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处去询问一个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有了谈长论短指指戳戳的话把子。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当袁芹的邻居带着一副不屑的口吻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痛惜韩桑之死的低落情绪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当脆弱，建议我暂不要去采访袁芹。否则，我又将要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然而，对于这样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来，我像是受了一种力的牵引，城市乡村，车站码头，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任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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