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寓言精品》
(刘光红选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前 言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文学艺术样式,在我国战国时代最为发达。此后两千多年间,寓言一直没有中断 ,但是再没有战国时代那样繁荣。尽管出现过柳宗元、刘基那样的名家,产生了《猫头鹰搬家》、《狂泉》、《请君入瓮》、《猱》那样的名作,然而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哪一个时期能与战国时代相提并论。明代的俗文学相当发达,其中包括寓言。当时把寓言与笑话一道作为俗文学对待,作品内容也远没有战国寓言那么深厚。
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伊索、拉·封丹等名家寓言传入中国,给中国的寓言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翻译、改写外国寓言的风气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寓言也开始有人整理。寓言创作重新兴盛起来,成为“五四”新文学的组成部分。现代前期的寓言创作,无论题材内容、表达方式,都不是中国古典寓言的直接继承,更多的是从西方寓言学习得来。战国时代的寓言,大多取材历史故事,寓言中的角色大部分是人,动物拟人化的作品固然也有,但不占主导地位。现代前期寓言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明显地是受西方寓言的影响。这个时期,许多大作家,如胡适、鲁迅、茅盾,也参与寓言的整理或创作。偶尔写几篇寓言者更大有人在。其后冯雪峰专力于寓言创作,成为现代第一个以寓言成为名家的作者。因处在新型寓言的开创阶段,冯雪峰的寓言虽然内容丰富,但是语言不够精炼,主题的表达有些过于直白,且不乏概念化的作品。当然,冯雪峰对中国现代寓言开拓之功,成就之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寓言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凡属儿童文学作家,如严文井、何公超、金近、方轶群,都写寓言。诗人艾青、小说家张天翼偶尔也写寓言作品。特别是张天翼,几篇短小精悍的作品,成绩相当突出。这一时期,四川的湛卢、浙江的金江,东西呼应,成为重要的寓言作家;彭文席的“小马”也终于过河而名重一时。
就像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一样,寓言文学的道路也不平坦。1957年反右扩大化,文艺界首当其冲,寓言作家更无一幸免。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遭遇挫折,文艺的园囿更受到极大的摧残。自反右扩大化到“文革”结束的近二十年间,所有的寓言作家停笔。只有极个别人在进行“地下创作”,当时并非作家的青年教师黄瑞云便是突出的一位。他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写了大量的寓言,填补了这近二十年间中国寓言创作的空白。他的作品当时只能“藏之名山”,直到改革开放之日才得以展现。
改革开放给整个文艺的园地带来生机,寓言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老作家湛卢、金江等重新拿起了笔。随后出现了刘征、杨啸、林植峰、吴广孝、海代泉、陈必铮、许润泉、樊发稼、叶澍、凝溪、凡夫、孙建江、薛贤荣、马长山等一大批寓言作家。198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老诗人公木出任第一任会长。寓研会把全国的寓言作家和研究专家组织起来,对寓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十多年间,出版的寓言集数以百计,彬彬之盛,纵向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横向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是寓言爱好者,有感于现在寓言选本泛滥:小型选本仓促成书、往往成套地出,大型选本所收作品动辄数以千计,都未免泥沙俱下,浪费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读者宝贵的光阴。为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选编了《中外古代寓言精品》,从大量的作品集中精选了一百八十九则,2011年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本《中国现代寓言精品》也是几年前开始选编的,从数以百计的寓言别集或选本中选录出来,也只选了寥寥二百二十八则。我仍坚持选编的原则:选最精粹的作品。当然,这里所谓“精粹”只能就现代寓言的客观实际相对而言,不能按《中外古代寓言精品》的标准来要求。道理很简单,《中外古代寓言精品》选录范围横向全世界,纵贯三千年,而这本小书却是我们一个国家短短的不足百年的产物,两者自不能作同等的要求。在入选作品中,半数以上的作品是真正优秀之作,无论内容之深厚还是艺术之精湛都未必逊于古人,其他则只能说是比较好的作品。
断断续续花了几年的时间,阅读了数以万计的现代作品,对现代寓言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因此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现代寓言成绩是巨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首先是极“左”时期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作家们的笔脱离社会现实相当严重。作品大多凭空臆造,总走不出前人名作的樊篱。狼总是欺负羊,狐狸老盯着树上的乌鸦,乌龟和兔子一直在赛跑,驴子还是围着磨盘转;作家们费尽力气把伊索园子里的动物驱过来赶过去,害得它们劳累不堪,毫无生气。伊索说的故事经过几千年而历久弥新,被人们拿来花样翻新反而索然无味。
不少的寓言作家为了写寓言,就尽量去读古代的寓言、名家的寓言,却不大去读别的文学作品,更很少接触别的知识领域。作家需要慧心,需要悟性,但单凭慧心和悟性远远不够。生活贫乏,知识过窄,造诣不深,要写出真正的精品来是不太可能的。不必讳言,我们的寓言作者,学者型的实在太少。
寓言文学需要特殊性与普遍性紧密结合。寓普遍于特殊,是寓言最重要的特点。如果某种现象过于独特,而缺乏普遍意义,事过境迁之后,价值就不大了。而现代寓言中这样的作品是大量的。再就是为了表现某种概念而生硬地编一些荒诞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更是大量的,称之为铺天盖地也不为过。这是现在出版界、文艺界许多人士一提起寓言就皱眉的根本原因。
文艺界包括许多寓言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认为寓言仅是儿童读物。许多作者又过低估计少年儿童的理解能力,因而认为儿童读物就必须浅显;许多作者的笔下又把浅显变成简单粗糙,更是错上加错。寓言不等于儿童读物,或者恰当地说,不止是儿童读物。战国时代的寓言有哪一篇是专为少年儿童写的呢?那些优秀作品又何尝不为孩子们所喜爱?优秀的寓言作品,总能或者说必须使少年儿童得到滋养,使中年人得到启迪,而年纪大的人读来也兴趣盎然。退一步说,如果把寓言当作儿童文学,更不应轻易对待。须知儿童文学是神圣的事业,儿童文学的写作是最难的。拿起笔来,应该想到所写的作品对少年儿童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影响少年儿童读者的一生,使他们终身受益;反之就会起到很坏的作用。
寓言大多使用动物题材,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表面看来,反正大多是动物,随怎么编造都可以。其实完全不然。寓言允许离奇荒诞,同时又要真实自然,“荒诞”与“真实”之间必须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绝不是怎么胡编乱造都可以。一则寓言,不管多么荒诞,多么离奇,必须让读者立即感受到社会人生的某种现象、某种表现,这就是真实自然的要义。明代刘元卿写的《猱》,说的是老虎头痒,让猱给它扒搔,猱竟然在老虎头顶上扒出一个洞来,老虎却感到很舒服。猱掏出老虎的脑髓来吃,甚至还“奉献”一点叫老虎尝一尝。故事离奇到了极点,然而只要一读,一个阿谀谄媚的小人形象立即出现在面前。明知道极其荒诞,给读者的感觉却非常自然。寓言故事的情节不宜过于复杂,最好是简单而明了,却必须形成突出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往往是故事的转折,必须既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现在许多寓言作品,多是“人为地”编造许多复杂的情节,说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一篇作品只要看几行就知道后面的结局,这样的作品当然站不起来。
再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能给予读者人生的启迪、品格的培养、艺术的熏陶,再就是让他们通过阅读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规范的语言。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所谓儿童文学作品语言不够规范。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过于粗糙,缺乏艺术性,甚至存在着语法或者逻辑上的疵病。另一种是过于花哨,过分地追求华丽,或者故作艰深,却经不起推敲。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影响更坏,因为前一种容易发现,而后一种往往可以迷惑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
我在选编这本小书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的作品,因而有如上所说的一些感受和看法。这并不排斥我们认为20世纪以来是寓言相当繁荣时期的结论。因为任何文学样式,一般的甚至是平庸的作品必然是大量的,优秀之作总是少数,寓言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的寓言界毕竟有若干位杰出的作者,有相当数量优秀的作品,这就非常不错了。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我选编的是散文体寓言,没有收录诗体寓言;就内容和格局而言,我选编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寓言。
刘光红 2013年8月10日
后 记
近几十年间文学选本数不胜数,大多昙花一现。其实,严肃的、高质量的选本并非如此,同样可以成为名著,同样可以永久流传。作为中国上古诗歌经典的《诗经》就是一部选本。《昭明文选》作为一部选本辉耀千秋。清乾隆时代的诗人沈德潜,他的选编成果留给后人的影响远超过他自己的创作。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在《中外古代寓言精品》前言中即已说明,我们是有鉴于近二三十年间寓言选本的粗制滥造,才下决心来选编这本小书的。选录作品不到两百篇,从酝酿到选录再到改写,却断断续续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们深信,这本小书称之为“精品”是名副其实的,所选作品内容厚实,艺术精湛,语言规范。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了这一选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特别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多位领导和专家给予了肯定。
现在推出的这本《中国现代寓言精品》,其选编原则同样是选录最精粹的作品。选编这本小书,选编者也作了极大的努力,读了数以百计的寓言别集和选集。当然,巧妇只能为有米之炊,选编精粹的现代寓言,只能在现代寓言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进行。
本书的选编,得到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领导和黄瑞云、叶澍等专家的悉心指教,得到众多寓言作者或其亲属的积极配合。本书的出版,蒙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厚爱,特别是得到陈效东社长、唐和耀主任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光红
2013年12月19日
标签: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