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如何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问题。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思想家们都很踊跃地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四种类型。孔子认为，人应当仁、义、礼、智、信地生活；墨子认为，人应当“兼爱”、“节用”地生活；杨朱认为，人应当珍重自已、“不以物累形”地生活；老子、庄子则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与天地为一”地生活。
老子、庄子都是后人的尊称。在先秦古籍中，老子的真名是老聃，庄子的真名是庄周。老聃生活在春秋末期，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大学问家，所以孔子曾向他问礼、问道，算是孔子的老师辈人物。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宁愿在当地做“漆园吏”，也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学问博大而宗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今存《庄子》一书，其文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形式，表达老、庄思想。今天，我们就选取其中的三则寓言故事，感受一下老、庄关于生存理念、处世态度、处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
有一个寓言故事，在《庄子》一书中出现了两次。一处在《大宗师》篇；另一处在《天运》篇，详细记载了老聃讲这个寓言的前因后果。
在《庄子》一书中，记录了老聃与孔子之间交往的许多事迹，一般都是孔子问、老聃答。唯独有一次，“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在孔子想来，老聃虽然知识渊博，能给自己传道、讲礼，但是在“仁义”问题上，自己学有专长，可以与老聃讲一讲。不料，却遭到老聃的一番批评：就象播糠时糠屑眯目以致天地四方莫辨，蚊虫虰咬以致通宵难眠，仁义同样严重扰乱人心。紧接着，老聃给孔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寓言中包含两种场景，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场景是两条鱼在泉水干涸成为陆地的情况下，各自以口中的湿气和涎沫滋润对方，以延续对方的生命。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将仅有的一线生机留给他人，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关怀到了极致。后一场景是两条鱼生活在江湖之中，从不会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湿气和涎沫去滋润对方。当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不存在任何生存危机的状态下，人们就会忘掉相互之间的“仁义”关怀。
对这两种场景，两种生存理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显：前一场景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即便“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所能维持的生存质量必然很低，也很难长久地生存。后一场景是一种最适宜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个体都保持着最理想的生存质量，个体之间毋须相互关怀。
在老聃看来，孔子自鸣得意的“仁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生存理念；这种教化越盛行，说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越恶劣。所以，老聃并不欣赏孔子“语仁义”，倡导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应该如同鱼儿在大江大湖里那样，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中；在那种环境下，很愜意地生活的人们，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关怀救助，社会也毋须进行“仁义”教化。这种“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们应该持有的，并且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寻找、营造一个最适合人生存的社会环境。
老聃将“相濡以沫”的“仁义”教化，比喻为“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经逃走，才敲打着锣鼓去寻找，不亦晚乎？
听了老子关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惊羡得“口张而不能嗋”；回到住处，连续三天不说话。
若干年之后，老聃骑着青牛出函谷关（一曰散关）西去，应关吏尹喜所请，撰写了《道德经》一书。该书第八十章，将“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环境定性为“小国寡民”，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必须是国家小、人民少？老聃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千乘之国”，不安于现状，时时都想发动侵略战争，侵吞他国土地财物。一旦国家小人口少，“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吃得香甜，穿得美丽，住得安适，过得愜意，这就是人最适宜的生存环境。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是对小国的描述。各个小国的人民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从未动过去帮助别国人民或寻求别国人民帮助的念想和行动。这正是老聃倡导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蓝图。
然而，老聃的这一为普天下人谋幸福的生存智慧，并没有被当时热衷于争霸图强的大国诸侯们所接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完之后大鱼之间殊死相残的战争，愈演愈烈。战国末期，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战败的赵国四十万年轻将士，被秦国军队统统活埋致死。
在老子的智慧面前，读书的文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曲解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理念。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将老子倡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生存理念，斥之为开历史倒车的“奴隶主阶级的最后悲鸣”。
“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
第二个故事，记载于《庄子》一书的《秋水》篇中：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我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与庄子同游于濠梁之上的惠子，就是曾在魏国执政十二年的惠施，因为秦国间谍张仪的挑拨离间，刚刚走下政坛，与庄子交好，讨论学问。据《庄子》中的《天下》篇所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现代人往往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学问大，其源盖自于惠施，可见其学问之广博。他曾将自己的十个命题，告示所有喜欢名辩的学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纷纷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辩题，“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将激荡三百年的先秦名辩思潮推向顶巅状态。
但是，庄子与惠施的这一场“濠梁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无疑是一次更经典、更精彩的论辩，二千多年来始终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经常有学者充当他们的评判人。
从逻辑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论是合理的。这位学富五车、以譬喻著称的逻辑学家，遵奉的是“异类不比，说在量”（后期墨家语）的类比原则，不同的类，衡量标准不一样，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论。鱼与人分属不同的类，两者之间不能进行由此及彼的推论，由游于濠梁之上的人的快乐心情，推论水中出游从容的鱼也是快乐的。在论辩过程中，惠施又从“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论“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也是合乎推理规则的。相反，庄子在论辩过程中，却犯了一个自语相违的逻辑错误：他的第一个反驳语“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肯定了惠施不知道庄子知鱼之乐。第二个反驳语，却又肯定惠施知庄子知鱼之乐，从而对“安知鱼之乐”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解释。
从哲学角度考量，庄子的“知鱼之乐”，是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处世态度的必然结果。在庄子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道的具体而微，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人与鱼儿之间是相通的，并没有截然分割的区别。人能感知鱼，鱼也能感知人。鱼是否快乐，人当然能感知。
为了证明人类与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庄子》的《齐物论》篇中还记载了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究竟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虽然两者可以相通而能互化，但是庄周与蝴蝶，毕竟有所区别。这种既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又看到人与万物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哲学思维，使得庄子的处世态度，能够顺应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同时，又不敖倪万物。
有了“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就能从道的层面看世界，将物无贵贱的理念自觉地转化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平等，从道的层面获得了保证；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易事，人与物之间的沟通也有了基础。生活，变得那么轻松、舒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难以攀登的高度。
就象庄子能感知鱼儿的快乐与否，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处世态度，必然能增强我们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
第三个故事，记载于《庄子》的《养生主》篇中：
有一位姓丁的厨师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时的手、肩、足、膝呈现的姿势，优美如古代的舞姿；进刀分解牛体发出的声响，美妙如古乐的韻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极了，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地！”
丁厨师放下屠刀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越了技术。我刚开始宰牛时，所见无非是一只牛；三年之后，就不是见到整只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领神会而不用眼睛观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听从于心神的引导；按牛体的自然结构，批开筋肉的间隙，进入骨节之间，顺着固有的路线进刀，经络盘结之处畅行无阻，更不要说大骨之间了。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里的普通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砍骨肉。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分解的牛有数千头，而刀刃之锋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是有间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几乎没有厚度的状态，以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间隙的骨节，当然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了。所以，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仍象新磨的一样锋利。虽然如此，每当遇到筋骨盘结之处，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专注，手脚缓慢，动刀甚微，便骨肉相离，如泥一般溃散于地。我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然后把刀子擦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道：“善哉！听丁厨师之言，得养生之道了。”
庄子在这个故事之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顺应自然规律，“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接着讲“庖丁解牛”故事，阐述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这个寓言讲述的不是顺应自然的理念，而是顺应自然的一种具体方法：以无厚入有间，恢恢然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与牛骨不发生磨擦。涉及养生，是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磨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最是个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的风霜雨雪对自己身体的摧残，又抱怨外婆家长辈们的不照应，与宝玉、宝钗等兄弟姐妹之间也磨擦不断，以致本来就娇弱的身体，愈发衰弱，年仅十几岁就终结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赞成庄子的“游刃有余”处事方式，才将林黛玉作反面的教材，告诫世人凡事都要从“游刃有余”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养亲尽年。
“游刃有余”的养生方式，后来沿用到了对世事的处理，成为一种体现能力的最佳处事方式。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区别于庄子“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一度成为世人追慕的典范。这种处事方式，名为“鞠躬尽瘁”，源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是一种不辞劳苦、贡献一切的处事方式。诸葛亮受先帝刘备的知遇之恩，竭力辅助刘禅实现北伐曹魏、恢复汉室之梦。他也知道曹魏之强大，灭魏复汉成少败多，因而又作“死而后已”的表白。并且明确表示，成败胜负，不是自己所能预料。由此看来，“鞠躬尽瘁”这种处事方式，就工作态度而言，值得肯定；就办事效果而言，难免怀疑。“死而后已”，勇气可嘉，却有不负责任之嫌。后一句话，更表现出“鞠躬尽瘁”原来是一种缺乏信心的处事方式。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鞠躬尽瘁成为诸葛亮屡败屡战的充分理由，以致拥有“天府之国”自然资源的蜀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中，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与“鞠躬尽瘁”相比较，“游刃有余”的优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处事方式，因而对其结果充满信心。在今天的社会里，“鞠躬尽瘁”的处事态度应当赞赏，“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更应提倡。
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一直到“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这条主线就是“顺应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则。与之相比较，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纲五常”的处世态度，“鞠躬尽瘁”的处事方式，脱离了自然法则，具有“伪”即人为的特点。这正是我们重新瞩目老庄智慧，认真思考应该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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