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寓言
文/金瑞锋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梦境是不是一种思考?他的这句话让我在读卡夫卡的小说时，总是尽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怕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忽略、遗漏了什么，而使得我难以接近这位奇特的作家，我想，这不仅仅只是对于我，而是对于许多的人来说，都将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20世纪的文学缺少了卡夫卡，就是阿里巴巴忘记了山洞大门的开门密语——我们将减少一笔难以估算的财富。
如果有谁果断而优雅从容地对维特根斯坦的疑问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想，那么卡夫卡那些尚属小说范畴的篇什，多数都可以归结为这种思考。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那些思考，是否真的来源于他和父亲之间的无止尽的冲突，来源于他对父母与子女的支配权的思索，因为这些并不能影响他作为20世纪一流作家的地位，也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对他的阅读，在文学史的那一长串名字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会让我们在此时回想起卡夫卡。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曲解作家本来的写作意图，可能会跟原先作家为我们设计好的那条路途愈走愈远，最后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己。我一直都很怀疑董仲舒、朱熹是不是也在先贤的林荫道上偏离了方向，最后再也无法回去了。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的这些担心并不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位作家，他总是能十分准确地把握好家庭琐事与社会伦理、人情世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不得不从更深层的一面去理解、感受（我在这里不想用“剖析”这个词语，它让我想起了医院里那张血淋林的手术床）他。很多人在理解和感受的时刻，都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辨认出了那个在寒冬的早晨漫步在布拉格大街上，身着大衣的消瘦的身影，认为自己寻找到了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这些秘密像《一千零一夜》中强盗们掠夺来的财富一样令每个人振奋不已。卡夫卡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温暖和振奋。
卡夫卡的奇特是很难形容的。我们可以说自己在阅读鲁迅的时候，也同时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他们的身影；在阅读波德莱尔的时候，也聆听到了大西洋彼岸美国的《乌鸦》的叫声；在阅读《百年孤独》的时候，也回忆起了杰佛生镇上的福克纳。可是同样的方法我们很难搬用到他的身上。博尔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和《纳撒尼尔·霍桑》中认为自己辨认出了那些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他相隔遥远，但是在习惯上却存在类似的声音，这些声音包括芝诺的否定运动的悖论、韩愈的《获麟解》、罗伯特·布朗宁的《疑虑》、克尔恺郭尔的作品、莱昂·布洛瓦的《不愉快的旅行》、邓萨尼勋爵的《卡尔凯松纳》和纳撒尼尔· 霍桑的《韦克菲尔德》。一位创作了和《博尔赫斯全集》一样博雅、浩瀚的作品（《管锥编》）的中国学者隐刺博尔赫斯这种混淆了时间和空间的做法是在“拉郎配”。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追究得更多。我想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霍桑的屋子周围的那些女巫的烟雾可能时时刻刻缠绕着他的梦，而且这些烟雾也在他死了19年之后飘到了卡夫卡的身边。霍桑是在睡眠中死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那些奇特诡异的梦并没有随着死亡而销匿，而是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就是这样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以梦境的形式在另外的大陆上突然呈现，没有丝毫的预兆，以致于有不少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和理解。我们不应该怪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理解他，理解他就必须得有做噩梦的勇气。
我这样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我是把卡夫卡的小说视为寓言的了。事实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和叔本华、切斯特顿一样，认为寓言这种形式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可以容许的。
《乡村医生》是一篇典型的梦境小说，令我感兴趣的除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奇异的叙述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那匹神奇的马在暗示着什么？小男孩的病榻是不是什么预兆？我赤身裸体地驾车是不是也是一种象征？孩子们齐唱的那首歌是不是某种富含深意的挽歌？我是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和仰慕的心态来想这些问题的，我只是试图和他走得更近些而已——我自信自己没有那种从情诗里面挖掘阶级斗争论的习惯。现在的文学史好多都不是从卡夫卡自身出发，而是以被灰尘覆盖的作品和社会来谈论其创作的根由的，这样，不可避免的使那些小说被赋予太多的社会寓意。虽然这种做法与我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冲突，但我更愿意将这种寓言视作个人的寓言，而非社会的。我不能确定卡夫卡能否同意这个自私的想法。不过，在这里，我更多的是一种一相情愿的仰慕而已。我唯一可以确信的是，这种个人寓言并非就比社会寓言显得单薄，缺乏深度与广度。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式的寓言，在这些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强烈的社会寓意——好像所有的中国寓言都在努力追求一种普遍性、大众性，而企图摒弃某种独特性——我想这是与卡夫卡的寓言最大的不同。关于这点，我打算说得更多一些。
中国的寓言（比如自相矛盾、掩耳盗铃、刻舟求剑、郑人买履、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等）似乎都在尽力地局限寓言所隐含的寓意，尽量使寓意单一、准确。作家在运用这些寓言的时候，也是试图做到让读者一见到某个寓言就习惯地联想起其背后暗含的那层寓意。这些当然与最初创造寓言的作家们（这让我们想起了庄子、柳宗元、朱敦儒、刘基他们）的初衷有关。寓言常常是以反面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的目的就是教育，因此它通常都努力做到使寓意单一、严谨、周密。然而，这种努力也常常会遭遇讥讽——其实这种讥讽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拒绝使文学的语言只具有单薄的寓意，而竭力发掘其更多的涵义——譬如，就有人无奈地同情南郭先生的就业压力，有人称赞东施的勇气，有人深切同情掩耳盗铃者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如果，我们将这种中国式的局限寓意的办法照搬到卡夫卡身上，我想只会遭到更多的讥讽。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卡夫卡的寓言是一种多层面、多层次的寓言（卡夫卡的小说从来都不试图以肯定、准确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有时甚至连寻找一些暗示的蛛丝马迹也是徒劳的，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又清晰的舞台，一个虚幻的舞台——梦境。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向我们展示一种无限。博尔赫斯在《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中向我们描述了这种无限。卡夫卡的作品的结尾（或者说作品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给我们一种“它仍然没有终结，没有结束”的感觉、暗示，这种感觉、暗示同时也促发了我们强大的想象力，这股强大的想象力使得我们在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无限的状态，这种无限也使得我们想象力的触角仿佛落入广袤的大海一般，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航行——看起来四面八方都是我们心中渴求的彼岸。
我所想要说的是，卡夫卡的无限（这种无限不是马尔克斯赞许胡安·鲁尔福时所说的浩瀚，卡夫卡想要展示给我们看的，并不是那种包容、吞吐天下的气概）更需要读者去伸展、扩充。他在小说中给我们设置了一个个虚幻、自由的舞台，给了我们一些看似离奇、脱节的情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充实整个故事（我并不是说他的小说原本是一个没充气的瘪气球，急需我们去充气。我想，这种比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巨大伤害）。每个人创造出来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在老套地照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阅读者的无止尽的创造行为才是其作品得以无限的缘由，也就是说，卡夫卡作品的无限不单单是一种由其创作的结尾创造出来的想象力的无限，它也将是整部作品的无限。我想这些话用在卡夫卡身上比用在其他作家身上更准确。“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的无限是一种阅读者的理解无限，而事实上许多的文学作品，无论从立论上还是从结构上都有意无意地在局限这种无限，蒙田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向我们指出了这点，他说我们都是蜜蜂，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花朵采蜜，进而酿出符合自己口味的蜂蜜。卡夫卡的这种无限不是由无数种不同的蜂蜜拼凑起来的，而是一种可供采蜜的花朵的无限，那些花朵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蜜蜂们想象出来的。我们猜测不出来卡夫卡在写作这些小说时，是否有意在给我们、给他自己创造多重想象，他是否试图使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更多、更深的东西来？换句话说，他是否在有目的地为我们创造一些寓意丰富的寓言？
关于寓言，让我们先来听几个不同的声音。
克罗齐说，内容与形式之间没有区别，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因此，从作品中挖掘出寓意是荒谬透顶的事。
接下来的一位是叔本华。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篇第五十节中论述了他对于寓言的看法。他认为寓言对于文艺作品来说，是很可以容许的：
“在文艺中直接用字眼提出来的是概念，第二步的目的才是从概念过渡到直观的东西。”
“在文艺中概念就是材料，就是直接提出来的东西。所以人们也很可以离开概念以便唤起与此完全有别的直观事物，而文艺的目的就在这直观的事物中达到了。”
“在语文艺术中，比喻和寓言都有很中肯的效果。”
最末的一位是切斯特顿。他的观点让我们听起来更婉转些。他的话比其他两位更容易让我们接受。他认为语言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穷尽对现实的表现，既然语言不足够表达，那么就会产生新的手段，于是寓言就成了这新的手段中的一种。
对于上面三种声音，我已经在前面表明过我自己的想法了。克罗齐的寓言观并不能使我满意，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这番话很容易使我们的想象力遭受洪水般的洗劫，会让许多优秀的小说都失去更多的想象空间。我们必须让自己明白：《庄子》中的寓言只是庄周在论述他的人生观时送给我们的一道调味菜；若泽·萨拉马戈让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来帮助洛伦索神甫制造“大鸟”，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因为战争而断了左手的退伍士兵和一个因为其母亲有特异功能而被视作异教徒的姑娘更容易完成这样的创举；朱敦儒的《东方智士》只是在说一个人因为看不惯邻居富裕人家的茅厕的寒碜，而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修整它的故事……
叔本华虽然赞同寓言艺术，不过我们没有在其中发现他应有的力度（我们可以原谅他蜻蜓点水般的论述，因为那本书的重点并不是光针对寓言而言，而是有其更宽广更宏大的内容），这不禁使我觉得有些苍白无味——在这方面，切斯特顿更符合我的趣味。于是，卡夫卡的小说在切斯特顿的理论下似乎都成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寓言（或许卡夫卡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是《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还是《审判》中的约瑟夫·K，《变形记》中的萨姆沙，《乡村医生》中的医生，都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凝重。我想，这种凝重或许并不单单只是由书中主人公的最终命运造成的（博尔赫斯告诉我们，这种凝重来源于帕斯卡尔和克尔恺郭尔式的深层哲学思考），那里面可能还隐含着寓言这种体裁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它总是暗示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他是不是在说明其他更多的问题？我是不是就是书中的那个K、约瑟夫·K、萨姆沙……
读卡夫卡的作品，使我们联想起像伦勃朗这样的画家是在情理之中的，他们之间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浮想联翩的联系——这自然是就卡夫卡作品的寓言而言的。在伦勃朗的画中，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光线只是一种次要的表现手法（我想，在这一点上，许多人都误解了伦勃朗、莫奈他们）。这又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卡夫卡作品中的寓意和“概念”（叔本华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是将卡夫卡过渡为一位卓越的寓言家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事实上我一直将其视为一位寓言家，他创造了那些奇特的小说，那些无限的寓言。
最后，我想说一点与本文的题目并没有太大联系的内容，不过它当然还属于卡夫卡的范围。就让我们接着末尾关于伦勃朗的话题继续下去吧。
我们在欣赏伦勃朗的某些画作（例如《夜巡》、《拿着信的拔示巴》）时，发现光线只是强烈地照射在某个面上。不过，倘若伦勃朗在某个侧面上积聚了太多的光线的话，就会让我们觉得它有些刺眼。卡夫卡的某些小说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刺眼。当他太执着于表现某一个面时，常常难以遏制自己的敏感与细腻。这些敏感和细腻一旦在小说中铺陈开来，就会让我们渐渐地感觉到他的一些叙述显得有些冗长和繁琐——不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出于一位杰出寓言家的特质和天性，他的冗长并不像莫泊桑的肤浅一样令人难以忍受。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卡夫卡的叙述出现冗长，是由于他常常借助自己的敏感与细腻来构思情节，这种创作方法显然使他忽略了对艺术的再加工。艾萨克·辛格曾说，卡夫卡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仍然难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匹敌，可能也是出于和我一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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