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的寓言——评《国家干部》
一
神话向例被认为是小说的起源。但在中国，先秦寓言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才是小说的鼻祖，它们的差异在于两者表述的虚构性。神话的虚构是不自觉的，是人们对神秘未知的大自然的揣度和猜测，表现出人类早期思维中的蒙昧、原始；而寓言的虚构则是有意为之，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思维，是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
很多脍炙人口的成语，都来自寓言，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鹬蚌相争”，《庄子》中的“庖丁解牛”，《韩非子》中的“买椟还珠”、“自相矛盾”，《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这些寓言的素材都来源于生活，作者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巧妙构思，夸张变形，塑造出各栩栩如生的人物，表现出深刻的涵义，具有比喻和象征的特点。
张平的《国家干部》，洋洋洒洒70万言，也是一种寓言。它通过英雄人物的悲壮遭遇，夸张变形，漫画似的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揭露，振聋发聩，发自肺腑的阐述了知识分子对精神危机的呼吁和呐喊。不管是情节的跌宕起伏，还是人物的安排建构，都是对现实的描摹刻画和寓言似的铺陈、敷漫。作品意旨，具体情节，由始至终寄寓了作者对社会文化思想的批判和探索，酣畅淋漓的勾勒出当代生活中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国家干部的理想刻画和富有使命感的领袖人物的憧憬。
说到底，一部小说不管采取怎样的叙事和结构，即使它荒谬、魔幻，但潜伏在表象中的寓意、意象都指向我们内心，无论它讲述什么故事，世俗人情、神魔鬼怪，必定是和人有关，它关照的对象不管是什么地域、时间或者种族，前提都是人。所以说，好的小说，如曹雪芹、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究其根底都是寓言的一种放大和铺陈。提纲挈领、一语蔽之，都是对现实的批判。
二
张平的小说有意识的采用了寓言架构，这种架构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对人物的命名。到目前为止，对这部小说的所有评论都疏忽了张平在作品中至关重要的直白式命名。所谓直白，就是一目了然的谐音。张平使用谐音命名，是想要使人物指事更加清晰，褒贬对象更加明确，所包涵的寓意也更加深刻。从主角到配角，从高层到底层，从正面人物到反面人物，无不寄寓其中。
主要人物、常务副市长夏中民，寓意“下中明”，只有接近群众，关心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才能明白群众的需要，这也是张平对理想干部的诠释和希望。作为他的对立面，前任书记刘石贝，背地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寓意“留事背”；现任常务副书记汪思继，一心想要往上爬，只会笼络人心、玩弄权术，寓意“枉思记”，最后被立案查处，一切心机终都付流水。
高层人物如省委书记郑治邦的命名，就很有意思，寓意“政治帮”，它既可以否定，也可以肯定，如果是刘仁贵又如何？昊州市委书记魏瑜，寓意“位于”，起着正面人物承上启下的作用；即将升任副省长的昊州市长华中崇，寓意“哗众宠”，只知道自己政治前途，不关心老百姓利益；昊州市组织部长刘景芳，一直对夏中民这样的好干部欣赏激励，寓意“留心方”；和稀泥的现任书记陈正祥，寓意“呈真相”，醒悟之后，向省委汇报了肯定夏中民的意见；跟随夏中民的副市长李兆瑜吃力不讨好，寓意“你遭遇”；底层人物如想做点实事但捉襟见肘的区长穆永吉，寓意“不用急”，在夏中民的帮助下，工作逐渐有了起色；因失去办公室主任位置而自杀的马韦谨，寓意“罢位尽”，抢走办公室主任位置的齐晓昶，寓意“记小肠”，这个流氓加小人掌握着官场秘密，迫使别人不得不就范；还有刘石贝的私生子杨肖贵，寓意“养小鬼”，小鬼难逃，最终被判处死刑。
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是黑道人员武二，寓意“无尔”，就是没有，然而作品开篇就通过“无尔”展开视角，尾声还交待查无此人的结局。二是记者吴渑云，寓意“无冕云”，这本是记者的尊称，最后他打破层层阻拦，写成内参，由新华总社上报给中央。前者被赋予良知未泯的色彩，其实是对现实无奈的幻想，后者是对社会公理的质疑，对比不断揭露的高管贪污受贿案来看，这不是夸张，是现实。
这种直白式的命名也是寓言性的外化，褒贬立判，爱憎分明，凝聚的讽刺力非常强烈。但这种直白也是对文本的颠覆，作者用简单、滑稽的方式消解了作品的真实性，使文本的艺术性遭到破坏、分解，出现了脸谱化和公式化的弊端。
三
这部小说寓言架构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对主要人物夏中民的处理上。作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干部，作者夸张、变形，强化了人物形象的精神而忽略了他的情感，塑造出来的人物缺乏血肉、不够生动丰满和说服力。实际上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没有人相信任何完美的人物了。
从整个文本来考察，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寓言变形、夸大的特点，加深了主要人物遭遇的情节冲突，通过人物形象的夸张和渲染，强化了冲突的悲剧性，使得作品潜藏的寓意更加深刻警醒。这样处理虽然对激发危机、凝聚高潮、引触思考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架构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对夏中民的处理上，这个高度凝聚之后的人物形象，超越了社会的认知和概括，缺乏真实性和感染力。或者说它是打动了作者的内心，但所表现出来的，被读者认可的程度还有待于大幅提高。
张平将《国家干部》定位成政治小说，并以此为宗旨进行组织、安排，无疑是对这部小说的脸谱化、简单化埋下隐患。在作品中，主要人物“短短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人人看好的局面！”这个局面是成了全省在各方面都已达标的样板城市，统战、信访分别被评为全省、全国先进单位，环卫成为全国总工会的模范示范区，“关停并转上千家污染企业后，而且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工业总产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同上年相比都有了更大幅度的增长和提高。”这可能吗？放眼中国，任何一个县级市或者单位、实体，在一把手戒备、防范、不配和的前提下，谁能做到这些“成绩”？
作为个人，夏中民已被张平所赋予的神性包裹，他所遭遇的越是不公，他所激发的张力就越巨大。他越是正直、高尚，人们对贪官污吏就越愤怒、痛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作品确实就是一部政治小说。它通过主要人物在政治上的“神化”，放大了人物的能力和责任心，走上了“高、大、全”的窠臼。我们看见过完美无缺的雷锋，看到过毫不妥协的张海迪，但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刚强果决的人物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白璧无瑕，这和政治的妥协性极不相称。
张平的政治观是对人治的质询，这在他的《代序》中有所说明，但他架构的故事又是对人治的消解。事情最后的转机，是通过人治而不是法治来完成的——省委书记郑治邦出面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这是“省委书记思路”，其实这是“ 思路”。在郑治邦找夏中民敞开心扉谈话时，说了两点，一是说夏中民升迁，是在省市两级委组织部、市级领导机关、两个省委常委，一个主管组织系统省委副书记，一个是主管公检法的省委副书记的举荐下没有成功的案例，原因是他听人汇报说夏中民骂过他，偏听偏信、否决了夏的升迁，这是他的道歉；第二个，作者道出微妙所在，是“吴渑云写了一份内参，新华总社上报给中央，今天早上， 已经做了批示， 还严厉批评了省委……”。要是没有 的批评，这位省委书记会不会道歉呢？不得而知。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苛求张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人治仍旧处于主导地位，不能简单驳斥张平寻求的努力。以程维高为例，对他的处理，只怕真需要中央高层发话才能决定。张平对于危机的化解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他所能决定和左右的，如果那样，这部作品难免不会加上空想主义烙印了。同时这种无奈和揭露对于建设健全的政治体制，无疑是极有用的。实际上，这也是作者本身的困惑，他通过“无冕云”的“成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疑问。这也是本文寓言所在，借此喻彼、借小喻大，抓住事物的矛盾现象，生动的表现了作者的意图。
四
从这部小说的艺术性来讲，人物的处理觉得脸谱化和不够生动。径直来说，就是作者在创作这类角色时，并未进入角色内心，不能使那些对话符合人物的层次和本色，叫人一眼就见出是作者的言语，缺乏生活实践，表现出来的人物就不够生动和真实。据说周梅森在创作《省委书记》时曾和多位省委书记打过交道，这无疑是只得借鉴的。
在故事情节务虚时，人物对话空洞冗长，说理说教，更像是报告文学；在现实环境务实时，具体举措公式化，三言两语一带而过，没有说服力。对夏中民的“神化”，在刻画上显得比较呆板和神圣，好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完美人物，没有任何缺点。最后甚至写到一个县二十几万人几乎倾巢出动，为一个县委副书记打抱不平，这就不仅仅是夸张变形所能解释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作者自身的激愤，对主要人物在现实中遭遇种种不公的映射，拔高了作者在作品中对正面人物的认识，使主要人物形象在人性张扬的过程中，凸现了党性却失去了温情，强调了小说的功利作用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
尽管这部小说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不是这一篇小说所能撼动的，但你看完这部小说，却不得不承认，在作者激情酣畅、天真诚挚的希望中，这种抒写和努力是值得铭记和肯定的。
标签： 寓言故事及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