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到底》：城市的寓言

《血战到底》：城市的寓言

　　作者：川江耗子

　　作者博客：

　　一、王光利与成都，城市电影与方言剧

　　中国的影评人看国产片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因此，一部《血战到底》一出来，就有人说在它之前“中国缺乏好的城市电影”（韩浩月《〈血战到底〉——城市电影的崛起》），把它捧为真正“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城市电影”（宋子文《新电影都该有〈血战到底〉的勇气》）。本来我想用冯小刚、宁瀛等一大批导演的作品来反驳他们对王光利无耻的吹捧，以及对其他导演为中国城市电影贡献的抹杀，但张三四先生说他们是装大尾巴狼。我开始不相信，花了大半天发现分析中国城市电影类型的文章不少，他们列出的电影作品更是一大堆，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讨论《血战到底》（以下简称《血战》）是不是中国当代的城市电影的代表是傻逼引发出来的伪命题。（参考注释1）

　　说到城市电影，说起方言剧，就不得不提到《疯狂的石头》（以下简称《石头》）。

　　《血战》与《石头》，在巴蜀城市的双子星座成都和重庆拍摄的两部方言喜剧，同时拍摄同期上映，但《石头》因其巧妙的风格借鉴、错综复杂又严谨的故事编排、恰到好处的方言运用和忍俊不禁的细节设置而家喻户晓，《血战》却鲜为人知，要不是吴镇宇的出色表演，加上特殊的成都地域文化呈现，《血战》基本上可看成一部失败的作品。

　　作家韩浩月说《血战》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很“合适”，对此我不敢苟同。同《石头》是为重庆量身定做的一样，《血战》故事的展开与成都特殊的地域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惜导演在方言选择上很失败。

　　《石头》的三个小偷和国际大盗操着外地口音对影片来说是锦上添花（当然也犯了大部分方言电影中作奸犯科者多是外地人的通病），但《血战》当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说着蹩脚的普通话（香港版的更白痴，居然全配上了粤语），将这样的故事嫁接到成都的背景上，应该是投资商的智商有问题，或者因为出生于四川的王光利长时间不在成都对故土文化的把握力不从心。按照人物方言来解构影片，《血战》就是几个外地人在成都组成了一个“血战到底”的命运牌局。如果给吴镇宇配上四川话，就可以让吴宇川和煮饭操持家务的四川小男人风范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一说港味普通话，整个故事就转向了，成了反映一个移民家庭的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丰厚的成都文化却完全沦为衬景。

　　以方言来定性故事似乎显得很荒谬，但对地域文化突出的背景来说语言的选择显得非常重要。成都相对于全国其他大城市而言的确与众不同。以我的生活经验，因为成都的休闲风格，成都人是大城市中最具有主人翁意识、心态最安定的群体。现代化城市的人们一般都生活在吃完快餐打个盹继续工作的快节奏之中，高房价高消费使挣钱成为生活的第一要义，人才的大量涌入使工作的压力增大，繁忙之后便选择在酒吧、迪厅的暧昧灯光中纵情放松，这已经成了都市人的生活写照。但是，这一切在成都人那里变成了漫不经心，街道上没有奔跑着赶公车上班的人群，只听见满大街都是打牌搓麻将的声音。成都人的一句流行话是“十家有八家都在打麻将，还有两家三缺一”，退休老人在打麻将，下岗待业的在打麻将，看铺子的在打麻将，理发店小姐在打麻将，仿佛天塌下来的最后一秒他们都在“砌长城”。可以说成都的麻将文化将现代化城市的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我们在《血战》当中可以窥见其中的茶馆、酒楼经久不息酣战的场面。

　　成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世事风云变化处变不惊。它海纳百川又积淀传统。所以成都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和坚守非常强烈，他们对外来人的文化灌输是潜移默化的，不管是四川话还是麻将，都会让外地人很快融入其中。一般来说，一个说普通话的瞎子算命先生在成都只能摆地摊，不可能有刘先生的待遇的。

　　有着丰富多彩的成都方言不用，将方言与独特城市文化融合的便利不用，《血战》的商业操作完全失策了。《石头》在重庆人那里很受用，但成都人十有八九都会说《血战》看得不“巴实”。

　　二、阳痿与裸奔，欲望肆虐的城市与压抑的小人物

　　巧合的是，《石头》和《血战》的主人公都出现了生理疾病，包世宏患上了前列腺炎症，吴宇川遭遇阳痿。主人公的生理障碍是第六代导演观照城市小人物生存困境的一个寓言。

　　现代化城市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里几乎可以等同于“欲望”。 刘登阁在《全球文化风暴》中说：“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土壤本来就十分稀薄，20世纪虽然有许多作品写到城市，但多从批判的角度描写。”电影作品和文学作品的书写角度是一样的。在作家和导演的视线里，城市意象无非是霓虹灯、广告牌、西餐厅、酒吧、迪厅、歇斯底里的尖叫、低胸裸背搔首弄姿的女人和酒醉街头的男人，满纸都是男盗女娼、色情交易、多角恋爱、婚外情、 和黑帮群殴，主题无非性、暴力、奢靡、堕落、逃避、迷惘、空虚、荒诞和欲望，作者的姿态就是质疑、拷问、反讽、焦虑、批判或调侃。作家用文字戏耍城市，导演用镜头玩弄城市，欲望在他们面前肆虐，诱惑着绿女红男在其中声色犬马醉生梦死，凸现出城市里寄居者和过客无所依托的漂泊感和疏离感。

　　有人说，在古代神话里，城市由凶手创造，因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可避免地走向罪恶。于是带有原罪感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便打上了反城市的烙印。

　　在《血战》中，吴宇川骑着摩托行走在成都的大街上，迷离的夜色下，街道两旁男男女女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热恋拥吻，打麻将喝酒，避孕套杰士邦的吹塑模型暗示它为欲望释放提供保障，在“everybody”的音乐里，每个人都在尽情地发泄欲望，城市的众生百态尽显其中。影片中的佳佳以50万元的价钱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情人秦老板，赤裸裸的交易在秦老板那里却以“法制”的挡箭牌为保护。在酒吧里，秦老板左搂又抱的女人一大堆，酒吧门口的小姐光明正大地招揽生意。这一切都折射出导演“嘲讽现实”的企图，这种嘲讽，同样也是反城市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身在这个城市中的小人物吴宇川。在《血战》公映之初，吴镇宇给了观众一把钥匙：“其实很多男人都会梦见自己裸体的样子，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裸梦是相当重要的，他能挖掘出很多人性深层次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选择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构吴宇川的阳痿和梦中裸奔。

　　毫无疑问，与包世宏的前列腺炎一样，阳痿是吴宇川欲望压抑的后果，显示出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店小老板，收入微薄，家庭惨淡，妻子成天在外打麻将，还是一个典型的“（火巴）耳朵”（妻管炎），做一桌菜都舍不得吃一口自己只吃白米饭；自己近来又很背运，睡觉扭到脖子，喝凉水塞牙；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在这个城市感到生存压力加大，不管是在朋友尹志斌那里（没钱），还是在妻子赖玲那里（性功能障碍），他都不算“一个真正的男人”。外压产生内障，阳痿便造成了。而且，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的苦闷和压抑无法得到妻子的理解和帮助，还受到她的冷嘲热讽。

　　于是，他听从尹志斌的劝告，通过为港商秦老板改装走私的宝马车提成来改变经济上的困窘现状。但是，祸不单行，他刚刚骑摩托撞了佳佳的小车被迫赔了500元，又不幸把宝马给烧了，意外横财化成灰，接下来便被尹志斌追债。霉运连连和20万元的债务让他开始相信瞎子算命先生刘老师说他“命犯小人”，为此他开始了“灭小人”的艰难历程。

　　前面说过，外压产生内障，外祸导致内火，吴宇川的现实生活中有对生存压力的焦虑，对无法满足妻子性欲的恐惧。这种压抑移植到梦里就是裸奔逃跑。在梦中，吴宇川赤身裸体奔跑在逼仄的巷道里，后面是他妻子疯狂的追赶。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梦见自己赤身裸体想逃避而不得的窘态，是“续发精神系统”在意识状态下将梦内容予以“潜抑”和“曲解”的结果，起源于童年天真无邪的回忆和“暴露欲”。我们无法将吴宇川的逃避与他的童年联系起来，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现实生活寻找他的潜意识反映。

　　在精神分析看来，梦中追赶自己的人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的良心或价值观，或是自己的回忆、忧虑和痛苦。因为这个追赶者实际上就在他自己的头脑中，潜藏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但不可能藏得让他找不到，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欺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吴宇川觉得自己挣不到钱无法给妻子幸福，在性生活上又无法满足妻子，内心感到歉疚，因此从良心上责备自己，这种痛苦反映在梦里就是驱使自己奔跑。只不过梦里追赶的人就变成了他的妻子。而且，梦里追赶她的妻子穿着非常性感的衣服，追着要他的生殖器，这可以理解为吴宇川自己的良心要自己做得像个男人，要有钱，要有阳刚之气，要雄起！吴宇川后来在梦里被妻子追上并抓住了他的生殖器，也就是他终于让自己不再逃避，面对现实，抓住了自己最不中用的地方，坦诚面对，这之后他便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障碍。

　　吴宇川在刘瞎子的暗示下发现身边的小人是他妻子，便想通过注射毒药的红苹果来毒死妻子。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不仅毒死了妻子，还毒死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梦里没有防备的潜意识流露释放了他的杀人欲望，现实中他梦醒之后反而不敢杀他妻子了。

　　纵观影片，导演对欲望化的城市的记录带着撕心裂肺的感慨。在这个城市里，男人们都患了阳痿；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是小人。同样，每个人都知道你患了阳痿，每个人都怀疑你是小人。

　　三、刘老师与保尔•柯察金，信仰与迷信

　　多少年来，信仰危机就成了我们这个国度的时代病和社会病。但是很奇怪的是，那一套虚无缥缈的东西依然大行其道，纵横中小学生教材和课堂数十年。看过《血战》，就让我清晰记起自己在中小学作文本上最初满怀敬佩后来又满怀无奈地写下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柯察金的名字。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发现那威哥哥在影片中断章取义了。于是我又翻开我的初中作文本，找到后面的文字：“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曾经大言不惭一字不漏地抄在自己的作文本上，今天只好加倍地恶心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中小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读本，而保尔的这句名言理所当然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中国孩子童年的记忆里。

　　尹志斌在影片中两次背诵起这段名言。第一次是影片开始不久，他劝说吴宇川给秦老板改装走私车，那时吴宇川正在让服务员掏耳屎，嘴里哼呀哼呀像做爱一样享受快感。他背诵的声音回荡在“中国死海”的游泳池上空。这可以理解为：本来象征革命象征崇高理想的名言，已经被蜕变成一些人搞笑的口头禅了，可见中国学校信仰教育的失败。它让我想起一句名言，所有的英雄最后都变得令人讨厌，同样，所有的名人名言最后都会变成笑料。

　　尹志斌是吴宇川多年的朋友，当他替秦老板追债时，却遭遇打算“灭小人”的吴宇川的追打，后来阴差阳错地撞到了同样准备灭小人的劫持犯。在吴宇川追打尹志斌的过程中，影片设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尹志斌跑过天府广场时，逃跑的方向就是毛泽东雕塑手指的方向。这也就暗含了政治教材的思想：只要沿着××指引的方向，就可以成就远大的理想。尹志斌于是成了勇捕劫犯的英雄。

　　在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导演自嘲似的情节。贾璋柯饰演的劫犯威胁要灭掉小人，围观的人群里还有记者不断卡擦卡擦地拍照，王小帅扮演的警察向记者吼到：“拍什么，不要添乱了，这个圈子已经够乱了！”当劫犯被抓进警车时，警察又对跟上去拍照的记者说：“有英雄你们不拍，净拍这些边缘人物。”其中的喻义影迷都看得出来。我想补充的是，那个拿着摄影机拼命拍照的人就是导演王光利。

　　尹志斌鬼使神差地当了英雄，被各大报纸放到了头版头条，他开始感觉到了做“好人”的幸福， 比起在秦老板下面当一条“听话”、“高贵”的狗舒服多了，便举报了秦老板走私的违法行径，自己解放了自己真正做回“好人”。在我看来，导演让尹志斌“改邪归正”的诱因并非是保尔名言似的信仰教育，完全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他开着破车去让吴宇川帮忙修车时又习惯性地念起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吴宇川就想砸他脑袋了。

　　信仰危机的社会，迷信、气功便大行其道。影片中的算命先生刘瞎子在很多人嘴里都被称为“刘老师”，这和当前很多人把导演、演员、主持人、足球教练等一股脑的名人都称为“老师”一样可笑。茶馆酒楼的女老板、港商秦老板、乃至开始并不相信他的吴宇川后来都把他奉为神明，请他吃饭喝酒，邀他打麻将，给他封红包。所有人都被一个瞎子忽悠得内心惶惶鸡犬不宁。

　　刘瞎子给吴宇川指明了“灭小人”除灾祸的方向之后，临走时留下一句“人要有信仰”。后来吴宇川中毒住院和佳佳讨论交换“灭小人”之后也念叨着这一句话。当时，他正举起一瓶治疗他中毒的输液瓶——吴宇川中了刘瞎子的毒，你我又中了谁的毒呢？

　　我们从小都被老师灌输共产主义信仰，一直被灌到进大学、读硕士、读博士，但我们很多人却在骨子里排斥它、怀疑它以至于否定它。近二十年，当金钱代替理想、奉献的位置之后，共产主义信仰被大多数人彻底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信仰”一词却成了很多走江湖的算命先生、气功大师的招牌，甚至很多人在酒足饭饱之余对他们趋之若鹜。一时间，庙门门庭若市，烧香拜佛，求神问卦，算命测字，练功祛邪，稠人广众，成为一道奇异的景观。

　　此乃我国信仰教育的悲哀，积重难返，需求一剂挽狂澜于既倒之良方。“人要有信仰”乃一真理，但通过一个瞎子算命先生说出来，实在是大大的讽刺。

　　四、求符与“血战到底”，宿命与赌博

　　影片的名字叫《血战到底》，名字来源片头字幕交代得非常清楚。“血战到底”作为一种麻将规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迅速、希望，它不像传统麻将那样讲究“看死上家”、“抵死对家”、“卡死下家”，参与者重在参与，充分表现了游戏参与者的娱乐态度，其乐趣正在于只要坚持不放弃希望便会有机会翻身。但是，在影片中，“血战到底”的游戏却因为吴宇川的飞灾横祸完全变成一场赌博。

　　影片的几个主人公构筑了一个牌局：尹志斌拼命向吴宇川追债，佳佳想从秦老板手中讨回儿子，刘瞎子垂涎于赖玲的美色，赖玲要吴宇川床上“雄起”，吴宇川、秦老板想从刘瞎子那里求教命运的方向。在这个牌局中，每个人要和的牌似乎都在别人手里。

　　我们每个观众都会想，你说刘瞎子在搞迷信忽悠人，为什么他经常说得那么“准”？我们和吴宇川、秦老板一样，都想从刘瞎子的墨镜背后看穿自己的命运。但命运是什么？面对人生困境我们是应该宿命，还是应该赌一把？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就是一场赌博，由不得我们宿命。虽然命运中有些东西的确是冥冥注定的，但如果宿命我们就是死路一条。按照刘瞎子的说法：人生命运，好像打牌，牌局未开，胜负已定，这是命由天定，但运由己生，把握“运”方能使胜者赢得轻松，败者输得痛快。所以赖玲选择了赌一把，为丈夫赢回20万元的债务。其实吴宇川也想选择赌一把，但他选择错了方法，轻信了刘瞎子的胡乱指点。幸好这场赌局最后因为尹志斌举报秦老板而散场：秦老板被抓，尹志斌不用追债，吴宇川的债务也不再存在，吴撞死了想吃妻子豆腐的刘瞎子，破除了性功能障碍满足了妻子的愿望，佳佳也领回了自己的儿子。所有观众讨厌的庄家都输了，平凡如你我的小人物都赢了，光明结局，皆大欢喜。

　　影片结尾似乎留给了我们一个悬念，吴宇川撞死刘瞎子需不需要负刑事责任？虽然是刘瞎子自己踩上西瓜皮摔进土坑的，但吴宇川撞上路灯吓倒刘瞎子也应该负一定责任。追问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在善良的观众看来，刘瞎子是罪有应得。其实，导演的安排有很深的寓意。影片最后，吴宇川坐在马桶上，拿起刘瞎子的墨镜，诡异的微笑，影片要告诉我们，吴宇川将忽悠我们的命运的障碍（它不等于刘瞎子）埋葬了，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生来世上走一遭，我们为什么不赌一把？

　　因此，我们可以把刘瞎子算得“准”的一部分看着是“命中注定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明白，只要你不糊涂。只不过刘瞎子用墨镜掩盖了他成天周旋于人群之中摸清周遭人物的底细。刘瞎子在影片中完全是一个被嘲弄的人物，导演通过他也嘲弄了向他求符问路的人们。

　　注释1：

　　中国城市电影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呈雏形，80年代末出现了第五代导演的城市电影创作高潮，代表作有米家山的《顽主》、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等。90年以后的十五年，我们熟悉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有话好好说》）、张元（《东宫西宫》）、孙周（《心香》、《周瑜的火车》）、李少红（《四十不惑》）、夏钢（《大撒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胡雪杨（《留守女士》）等都有表现城市题材的作品，还有第六代的章明（《结果》）、张杨（《爱情麻辣烫》、《洗澡》）、张一白（《开往春天的地铁》）、贾璋柯（《世界》）、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等也是把镜头对准了广厦邻里之间。而大陆贺岁片大腕冯小刚拍的城市题材电影都可以数出一打来，给国人带来了无数的欢乐。还有宁瀛广为人知的“北京三部曲”（《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横跨整个90年代，对北京的现代性气息的把握非常到位，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像符号，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都市电影的先锋人物。难道他们的电影不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城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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