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译外国寓言”到“伊索寓言”再到周作人

　　 从“中译外国寓言”到“伊索寓言”再到周作人

　　 ——读刘树森先生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外国寓言翻译》等论文

　　 缘 起

　　 刘树森先生在1998－1999年的《译林书评》报上刊登的系列关于“1840－1919年间的中译外国文学”的专文，深入浅出，见解独到，材料翔实，是我平时很少见到的精彩论文。读了其中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外国寓言翻译》（刊于《译林书评》1998年第11期）一文后，对文中提到的《伊索寓言》的翻译经过很感兴趣，又想起周作人等先生也曾绍介或译过此书，便翻了翻手头的书，随手抄了一点与中译《伊索寓言》有关的文字，然后与刘树森先生在该文（包括其他论文）中的某些观点和资料相验证。最后，将比较的结果整理成文，以便加深我的理解。

　　 一、谁是“中译外国寓言的先驱”者

　　 刘树森先生在《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外国寓言翻译》一文中认为，分别译过《伊索寓言》的利玛窦等人，很可能是“中译外国寓言的先驱”：

　　 “上溯到17世纪初叶，利玛窦、庞迪我与金尼阁三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顺带译介了《伊索寓言》中的内容，大概算是中译外国寓言的先驱。”

　　 我认为，如果把时间限制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再往前看，至少还能找到一位有据可考的翻译外国寓言的先驱，他就是求那毗地法师。

　　 鲁迅先生早在“《痴华发》题记”（1926年5月20日作）中，便曾这样指出：

　　 “尝闻天竺寓言之盛……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

　　 在人文社版的鲁迅《集外集》中，对“《喻林》”与“求那毗地”均有注释。由注释可知，徐元太所辑《喻林》（120卷），包括了中国古籍及印度佛经中的许多寓言，有1615年刊本。

　　 可见，萧齐时期的求那毗地法师，当是更早的外国寓言译者，因为《百喻经》中虽含有佛教的“信息”，也一向被公认为寓言。至于将佛经中“随在可见”的寓言译出的人，估计还会有许多，只是，那些证据如今大概很难寻觅了。

　　 那么，最早译成中文并刊行的外国寓言集就是《伊索寓言》吗？手头资料奇缺，不能尽知利玛窦等人“顺带译介”《伊索寓言》的年代，无法将它们与1615年刊的寓言“合集”《喻林》比较。

　　 目前，我只能查到金尼阁所“译介”的《伊索寓言》及其出版时间。金尼阁“译介”的这本书，名为《况义》，1625年在西安出版。不过，它似乎不是像刘树森先生所说的那样，属于“在各自的著作中顺带译介”，而是一本单独的“伊索寓言选”。

　　 周作人先生在1925年10月4日定稿的《明译<伊索寓言>》一文（收于《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初版，定价1.4元）中，对此书曾这样介绍：

　　 “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书……大概是甲午（1894）左右，推想…至少还要早十年罢。……《耶稣会士著述志》内……有这样一条：‘《况义》（伊索寓言选），西安府，1625年，一卷。’”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先生还抄录了《况义》中的几则译文。多年后，在《知堂回想录》（《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初版2印，定价19.8元）的第四卷186则“我的工作（三）”中，再次提到《况义》并指明其译者：

　　 “……更早则1626年也有此书，在西安出版，是意大利人金尼阁口述的，书名曰《况义》，共22则。”

　　 这里，将《况义》的出版时间写作“1626年”，恐怕是笔误或者校印之误。

　　 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网格本”《伊索寓言》（罗念生、陈洪文等译，1981年初版，88年4印，定价1.5元）中，陈洪文先生所作的“译本序”（1978年10月作）中，也提到过《况义》及出版时间：

　　 “《伊索寓言》……于1625年……初次介绍到我国，取名《况义》。”

　　 虽然这个序中所言的“初次介绍到我国”未必可靠，但大家都认定了《况义》的存在，这是无疑的。总之，不管1626也好，1625也好，这个时间都比1615年刊行的寓言“合集”《喻林》晚——其前提是：要承认它的里面包括“外国寓言”。

　　 二、《意拾喻言》与《意拾蒙引》

　　 在《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的外国寓言翻译》一文中，刘先生着重介绍了《意拾喻言》：

　　 “如果说，1840年在广州面世的《意拾喻言》可以视为译作…。《意拾喻言》主要收入伊索的81篇寓言，由中、英、拼音共五种文字形式的文本构成，均采用自左向右的横排版式。居中者是作为底本的中文文言文本，右为其两种拼音文本，左边附列两种英文译本……。

　　 “……国内外主要图书馆迄今未见《意拾喻言》的藏本，目前大英博物馆藏存的《意拾喻言》，很可能是海内外仅见的孤本。”

　　 读完，我很想知道《意拾喻言》与《意拾蒙引》是否有关，因为周作人先生在文中曾多次提到过后者：

　　 “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书……大概是甲午（1894）左右，推想…至少还要早十年罢。后来…见到1840年在广东出版的《意拾蒙引》，才知道还有更早的文学书译本。……后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见到1840年在广东出版的《意拾蒙引》……现在只记得这是一本英汉对照的洋装书，至于左边的一面究竟还是英文或罗马字拼的汉音，也已经记不清了。”——《明译<伊索寓言>》

　　 “《意拾蒙引》，于1840年顷在广东出版……”——《知堂回想录》第四卷186则“我的工作（三）”

　　 “《伊索寓言》……中国译得很迟，大概已是二十世纪了吧，因为是用古文译的，……但这以前有过另一译本，名曰《意拾蒙引》，英汉对照，共40则，1840年出版，四十年前在外国图书馆里看过一回……”

　　 ——《伊索寓言》（原刊于1950年3月25日《亦报》，陈子善等编《饭后随笔》、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八卷中均收此文）

　　 现在，再将周作人先生的介绍与刘树森先生的说法比较一下：

　　 刘：1840，广州，《意拾喻言》

　　 周：1840，广东，《意拾蒙引》

　　 刘：中、英、拼音共五种文字形式，自左向右的横排

　　 周：英汉对照，其中的一面是英文或拼音

　　 从这些特点看，我猜，《意拾喻言》很可能就是《意拾蒙引》。再比较一下这两个方面：

　　 刘：《意拾喻言》，81篇，大英博物馆，很可能是海内外仅见的孤本

　　 周：《意拾蒙引》，共40则，上野图书馆

　　 看起来，它们又不太像同一种书。因再无任何资料，只能仅仅将这个问题提出了。

　　 三、何时可以算作“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开端”

　　 再看看刘树森先生在《<天路历程>与中译外国文学的滥觞》（原刊于1998年第6期《译林书评》）一文中提到的几句话：

　　 “本世纪初叶，梁启超和胡适认为东汉的佛经翻译便是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开端。然而对于两位先哲的观点，长期以来始终是持异议者众，附和者寡。”

　　 “清末咸丰三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宾威廉将……《天路历程》译为中文…。依据这一发现，至少可以推定中译外国文学始于1853年。”

　　 这里，我还是赞同随鲁迅先生在“《痴华发》题记”中所持的观点：“……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

　　 《圣经》可以被看作文学作品，或者说，有文学作品的成分：“路得记”等，当作短篇小说读，也没什么不可；那些“诗篇”，则更应该算文学作品了。同样，佛教中也包含大量的文学成分，其中的故事性“譬喻”，不是多半可以看作寓言吗？而《百喻经》，更可以作为外国文学作品看。那么，梁启超和胡适先生的看法，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中译外国文学始于1853年”的说法，也许显得迟了一些吧。

　　 四、周作人与《伊索寓言》及其他

　　 最后，顺便再说说周作人先生翻译《伊索寓言》的前后经过。这一点，从张菊香等编著的《周作人年谱》中，可以看出：

　　 1950年

　　 2月21日：废名来访，带来郑振铎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得法商伯利译本《伊索寓言》。

　　 3月13日：根据法国商伯利本，开始翻译……《伊索寓言》。据周作人回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据了这个来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

　　 5月11日：作《关于伊索寓言》……

　　 5月8日：翻译《伊索寓言》脱稿。

　　 5月12日：作《伊索寓言》凡例。

　　 5月13日：抄前作《伊索寓言》注释、凡例和《关于伊索寓言》共计57000字，至本日全部完成。

　　 1954年

　　 12月22日：校阅人民文学出版社所送之《伊索寓言》校样

　　 12月20日：收罗念生来信，大意是关于译文的注释部分主张减少。在《日记》中对此事记有：“殊乏理解，当去信解说，亦未知能懂否耳。”

　　 1955年

　　 2月上旬：翻译的《伊索寓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寓言358篇。

　　 在《知堂回想录》第四卷第186则“我的工作（三）”中，周作人先生对此有简单的总结：

　　 “这本商伯利（Chambry）本的伊索寓言，共计358则，自三月十三日起至五月八日止，共计两个月弱，译得不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是还可满意的。”

　　 这里所说的“商伯利本”，当是废名先生当初带来的那本。精通多种语言的周作人先生，译这样一本小书，竟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见他的精心，不然，后来他也不会对它感到“满意”。可惜，1955年版的《伊索寓言》，却将译文擅自改动了许多，对体现着译者学识与智慧的注释，也删掉了不少，这倒真应了知堂所云的“殊乏理解”了。

　　 幸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了未经删节的周译《伊索寓言集》，老人的一番心血才没有白费，我们也才能看到“比较全”的《伊索寓言》。

　　 1981年，人文社曾经出版过一种罗念生、陈洪文等译的《伊索寓言》，虽然插图精美，但却只有“346－16”则。从该书“译者序”可知，它的底本是德国的本子，与“商伯利本”不同，一共才346则，还有16则没译：

　　 “……寓言中有16个未予译出，包括7个低级趣味的故事， 1个《圣经》故事……和8个无意义的故事（《求神的驴》……《冬天和春天》……《人和种菜人》）。”

　　 为什么不译呢？以前，我并不知道；买到周作人译《伊索寓言集》后，也不大清楚，只能略微比较一下。那“7个低级趣味的”，不敢去查，“8个无意义的”，抽样查到了三个：

　　 《求神的驴》，即周译《伊索寓言集》第262则《驴子们求宙斯》，

　　 《人和种菜人》，大概是周译《伊索寓言集》第154则《（浇菜的）种园人 》，

　　 《冬天和春天》，即周译《伊索寓言集》第150则《冬天与春天》。

　　 我看，如果说，《驴子们求宙斯》与《人和种菜人》的意义并不算大的话，那么，《冬天和春天》的意义，我却不愿小看：它实在太有意义了！

　　 如果硬说《冬天和春天》没有意义，那除非是在装糊涂。在刊于1950年3月25日《亦报》上的那篇《伊索寓言》中，周作人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多文字的禁忌，所以假如读了《伊索寓言》，那一定会立即感觉到的。我们猜想哪一篇顶犯忌讳。这自然不容易说……”

　　 如果使用这种解释，才能硬着头皮说《冬天和春天》没有意义吧？

　　 0:07 04-1-5 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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