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转载)

　　“患忧郁症的人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也是强有力的乐趣，就是寓言。”这是瓦尔特·本雅明在1925年向法兰克福大学提出教授资格申请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中的一句话，同时这句话无疑也是本雅明对于自我和写作的准确诊断。

　　本雅明早在青年时代就用传统占星术解释自己是“冷漠、犹疑、迟缓”的“土星性格”。在苏珊·桑塔格为他的《单向街》英文版撰写的导言中，桑塔格则用批评家敏锐的感受力进一步指出“他从关注的对象中看到了与自己契合的东西，比如十七世纪的巴罗克戏剧把‘土星性格的漠然忧郁’特征的方方面面都戏剧化了；再如他以最辉煌的方式描写过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卡尔·克劳斯。他甚至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特征。”[1]而在这些具有“土星特征”的作家中，弗兰茨·卡夫卡不仅“在土星的标志下”而且在身份归属上也与本雅明有着某种宿命的联系。

　　如今，卡夫卡这个名字业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神话，就是他那些在遗嘱中要求被销毁的手稿竟成了后世的文学“圣经”，他的作品被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们阅读、谈论、欣赏和研究。特别对于中国当代先锋作家来说，卡夫卡更是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例如中国当代诗人朱朱就曾用“月亮的标本”这个意象描述过卡夫卡在他心目中的感受：“卡夫卡在我们之中也被视为月亮——人人都说我爱卡夫卡，人人都在阅读中被满足过，不过，一旦意识到‘他的高度是到达不了的’，卡夫卡就消失了，成为一个人们必须在心中隐瞒的重大罪行，一个使人不安的证据。”[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世人持续关注与追捧的作家，我们对于他的作品究竟又能说出些什么？

　　或许，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他是一位伟大的格言家”。除去卡夫卡的小说（他的某些短篇小说也兼具有格言性质），他最令人着迷的无疑就是那些格言（箴言）式的写作，这种自德国浪漫派以降特别是被尼采发扬光大的写作方式在现象学等一系列现代哲学运动中获得了有效性。而本雅明受卡夫卡的影响极深，比如他曾梦想着用“引文”完成一部著作，这里的“引文”在本雅明的语境中其实就是具有了自主性与震惊性的“格言”。当然，在本雅明自己真正的写作中，“格言化”也是他所追求的效果，这种写作风格曾被桑塔格命名为“定格的巴罗克（freeze-framebaroque）”，“实施这种风格是一种折磨，在他凝聚着全部注意力的内向的目光溶化主题之前，他仿佛要让每一个句子都说出所有的意思。”[3]1928年与《德国悲剧的起源》一同发行的《单向街》就是这样一部本雅明企图用格言片段式的书写方式反抗学院派僵化概念思维的典型作品。

　　当然，本雅明与卡夫卡之间的联系不仅限于格言化的写作形式，更在于对那种寓言形式的迷恋和沉陷。首先，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巴洛克式的“寓言”（讽喻）与浪漫的或宗教的“象征”概念作出了区分。本雅明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曾为宗教服务的“象征”修辞随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意义“超验”的寓言，即世界上只剩下破碎的符号，意义则永远缺席，于是只能靠隐喻相互联系，他将巴洛克艺术看作一个隐喻堆积的物的世界，就像他那句被广为征引的话所表达一样：“寓言在精神王国里，犹如废墟在物的王国里。”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把法国当时的超现实主义理念与本雅明联系在一起。[4]

　　继而与此相伴的就是叙事艺术在近代以来遭遇的危机，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这篇论尼古拉·列斯克夫的文章中写道：从前，那些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些目的有时是“一个道德教训”，有时是“实用性咨询”或是“谚语格言”，是要对听众（读者）“有所指教”。但是，长篇小说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规则，成为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征兆，“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5]本雅明在此就出色地将文学形式的历史转变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联系起来。

　　另外，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叙事也在瓦解着传统上能为人们带来精神启示的叙事机制，“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得通体清澈。”[6]随后，本雅明用一则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的故事区别了消息与故事的本质不同，“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7]

　　总之，本雅明通过一步步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了叙事艺术的危机正是源于经验的贬值或我们交流经验能力的下降，即经验中“智慧”的失去——“编织进实际生活的教诲就是智慧。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因为智慧——真理的史诗方面——正在衰亡灭绝。”[8]如前所述，本雅明认为小说不同于史诗（故事）中的“智慧”、“指教”，而是“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9]于是，卡夫卡的作品则成了本雅明用来论说现代小说（寓言）的理想范例。

　　本雅明借助犹太教对“哈拉卡”（Halakah，教义）和“哈伽达”（Haggadah，叙事）的区分，指出如今真理所具有的那种叙事的坚实性已经消逝，“卡夫卡真正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做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坚持真理的传递，坚持哈伽达因素，他宁愿牺牲真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譬喻。但它们又超乎与此，这就是它们的凄怆与辉煌了。它们并不简单将任何教义奉为圭臬，就像哈伽达对哈拉卡那样。即使它们乖乖地趴着，也会猝不及防地向教义抬起凶猛的前爪。”[10]当然，本雅明对于卡夫卡的倾心还有同为犹太人的种族因素影响，正像一位日本学者说的那样：“论卡夫卡在本雅明的作家论中也许是显露犹太精神的直接痕迹最强的。”[11]

　　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结合哈罗德·布鲁姆对卡夫卡所作的分析来回应本雅明论卡夫卡的观点，布鲁姆认为卡夫卡的精神核心在于其“不可摧毁性”（indestructibility），同为“当代犹太人的焦虑大师”的弗洛伊德的内心就没有这种“不可摧毁”之物，卡夫卡表现出更为纯粹的否定性特征：“卡夫卡对居于核心地位的不可摧毁性的感觉对他而言是个事实，与他作为作家的使命同一。或许这就是卡夫卡成为我们经典的精神偶像的原因：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12]“不可摧毁之物如同希望或追求一样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但是在卡夫卡那种最阴暗无情的悖论中，这种努力的表现形式必然是毁灭性的，尤其是自我毁灭的。忍耐与其说是卡夫卡心目中的首要美德，不如说是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就像犹太人的经典性忍耐一样。”[13]那种不可摧毁之物在贝克特看来就是一种在不能坚持时仍然坚持的状态，这和本雅明评论卡夫卡的作品是那种没有真理的真理性传递、叙事高于教义（真理）、既是寓言又超越了明确寓意的寓言的作品是如此相似，只要我们想一想卡夫卡寓言中的经典形象——K、在法门前的乡下人、乡村医生、煤桶骑士、猎人格拉胡斯等等，便会知晓那是一种怎样绝望而又无法停止的旅程，倦怠却周而复始，这是与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精神状态——执着于没有对手和终点的赛跑，唯一的敌人就是死亡。

　　因此，从形而上意义上讲，本雅明与卡夫卡或许都属于“失败者”的行列，但他们发明出寓言技巧对现代社会的混乱与虚无作出抗争，在意义与符号分离的困境下，用谜一般的隐喻建立起思维与现实的联系，在形象的多层叠影中组合出智慧的拼图。他们对于自然（物）诗意沉思的碎片就像“潜水采珠人”（阿伦特论本雅明语）在深海采撷而得的遗珠和珊瑚，启明着各自时代的黑暗。他们创造的不仅是两个犹太人的寓言，而更像是巨大醒目的标杆，树立在现代世界思想密林的入口，为那些困惑的路人指引着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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