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性的寓言——读艾伟小说《小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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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modernity)在大陆学界曾经是、如今仍然是个摩登(modern)的语词,印象中数“新左”学人援引的频率最高。对“现代性”的一种解读是:现代人的幸或不幸全在于对人生意义的认知转向——由形而上的神灵降至形而下的肉身,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即是“现代—性”。艾伟的中篇小说《小姐们》(载《收获》2003年第2期)正是叙述了一则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现代—性的寓言:六位现代神女—“小姐”莅临一个偏僻山村的老太太葬礼,与死者的四个儿女、一个外孙一齐向读者倾诉了现代—性的吊诡、恢奇。

  少年与小姐

  有识者云:中国的现代—性是迟到的现代—性,中国乡村的现代—性更是姗姗来迟者。小说中,山村的偏远和闭塞成为一个豆蔻少年与现代—性之间的一道不透明屏障。红宇是个生性腼腆的十四岁少年,他的嘴唇上已有一层毛茸茸的柔软绒毛,对男女之间的事也有了一点朦胧的感觉,却依然为梦遗而慌张、恐惧,认为这是不好的。我以为,对现代—性的善、恶评判,对 “小姐”这一称谓的特殊涵义的认知——“小姐”指称了当代社会中一个从事现代—性服务工作的边缘女性群体——从来不是一种无师自通的生物本能,而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训。因此,红宇既不可能知道:在城里开店的大姨兆曼带来奔丧、扮孝女的六个年轻姑娘即是所谓的“小姐”,也不可能对“小姐”这一现代—性“堕落”的隐喻形象、这一公共道德和公共健康 “污染源”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正派人”应有的鄙视和虚幻的同情。

  在红宇看来,“年轻的姑娘们神情木然,双眼无神,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个巨大的花圈,但姑娘们的身材相当好,她们的脸蛋也光鲜迷人” 。“姑娘们把花圈放在厅堂里,这会儿,她们的脸上已有严肃而好奇的表情。红宇发现她们的眼睛乌黑而明亮。她们投向尸体的眼神虽然有外人的冷漠,但看得出来,她们敬畏死者。她们在香台前拜了起来,一边拜一边还念念有词。红宇不知道她们是在祈求死者保佑还是别的什么。红宇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发现其中一个姑娘竟然跪了下来,对着外婆磕头。……她看上去异常虔诚。一边看着的亲戚们的表情也跟着严肃而圣洁起来。红宇见她们这样,对她们产生了好感。她们看上去清清爽爽的,秀丽,活泼,青春洋溢,红宇觉得她们把这个死气沉沉的葬礼照亮了。”

  红宇当然不知道他的好感无意中颠覆了都市读者对“小姐”们的现代—性偏见。我以为,当姑娘们卸下“小姐”的职业面具时,她们的人格尊严、她们本性中无可置疑的善,即使与卸下职业面具的警察或法官相比,也决不存在高下、贵贱之分。“小姐”职业的特殊性,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的不对称性,固然对她们人性中的善是一种腐蚀。然而,职业政治家和公务员手中不受节制的公共权力对掌权者人性中的善不同样是一种腐蚀吗?况且,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层和现代职业的分工愈来愈细化,人成了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事实上,所谓的“异化”即意味着“现代化”对人性的腐蚀。

  “从灵堂里一出来,姑娘们就放松了。刚才严肃呆板的姑娘们突然变得放肆起来,她们相互开起一些玩笑。‘小玉,你是不是在拍老板娘的马屁呀?你还真跪下来了。’‘呸,你们说什么呀,我跪下来是因为她像我的外婆。’‘小玉,你可真是孝。’她们的笑声显得清凉而悠远。”

  她们来自城里,她们像画中人般的美丽,她们的笑声,她们身上散发的香气,对于纯真无邪的红宇是一道视觉、听觉和嗅觉的盛宴,也是一种危险的现代—性诱惑。特别是那个叫刘燕的姑娘,并不因为遭其他姑娘的嘲笑而抑制自己的喜欢“小男人”的隐蔽欲望,不时地用一种既像挑逗又像是调侃的表情引他说话。幸好红宇并不喜欢看这个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放肆的女人,但承认她确实也是个美丽的姑娘,笑起来清脆、张扬,像空气中燃放的鞭炮。红宇喜欢看那个叫小玉的穿白裙的姑娘,喜欢小玉这个名字有一些光亮、柔和的感觉,就像她的模样。当然,她跪拜外婆时那虔诚的模样也让红宇喜欢。最主要的是,红宇觉得外婆的死就像巨大的天幕,压抑着这个村庄,而她们的笑声却可以在这幕上钻出几个洞。

  就在道士们大做法事之夜,红宇突然发觉姑娘们“消失不见了,像空气一样消失在黑暗中了。她们在干什么?他感到她们好像与这村庄浑然一体,合二为一了,他感到她们好像无处不在,空气中的香味源源不断。……红宇感到在山上,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正在发生一些隐秘的事情。那是些什么事呢?红宇无法想象。他感到孤单,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被排斥在了热闹之外。”

  没有人愿意告诉红宇答案,人们仿佛约好了必须保护他免遭现代—性的过早濡染。即使在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夜晚,姑娘们也未能推辞她们传播现代性(或许还有现代—性病)的职业使命,因为这个偏僻山村里的男人也未能抑制他们对现代—性的需求。但姑娘们并非金沙滩头马郎妇——普施玉露的观世音,也非古巴比伦神殿里的圣女,更非古罗马的性奴隶,她们的服务是一种现代—性交易,是要按市场价格收费的。即使是她们老板娘的弟弟兆军,贵为“皇亲国戚”,照样不能享受免费或打折的性服务,兆军为此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姑娘们一屁股的债。

  葬礼终于结束了。天很热,红宇把姑娘们带到山岙里一个像天空那样清澈深邃的潭子边喝水,自己却站在远处的一棵树下,他好像不知该走呢还是等着她们一道走。见到这么清的水,姑娘们发了疯似地相互泼水,她们泼出的水花在阳光下呈现彩虹一样的光彩,裙子一会儿就湿了。在刘燕带领下,姑娘们竟脱了衣裙下潭子洗澡了。“她们是多么美啊。在阳光下,她们的皮肤白得耀眼,就好像在潭子里浮着了几堆雪。水面上有一阵薄雾,薄雾在她们身边绕来绕去。” 红宇呆住了,双眼好像被什么东西刺痛了,迅速地转过身去。读者也被震动了,她们是 “小姐”,还是天使?语云:“菩萨妖精,总是一念。”我以为,“小姐”与天使的区别,原在你、我以及她们自身的一念之间。

  “姑娘们离去后,红宇感到空气里有了一种空荡荡的伤感的气息,就好像一场欢宴刚刚散去。红宇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有时候,在睡觉之前,他的脑海里会浮现那些在潭子里洗澡的姑娘,直到睡眠不可抑制地降临,赤身裸体的姑娘像花朵那样在黑暗的风中消散。”小说结尾时写到红宇比以前更用功地读书,为了将来到城里去。也许红宇已经觉悟到只有城里才有“现代—性”,也许对红宇来说——套用哈贝马斯的话——“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威权与肉身

  我以为,在这个现代—性的寓言里,读者啧啧称奇的决非因为现代社会里竟然存在着家长的绝对威权,存在着儿女们对家长威权的自愿服从,而是因为家长的威权竟然以一具已死的肉身为象征,而儿女们的服从和怨恨竟然以肉欲的压抑和放纵为象征。

  诚如韦伯所说:家长制的威权“植根于如何提供日常生活之经常而普遍的需要之中。”小说中母亲之威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样来自日常生活,丈夫在她生下兆军那一年就死了,是她含辛茹苦把兄妹四个拉扯大的 “是生活把母亲的性格塑造得刚毅、专制、粗暴、任性”。

  兆娟是这个现代—性寓言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象征,面对穿着绿色寿衣裤、停放在厅堂里的尸体,“兆娟心里巨大的虚空就是这时候涌出的。母亲就这样去了另一个世界。昨天还好好的,还躺在床上骂大哥,因为大哥给她擦身子时烫着了她。但今天,一切都远去了,她躺在那里,如此安详,但生命已经停止,她再也不可能愤怒了。”面对母亲的死,兆娟有一种整个身心被抽空了的无处归依的感觉。母亲的威权曾经是她生命中的另一个主宰,更具体地说,是她肉身的另一个主宰。她师范毕业本可以留在省城,但母亲不愿意子女的身体远离自己的视线,理由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我这点要求不高”。对冯家儿女们来说,家长的威权已转化为准神性的身位,“这种力量强迫人们克制自己最深层的本能,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存意志和自我保存冲动,满心欢喜地牺牲自己。”(凯尔森《上帝和国家》)兆娟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回到了这个偏僻闭塞的村子,还带来了城里长大的男朋友,结了婚,生下了红宇;一年后,丈夫走了,十多来丈夫渐渐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但母亲并不因此而高兴,她希望自己的子女心甘情愿地服从她,而不仅仅是身体的服从。威权是肉感的,天然具有唯物论倾向,它从不承认心智和情感可以脱离肉身,有其独立存在的权利。兆娟觉得自己的不幸全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可现在母亲走了,她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兆娟突然觉得她以前为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有一种荒谬之感。“兆娟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旁边的人以为她在为母亲哭泣,都来劝她节哀。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这完全是在为自己哭泣。”我以为兆娟的悲伤有点类似于二十七年前即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带给一代人的真实悲伤。

  大哥兆根是个孝子,母亲躺在床上这两年,全靠他端茶送饭,擦身倒尿。母亲一不顺心就要破口大骂,兆根却是逆来顺受,从无怨言。天黑后,道士们开始做法事了,兆根披麻戴孝,神色肃然地跪在灵台前。城里来的姑娘们坐在一旁看道士表演。她们身上的香气就像一条条蛇一样蹿入兆要的鼻隙,乳房和屁股让他有一种运动的欲望,他非常害怕,知道这是犯病的前兆。从前,只要母亲出现在面前,刚才还张牙舞爪的身体就会变得温顺起来。现在母亲死了,兆根“感到有一些自由自在的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生长,他有点害怕这种东西。他知道母亲不喜欢他身上的这种东西,母亲不喜欢他犯病。他希望死了的母亲能帮帮他,依旧给他力量,他希望母亲的灵魂来到他的身体里。”他把目光投向了母亲的尸体,威权的肉身暂时扼阻了他心中的魔鬼。当母亲被放入棺材的一刹那,“兆根突然觉得一直压在他身体上的某种东西正在离去。……兆根知道,如果盖上棺材盖母亲就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上,那他的身子就要飞到天上去,那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对兆根来说,母亲肉身的威权是善的象征,是秩序的象征,被打入潜意识地狱里的性欲则是恶的象征,是放纵的象征。母亲肉身的灭失即是威权的缺位,即是欲魔的出世。兆根敏捷地拔出道士做法事用的佩剑舞动起来,甚至去挑城里姑娘们的裙子。兆军领着几个小伙子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绑在里屋的床上。人们都说,兆根脸上的表情就像他母亲发怒的样子,仿佛母亲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

  大姐兆曼和四弟兆军同是母亲的家长威权孵化出来的一对异数。母亲的死对兆军来说,“也许还不如一个阴雨天来得让人沮丧” 。“他知道母亲这辈子最宠的就是他,他干什么事,她都原谅他。他一点也不怕她。”兆军甚至在母亲尸骨未寒时与城里来的姑娘们胡作非为。然而,正是母亲威权的恩宠毁了这个大男孩,连“小姐”刘燕都奚落他说:“你是二流子,你这辈子成不了大事。”

  兆曼的个性是最像母亲的,她这辈子似乎都在和母亲对着干,他们其他三个都屈服于母亲,只有兆曼敢于挑战母亲。自从兆曼和一个跑单帮的男人私奔后,大约有二十年没踏进这幢屋子了,母亲不允许她进这个门。每次兆曼回村,都是住在妹妹兆娟家里,她只能远远看望母亲。现在母亲死了,她知道她同母亲的战斗结束了,她知道其实这场战斗谁也没有赢。虽然她对母亲可谓爱恨交加,但她决定给母亲的葬礼以最好的排场。她知道乡下人最看重这一套了。于是她带着一群“小姐”前来奔丧,导演了一出现代—性的葬礼。

  这个“小姐”和葬礼的故事隐喻了现代—性的威权必然是肉身化的,对威权的崇拜即是对家长型领袖或卡里斯玛型领袖的身体崇拜,它的反面必然是对属己身体的禁欲主义,故而“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非鳏即寡也不足为奇了。以冯家母亲为代表的旧威权的肉身被钉入棺材、埋入黄土之日,正是以兆曼为代表的新威权形成之时。然而,我以为新威权从此将不再享有旧威权的家长身位或卡里斯玛身位,不再享有肉身崇拜的荣耀,新威权的正当性从此只能借助于“自我授权”了。

标签: 现代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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