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海
寓言是一种比较奇特的文体,其文本的能指和所指相对于诗歌、小说等文体,甄别性很强。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它不是一种自主性的文体,而是一种服务性的文体。寓言有很强的故事性、说理性和战斗性,其中的故事是诱饵和糖衣,目的往往是故事背后的讽喻、劝喻效用。
基于上述原因,我私下认为,寓言是一种借尸还魂的文体。在这里,事理是死尸,而故事才是魂魄,事理能否让人接受,关键靠魂魄能否“附体”,从而激活事理(死尸)。
既然故事如此重要,那么寓言就不能算作服务性文体,它背后的上帝——寓言作家在操纵着一切。在寓言作家眼里,他的事理、他的逻辑、他的“真理”是主人,而故事是仆从,诗歌、小说、散文则相反,它们自身是一种“自足性”的文体。
寓言虽然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但由于它自身不是一种自足性的文体,这种文体对其产生的环境和寓言作家的要求都比较高,因而它不可能长盛不衰。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古往今来的寓言家们都心怀敬意。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用心考察一下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和寓言作家的身份,就知道我可不是在打妄语。
寓言和神话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认为寓言起源于神话,是神话的延伸。我们知道,古人把自然现象变化的原始动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力量,是神在控制着一切,各种发明创造也都归在他们名下,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神农、盘古、娲祖、仓颉、后羿等等,没有这样的一些神话传说,你很难想象出寓言的产生。从“创世”神话,“英雄”神话过渡到以寄托作者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表述事理为主的寓言,既是人类认识水平的进步,也是从神化向人化转移,更重人事的表现。
前面说过,寓言是一种借尸还魂的文体。这种文体与中国传统文学所要求的“文以载道”的功能性作用十分契合,因而,寓言作家一向不只是作家、诗人们的专利,它也是政治家、政论家、思想家、雄辩家们广泛使用的一种文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寓言就已成为谋臣策士和先秦诸子手中最熟练运用的利器。《战国策》中记载了江乙以狐假虎威游说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游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等等。庄子与韩非子更是寓言大家,在庄子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韩非子的《说林》、《储说》中更是运用了大量的丰富的寓言故事来阐述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史料中就记载了秦王(秦始皇)披阅了韩非的书稿,恨不得与之同游,因急攻韩(韩非所处的韩国)的故事。
非常巧合的是,公元500年前后,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寓言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寓言的辉煌时期。几乎是与先秦诸子同时代的古印度出现了伟大的佛陀,创建了佛教。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寓言故事,甚至可以说,佛经就是一部辉煌的寓言集。在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出现了《伊索寓言》,它是后人根据拜占廷僧侣普拉努得斯搜集的古希腊寓言以及以后陆续发现的古希腊寓言传抄本编订的。
寓言以其生动、活泼、精炼的故事性和微言大义式的讽喻教化作用而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我甚至认为,寓言对一个国家政治的健康清明以及国民人格的成长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寓言的魂魄在于其故事性,我想,不仅是寓言,天底下最优秀的文学恐怕都离不开故事性,故事性的削弱乃至取消是文学走向衰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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