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失去的华夏文明（转帖）(转载)

探索失去的华夏文明

　　　　　　　　　　　　　　——评介李劼的商周研究

　　　　　　　　　　　　　　　　　·廖　康·

　　　　《唐子西文录》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虽不知何人所作，但经南宋大儒朱熹重复后，儒生们便经常以此来标榜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作用。其实，若将这句话中的“仲尼”换作“姬旦”，虽然念起来难听，却堪当孔子对周公的评价。孔子一生的奋斗目标，我们都知道，乃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谓“礼”，就是指周礼。孔子最崇敬的圣人是周礼的制定者周公，也就是周文王的四子姬旦。儒家文化追到根上，并不是孔子，而是三姬：即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和摄政王姬旦。他们不仅推翻了商朝，建立了中国最长久的王朝，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此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间生活，为后世树立了封建王朝和忠孝顺民的规范；即所谓“周公建制”，使得随后三千年的中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孔子的毕生努力和谆谆教导都是要身体力行这个规范，他发扬光大这个规范，其作用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但这规范主要是由周公姬旦建立的。

　　　　三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中华文明高踞全球之冠，让我们得意洋洋。近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落后了，挨打了。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寻找救国之路。当我们追溯到中华文化渊源的时候，自然要问：在周朝以前，中国的政治和民生是什么样的？三姬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商周之交那场巨变？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但一是由于欠缺史料，二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三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关于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突破性的回答，学者们基本上还在维持历代的评价。虽然有些人已经触及到问题的边缘，却未能深入探讨。近年来，李劼做了大量研究，不仅发挥他生动的想象力撰写了历史小说《商周春秋》，而且引经据典写出了严肃的论著《中国文化的冷风景》。这部鸿篇巨制无异于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颗原子弹，必将炸毁现存的正统历史，颠覆我们的文化史观，其冲击波必将涤荡中国文史哲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了孔家店，主张把西方文明的精华拿来我用，但是并没有触动儒家学说的根基，也就是周礼，没有看到我们曾经固有的自由民主精神。因而历次改革都受到“全盘西化”和“数祖忘典”的指责，都因缺乏本土营养而理不够直，气不够壮。殊不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并非完全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的典籍也曾在历史的筛选中金漏沙存。对自由的向往，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自己管理自家事务，本来就是人类最自然、最普遍的意愿和行为。我们华夏民族怎么会缺乏呢？高兴时开怀大笑，兴奋时饮酒欢歌，乐声响起便舞之蹈之，跳起舞来便忘乎所以……这一切本是各民族最自然、最常见的习性。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华夏民族变得如此中规中矩、木讷板结，只看专业艺人表演，自己从不参与？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变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汉人变得如此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只知君臣父子，不知个体尊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实行了官本位，人们有名字不叫名字，要称官职，官大一级压死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双膝跪倒在君王面前，跪倒在祖宗牌位面前，而不再跪拜神明？追到根上，就是周礼。

　　　　虽然很少有人通读过《周礼》或一切都严格按照周礼行事，甚至还有一些大学者如苏辙、万斯同、康有为等人认为《周礼》有伪，但其总体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却无所不在。我们所熟悉的儒家学说无非是对《周礼》大义的阐释、评论和构建而已。《周礼》的制定者周公姬旦是孔子平生最崇敬的人物，他在《论语·泰伯》中赞美道：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礼记·中庸》记载孔子称颂周公：“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天子之礼。”孔子在其年老体衰之时，甚至慨叹道：“其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于孔子的推崇，周公成为儒家学者最为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曾与孔子合称为“周孔”。周公的思想言论，还体现在《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多士”、“无逸”、“多方”诸篇中，这些文章后来成为儒家治国的理论依据之一。

　　　　孔子一生漂泊，未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周公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怎么得以实施他的理想？他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何评价这些得失？李劼的大作回答了这些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似乎早已回答了商灭周兴的问题。我们好像都知道一些纣王罄竹难书的罪行，足以为“凤鸣岐山，武王伐纣”提取正义的理由。而且，我们熟悉的那句成语“助纣为虐”早已把纣王定格为荒淫无道、暴虐残忍的昏君。然而孔子和司马迁是商周巨变后数百近千年的人物，他们是依据什么对纣王下的结论？他们是依据什么编纂商周的历史？是依据史料，还是依据自己的好恶？他们所用的史料又有多大可信性？难道只有今人才会大肆删改史料，篡改历史吗？难道所有的成语都在表述真理吗？

　　　　其实，这类怀疑一直存在。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论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19·20》这也就是说：纣王并不象传说的那么坏。讨伐他的君子大概讨厌自身的低下处境，怕的是天下的坏处都归到自己身上（所以才那样诋毁别人）。

　　　　我们都熟悉孟子的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下半句：“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此处，孟子就是对关于武王伐纣的一篇文章提出质疑：“我对于《武成》，就只相信其中十之二三罢了。仁君天下无敌。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他讨伐天下最不仁道的敌人，怎么还要打到让将士流的血把木棒子都漂了起来呢？”所以孟子感叹：“完全相信古书，那还不如没有书籍。”

　　　　近代大学者《古史辨》的作者顾颉刚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千古之谜·帝王篇（殷纣王是暴君吗？）》确实，所有关于纣王暴虐的文字中以明朝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为最。这本书也是演义中写得最差、最属无稽之谈的烂书。其唯一好处，就在于它胡编乱造得太过火了，让读者，那怕是最轻信的读者，也难免开始质疑：这些关于纣王和妲己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真实的史料太少了，现存的史书很可能早被当权者和赞同当权者的学者删改了。但我们纵有怀疑，也不能无中生有。要攻破这些谜团的城堡，唯一可以让我们使用的武器就是逻辑思维。李劼的质疑首先基于《尙书》本身的记载。武王伐纣，写过两篇檄文：“泰誓”（亦称“太誓”）和“牧誓”。前者据说是他第一次企图伐纣时写的，但仗没有打成。后者是牧野之战的总动员令。如果在“泰誓”中他数落了纣王剜忠臣之心、剖孕妇之腹一类惨无人道的罪行，那为什么在真正决一死战之前的征讨檄文中反倒一字不提呢？为什么在司马迁所记的“太誓”里也没有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虐罪行呢？顺乎逻辑的答案是：那些罪行是后人加的，是在周武王得胜之后才加上去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寇。死者是无法与生者辩论的，只得听凭掌权者撰写历史。可是加写者只改了“泰誓”，没有改“牧誓”。如若两篇都改了，我们就难以质疑了；如若只改了“牧誓”，还可以说增添的罪行是纣王在“泰誓”后新犯的。偏偏只改了“泰誓”，结果弄巧成拙。李劼的这一逻辑推断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最新的《尚书》版本，无论是2001年岳麓书社周秉钧的注释本，还是2004年广州出版社徐奇堂的注释本，都认定“泰誓”乃后人的伪书而未收。

　　　　那么在唯一可信的“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纣王什么罪状呢？只有六条：1）听信女人的话，2）不祭祀祖先，3）对祭祀大事不闻不问，4）不任用同宗兄弟，5）重用逃犯，6）让他们虐待百姓，胡作非为。除了最后一条以外，这些算什么罪呀？而且这最后一条罪状还如此笼统。所以后来才会有逢迎的文人来添加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构成推翻商王朝的正当理由。武王伐纣毕竟是长途跋涉，犯上作乱——纠集众人从陕西跑到河南来打仗，用暴力推翻现存政权。如果没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就难以服众，也难以治理被征服的商民。即便如此，大批商民还是用腿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不堪在轭下忍受奴役、为追求自由而大规模逃离故土的族群，并因此而产生了数千年来社会地位最低的新行业——商人。

　　　　可怜那些拍马屁的文人想象力太贫乏，如果我们把覆灭夏桀和推翻商纣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太相似了，直让我怀疑这究竟是真正发生的史实还是人为杜撰的史记。夏朝的末代君主桀宠信王后妹喜；商朝的末代君主纣宠信王后妲己。桀王为了讨好妹喜而造倾宫、筑瑶台；纣王因宠爱妲己而不理朝政，修鹿台，建酒池肉林。桀王残害忠良，关押商汤；纣王炮烙贤臣，囚禁姬昌……而且桀王和纣王都是力大无穷，善于徒手博击的勇士，他们并不傻，纣王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他们垮台，都是红颜祸水所致。现在看来，这类陈腐无聊的说法简直不值一驳。可两千年来，却一直让大多数中国人信以为真。

　　　　当然，也有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尤其是近代的知识分子，跳出了传统思维的樊篱。顾颉刚在“殷纣王是暴君吗”一文中对纣王做出了重新评价，说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驾乎武丁（殷商第二十代国君）、周武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以及后人的尽情夸大……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

　　　　顾颉刚还分析出纣王失败的四条原因：“第一，纣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随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第二，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整训练，即遭意外袭击。第三，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第四，牧野一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可惜，顾颉刚做出这些辨析后，没有进一步探讨周人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商周之交的变动仅仅是一次权力更替，谁推翻谁、怎么推翻的，倒也无关宏旨。这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评判谁个有理、辨别是非曲直远不如分析这种转变对我们的文化产生过什么影响有意义。我在篇首所说的“天不生姬旦”不仅仅是讽刺，也是应和李劼用“混沌开窍”的典故来比喻商周之交的这场大变故。他在《中国文化的冷风景》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历史由此便“从无言到有言，从没有文字记载到有文字记载，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从原始的民主联邦政体（转变为）后来的中央集权专制”。三姬实在是铲除华夏原生自由民主社会，建立神州专治独裁国家的始作俑者。历史的混沌一旦被他们开了窍，至今仍难以复生。

　　　　商周之变，在政治上是强权打败了公理，集权打败了联邦，专治打败了民主，等级打败了平等；在文化上是话语打败了无言，谎言打败了事实，礼教打败了自由，一己为尊的道德打败了一视同仁的法律，整齐划一的集体打败了五彩缤纷的个性。所以，伯夷和叔齐这样的大贤才不肯臣服周朝，甚至不肯食周粮周草，而宁愿饿死山中。他们的《采薇歌》声音纵然微弱，三千年来却经久不息，顶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和谐之声唱了一曲反调。当然，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并非历史上唯一的刺耳杂音，另有一部大书在哲学上一直在发出振聋发聩的大音。但“大音希声”，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周朝史官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写给谁看的，是针对谁写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写了书后就隐遁山林了；不知道与他欣赏的“小国寡民”的对立面就是周公的大一统；不知道他提倡的“无为而治”是针对周公的“有为而治”，也就是赞赏箕子《洪范九畴》的“天治”，反对周公姬旦在“康诰”、“酒诰”、“梓材”和“召诰”里鼓吹的“德治”。如果我们在老子批评《周礼》和周公建制的语境里重读《道德经》，这类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中国史学丰厚久远，颇具讽刺的是，要想了解历史，首要任务是厘清伪史。李劼在大作第一章中探讨“历史的混沌是如何被开窍的”，矛头直指孔子和司马迁。但他绝不只是在思想意识上与这两位古代圣人对立，更重要的是：李劼论证了他们正是出于思想意识的原因，才删改了《尚书》，杜撰了历史。曾有百篇之多的《尚书》如今仅余二十八篇，有关商周，记载的都是当权者的言论和得胜者的一面之词。其中那怕记有“投靠了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纣王的指控”，也没有“纣王和妲己本人的言论……更没有据称是被纣王迫害的那三个殷商政坛要角，即箕子、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纣王的记载。”如果说，“在经由孔子修订的历史法庭上，人们所见所闻的，只有控方的控诉，没有辩方的声辩，也没有主要证人的证词”，不公正之处只在于史料的缺失；那数百年后，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前所未闻的罪孽、添油加醋的指责和匪夷所思的夸张，不公正之处更在于听信人云亦云的伪证并做出定论，编纂出一段伪史。而千年后的《封神演义》更让读者看到“只有生活在东厂西厂恐怖之下的明朝人才想得出来的残暴，在纣王的荒淫暴虐形象塑造上完成了最后一笔。”李劼对顾颉刚“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说之贡献在于运用慎密的思辨，近一步将伪史证伪，让读者，包括我这样心存大疑大惑的读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说。

　　　　探讨商周政体，李劼主要依据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指出两种制度和文化的最主要差别在于“纲纪”。也就是自周朝开始，明确地硬性规定：王位要传给长子，其他孩子再贤能，也不可以立嫡；还有与之相应的天子诸侯制度、封建弟子制度和宗法及丧服制度。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对周朝以前的政治和民生缺乏了解，从残存的古籍中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把商朝的大贤箕子给周武王讲的《洪范九畴》和姬旦所著的《周礼》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要依循自然法则，尊崇上帝，爱护人民，善听众人的意见，不偏私，要守法；遇到大事难决要卜卦，要与士卿和民众商量，天道与君行是合一的。而《周礼》的核心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男尊女卑、长子世袭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李劼与王国维的分野在于对殷周制度的不同评价，李摆脱了王“有德与无德”之类主观唯心的历史观，从当今人文主义的高度俯瞰历史的全貌，借用李劼自己的词语，他的观点从王国维的铺设的“历史跑道”上起飞了。

　　　　当然，前人早有为纣王翻案的文章，早有对纣王的重新评价；详细论述他在为政期间，如何废除了许多不合理制度，取消残害奴隶的殉葬制；如何反对巫术、不信鬼神，不拘一格任用人材，让有才干的平民参政议政。详细论述他如何亲自率军平定长期骚乱中国东南边陲的夷乱，并让夷人和殷人同化；开发了中原和沿海的经济和文化，为巩固、发展和统一中华民族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等等。李劼文章重点不在为一人平反定位，而在重新评价历史演变。他对历史的厘清都是以残存的早期史料为依据，如《尚书》、《淮南子》和《山海经》。他对历史的评价则富于自己独特的看法。

　　　　比如，三千年来，《周礼》被奉为圭臬，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里程碑。李劼在其大作第二章“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中将此传统观念彻底解构。在此仅举刑律一例：周礼以道德干涉法治，开了人治之先；即所谓“民彝”，鼓吹“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将殷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为刑不上大夫，长期影响中国，一直到今天仍余波未泯。至于周武王求教箕子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周武王会把殷商的封地交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而不是纣王那位投奔了周朝的哥哥微子启？为什么周公只提周文王，不提周武王？周公与周武王有什么矛盾？为什么周武王有隐退山林的念头？周武王英年突死有什么蹊跷，谁从中得利？为什么在周武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又出现了“三监之乱”？他们的斗争仅仅是争权夺利，还是有文化和政见上的冲突？周朝有王公赞同商，商朝有王公赞同周，这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周公要杀兄长姬鲜，放逐兄弟姬度？这一切动乱纷争和周公建制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李劼的大作中都一一得到清晰明确而顺理成章，与众不同却令人满意的回答。

　　　　本文只是简介李劼关于商周巨变的评述，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直接阅读他发表在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报《视角》第8卷第3期（2007年秋季）上《中国文化的冷风景》第二章，方能看清楚他是如何运用史料，如何进行思辨，如何得到以上结论；如何论古谈今，鞭挞时政；如何评东论西，比较文化；如何以史为鉴，开启未来。

　　11:26 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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