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童话在成人的文学世界里，往往被视为次形式。它普遍的被看作是“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可是就是这些“给孩子们看的作品”， 使一直被批判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失去了对苦难人民的同情”的王尔德赢得了来自人民大众的巨大荣誉。人的“爱”是至高无上的，它使人超越于世俗道德伦理之上，超越于任何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之上。所以无论是王尔德所处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是现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无一不叹服这位充满“爱”的伟大人物所散发出来的才华，臣服于他的超道德的爱所浇灌出来的作品之下。他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也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他属于全人类，也不属于全人类。
关键词：超道德，爱，维多利亚时代，享乐主义，唯美，“为艺术而艺术”，童话。
一． 引言
王尔德一生著有戏剧，小说，诗歌，童话，论文和小品文多种，同时还是是个优秀的演说家
。他的戏剧创作促进了十九世纪末英国戏剧的复兴，在他的墓志铭上，王尔德被誉为“才子和戏剧家”。的确，他是当之无愧的戏剧家。在他事业的顶峰，最具代表的是他的几部大戏，如《温德摩尔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都是轰动一时。他的戏剧《莎乐美》（1893）是值得重视的，也是最能体现他的美学观和在诗歌上夺目才华的戏剧作品，体现了作者为了追求享受和美，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的艺术观。另外，他颇具风度的诗歌朗诵也是当时高级沙龙里令众多达官贵妇倾倒的作品。他的小说当之无愧是优美英语的典范，也是唯美主义文学观点具有惊人效应的滋生土壤，论文和小品文也经常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和丑恶现象提出进步的观点和质疑。可是在流传于世的的众多形式的作品中，最容易被其他光芒所掩盖的，也可以说最能纯正直接的体现作者内心世界的，还是他为数不多的童话作品。王尔德事业的起飞，风格的形成，可以说都源于童话，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话集问世之后，人们才真正将他视为有影响的作家。英国《典雅》杂志将他和安徒生相提并论，说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称“完美之作”，整本童话集更是纯正英语的结晶。 总体而言，他的童话是华丽的，更是悲观的。
二． 时代之悲
王尔德有两部童话集。一部是奠定其作为一个作家影响力的《快乐王子及其它》，其中收录了，《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神奇的火箭》。另一部是《石榴之屋》，包括了《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星孩》。在王尔德童话中，除了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和童话作家的想象力之外，经常感受到属于充满矛盾和撞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王尔德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那是一个妇女倍受尊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花几镑钱便可以买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英国所建教堂的数目超过了这个国家以往所建之和。而在伦敦，每六十所房屋中就有一所是妓院（现代的比率可能接近一比六千）。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布道坛，每一家报纸的社论，每一次公开演讲，都喋喋不休地宣传婚姻的神圣性（及婚前贞操的重要性），而上至王储下到达官显贵，许多人都有着偷偷摸摸的私生活，人数之多，超过或几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那个时代，刑法制度逐步讲究人性化，而鞭打却非常盛行。在那个时代，妇女们的衣服把肉体遮盖得比任何时代都严实，但对雕刻家的评判却要看他雕刻裸体女人的水平。在那个时代，任何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的著名文学作品，在色情描写上从来都不超过接吻的程度。然而，带色情描写的通俗作品的发行量却是空前绝后的。在那个时代，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从来不提及的，否则会被认为有失体统；然而，卫生设备非常简陋，人们几乎在所有的房子里和街道上都会碰到与厕所、粪便有关的东西（有抽水设备的厕所是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直到一九零零年，还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高级设施）。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和解放，而唯独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欲方面却受到苛刻的控制。”（《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译本前言》）
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正是上层社会和底层人民两极分化，所谓神圣的宗教信仰和肉体道德的沦丧合理共存，高雅美学和对人类身体的扭曲观念同在，理智的道德和色情的欲望并生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幸能在后世看到王尔德的童话作品里出现这样的描写：“肉体的爱是邪恶的”，神父皱着眉头大声说道：“上帝漫步于他创造的世界所遇到的使他不快的异教东西，都是邪恶的。林中的牧神们应该受到诅咒，海洋中的歌唱者们也该受到诅咒！”为什么这些快乐的歌唱者们要受到诅咒呢，童话中神父这个人物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传统道德观的代言人这样说道：“ 她们是没救的了。因为她们心中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她们更不会赞美上帝的名字。”可是这个深具道德观的神父却也毫无深省的表白：“在夜晚还听到过她们的歌声，她们要引诱我离开我的讲经课。她们敲我的窗户，大声笑着。她们往我的耳朵里轻声地讲述那些有毒的欢乐的故事。她们以种种诱惑来引诱我，我在祷告的时候，她们就来戏弄我。”（《渔夫和他的灵魂》）
这就是作者所处时代过于苛刻的道德观和过于放浪的生活所造成的人性压抑和扭曲的一个生动的反映。在这种畸形的状态下，被禁锢和奴役的下层人民遭受痛苦，而上流社会也暴露出更加虚伪面目。他们一方面希望享受“肉体的”“物质的”快乐，并且理所当然的享受上流社会的地位带来的特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得到解脱，所以他们希望“有天堂，也有地狱”，并且赞美“上帝的名字”以求心理安慰和遮掩自己放荡的行为，企求得到“上帝”的宽恕。这种宽恕的赐予者，其实也就是当时时代所强加于人的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禁欲”道德观。针对这种情况，英国一些知识分子冲破了维多利亚时代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束缚，在性道德、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他们创办了《黄书》杂志，奥斯卡•王尔德成为这一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就像这本杂志所讽刺的那样，当所谓道德变得形式化，变得假惺惺的时候，谁又能尊敬它，又值得谁去遵循呢。在《夜莺与玫瑰》的开头，年轻的学生就这样说：“她说过只要我送给她一些红玫瑰，她就愿意与我跳舞。” 在冬天是不会有玫瑰的。这种轻佻的推托之词让年轻人信以为真，他悲伤且快乐的喊到：“可是在我的花园里，连一朵红玫瑰也没有。” 当他拿着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去找“她”时，她却皱起眉头：“我担心它与我的衣服不相配，”她回答说，“再说，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我一些珍贵的珠宝，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加值钱。”人们不相信爱而追求实际，王尔德用他的笔这样讽刺道：“爱情是多么愚昧啊！”学生一边走一边说，“它不及逻辑一半管用，因为它什么都证明不了，而它总是告诉人们一些不会发生的事，并且还让人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事。说实话，它一点也不实用，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要讲实际。我要回到哲学中去，去学形而上学的东西。”（《夜莺与玫瑰》）
这就是那个时代，或者说是所有时代共同的悲哀：人性被金钱，地位，权力所奴役着，驱使着。身为创造出文明世界的“人”，却无法摆脱被其附加物所奴役的局面，从而违背“美”和最可贵的“爱”。就是这些王尔德所生活的时代特有和属于一切时代的悲哀，使得他的童话作品在纯真美好的愿望掩盖之下充满成人世界的悲剧感，即使有的作品是往往有个美满的充满转折的结局来平衡过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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