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干倘卖无
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起一个故事,讲的是他一个朋友出差外地,夜晚在旅店住宿的时候,同房间的人问起他从哪里来,他很骄傲的回答,“中国巴巴堋”。每次说完,父亲都会哈哈大笑,母亲也跟着笑,我们兄弟三个不懂,只觉得大人笑了,挺有趣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中国巴巴堋”在哪里?在我出生的小镇,白云山下,八宝湖畔,一个旮旯角落的称呼。按籍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们三兄弟,都是ⅹⅹ镇人。
父亲是个孤儿,被亲生父母遗弃,是以前和贺龙一起闹过革命的地下党员彭氏领养了他,所以改陈姓为彭,推算辈分,我们应该称她祖母。父亲聪明刻苦,敏感自尊,桀骜固执但极孝顺。高小只读过4年却写得一手好字,非常喜欢看书,敬重读书人,很能讲道理。学过很多手艺,木匠、刻章、唱花鼓戏等,但是这些都是他自己所鄙视的。记得有次我和同学两人在小镇剧院表演相声,完了出来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家的儿子,不要做戏子,不要给别人表演。那是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看不清父亲的表情,但是我清楚的记得父亲说话时候语气的坚定,不容置疑。
母亲地主家庭出生,也只念过4年书,和很多地主家里出来的孩子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进过文宣队。外婆有次回忆过去,说起母亲当年在台上唱“不忘阶级斗争苦”的扮相,后来的春节,每次家人团聚,弟弟都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反复的问,反复的讲,一脸坏笑。再后来,母亲就在生产队里劳作,上山砍柴禾,下河割水草,挣工分养家,却怎么也吃不饱,只有南瓜叶子和吃不完的萝卜野菜。唯一的一次奢侈,是她和一个舅舅回家,在路上舅舅“顺”了别人家一只鸭子,母亲很害怕,那个舅舅虽然年纪不大,却很熟练的把鸭子宰掉弄来吃了。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母亲年轻时候出落得漂亮,那时候的人都是素面朝天的,老照片里母亲一脸单纯,圆溜溜的眼睛,很有灵气。
父亲和母亲是74年结婚的。我小时候好动,经常把家中抽屉和柜子打开,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翻找,有次就从柜子里翻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书,展览似的喊来哥哥弟弟一起看,上面用毛笔书写着“革命的友谊”。父母亲的结合,是两个“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的苦命人的联姻。据说刚结婚那阵子,外婆很不高兴,因为结婚欠下了70元钱,外婆在自己生日那天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来,还狠骂了母亲。所以,后来父亲母亲相伴走过的日子,是两个人挥洒汗水挣钱的过程,是为家庭幸福拼搏的经历,也是忍气吞声谋求发展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程。他们是第一代个体户,两个人一起在乡下卖过手电筒,5毛钱买进,1块钱卖出;一起摆过连环画摊;一起给人刻录流行歌曲磁带;定期赶集贸市场卖日杂用品。直至83年受够了别人的白眼和欺负,赌气凑够1万6千块钱买了3台彩电和录像机、发电机,开了“立生”录像厅之后,生活才开始富裕和稳定起来。
父亲和母亲去乡下卖东西,经常要走很远的路去兜售。有次在回家的路上,下着大雨,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母亲,虽然反复提醒,但是母亲在后座上仍然睡着了,从车上摔了下来,两个人都滚在了泥里。放映录像来“立生”,也不是省心的事情,经常有地痞和流氓来捣乱滋事,防不胜防,打架是常事;有时候被请去红白喜事上帮忙,要把整套的设备小心地搬来搬去,通宵守着不能睡觉。那几年里,虽然赚到了钱,但是父母亲明显的老了,身体也差了许多。这些事情母亲常给我们说起,但父亲从没提起过,他只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吃苦,一定要白手起家。那个时侯有个慈善家叫彭立珊,报纸上经常报道他的事情,有次父亲拿着报纸,把我们喊到他面前,指着报纸上彭立珊的话,一条条解释给我们听,“黄连苦,求人更苦;做人难,求人更难”,“养儿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养儿强过我,要钱又能做什么?”,这些话,我们都有记得。
因为父母亲的努力,我们三兄弟从小在生活上就很满足,学习教育上也比较进步。想吃零食吧,苹果、桔子、松花蛋、面包这些一背一麻袋,早上出门就在书桌上拿零钱,那上面摆着前晚放录像收来的零钞和硬币,堆在那里好像永远都不见少;看书吧,家里摆过连环画摊,其他历史书籍,武侠小说也有很多,父亲征求我们意见后,给我们分别定了《故事会》、《小溪流》、《小蜜蜂》等,还经常带新书回来,伯伯家里也有装订的很厚的连环画册;运动呢?在我5岁时候父亲就买回来乒乓球拍、羽毛球拍这些。比较难受的是父亲逼着我们学着拉他喜欢的二胡,学着吹口琴,那时候家里墙上挂着3把胡琴,我们枕头底下也都压着自己的口琴,经常在皓月朗照的夜晚,别人家的孩子成群的在小街上聚会狂欢的时候,我们却在家门口听父亲拉着《二泉映月》,吹着《红湖水浪打浪》。兴致高的时候,他会把整台的花鼓戏班子请到家里来吹拉弹唱,用sharp的录音机录音,刻成磁带再复制给喜欢的人。
因为接触书本比较早,我对《伊索寓言》、《365夜故事》、《格林童话》这些幼稚书很早就没有兴趣了,反倒是好奇心重,喜欢上繁复的书籍,《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是那时候翻完的,上厕所也会带着繁体字印刷的范文澜的《通史简编》。3年级时候写的作文被父亲小学的老师拿去在5年级的班上去读,读5年级的哥哥回来后害羞又得意,我也小小的骄傲了一把。后来就被派去参加市里组织的作文竞赛和其他比赛,体育竞赛也略有成就,初二在联校乒乓球比赛中拿过第三名,只是因为好静的性格使然,渐渐有了疲倦的感觉。哥哥读书也好,从小学5年级直接跳级读了初中。始终感谢父亲在音乐上对我们的熏陶,虽然那时候不长进,经常因为学不会曲谱挨打,特别是哥哥,柔嫩的手指被父亲使劲按在二胡的琴弦上,勒出一道道深深的血痕,但是我们都喜欢音乐,所有存在记忆的岁月里,都有音乐相伴。
后来,父母亲因为一直很忙,也因为父亲生病的原因,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们了,先后换了几个保姆都没有做得长久,我们三兄弟开始了独立生活的尝试。从垫着砖头学做蛋炒饭开始,轮流洗碗,打扫卫生,炒花生瓜子,跟着母亲和保姆生火做饭,直到学会全部做菜的手艺,成为他们心底里骄傲的资本。人的心智也随着这些锻炼成长起来。3年级时候的一个晚上,父亲打水来给我们洗脚,我突发奇想,对埋着头的父亲说,“今后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总之我不想平凡的生活”,记得父亲当时很欣喜,直起身子对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听见了吗?做人就要这个样子,有志气”。后来的后来,我读大学时看《南方周末》,里面有篇文章叫《子是父的胆》,看完后沉思良久,想起小时候向父亲撒过那样一个苍白的大谎,但是,我不后悔。
1984年的除夕,家人一起看春晚,里面有首歌很好听,我问父亲叫什么,父亲说,这首歌叫《酒干倘卖无》,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歌名拗口难记,只是一经听见,今生将不会再忘。
无力忏悔
中学是我的灰暗时期。这样说并不是指日子过的平淡枯燥,相反,我在那几年的时光中经历了太多事与愿违的变迁,把一个青涩少年所有的懵懂无知、叛逆任性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错误发生的当时是多么的理直气壮,充满不可理喻的荒唐。
学习对我来说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考入初中的时候,我是11所小学毕业生里总分第二名,但是父亲不高兴,还刻意隐瞒了我的分数,只告诉我考的不理想,要我加倍努力学习。虽然我不相信,因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经常拿第一,但这在当时对我仍是个小小的打击。后来我知道了真实情况,也知道了父亲这样做的理由:我比他熟人的儿子分数少了1分,我还是在别人后面。我理解了他。接下来的两年,我在ⅹⅹ中学的学习还算的刻苦,初三转学到ⅹⅹ一中时,7门功课总分高出第二名50多分,所以进入重点中学没有费力。
从很小就开始担任班长,进入初中也不例外。应试教育体制下就是这样,只要成绩够好,就是老师们的宠儿。很多老师对我都格外关照,比如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回头的浪子教我写诗,我曾写过“撒网,只捞起满河的童真”这样单纯的话语,写完几首就交给他去批注,慢慢也有了厚厚的一本。我在感激他们的同时,也产生了心理失衡,主要是不喜欢在有色眼镜下生活,也是年少时期不安分的天性主导了我。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并不满足于扮演好好学生,和当时班上最调皮的同学成了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性情中人,无论是家人还是老师的话都不听从,就喜欢和我交流,接受我的安排。当时他姐姐已经念大学,经常写信给他,给他抄写《再别康桥》这样的诗歌来感动他,化解他的戾气,也曾委托过我好好照顾她这个家里唯一的男性兄弟。
因为这个朋友,初二成了我人生路上的分水岭。在与人交往上,我对不在意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我愿意亲近的人,我会认为对方什么都是好的,相当强势的予以支持,不允许任何人来诋毁和侵犯。初二时全家已经迁往ⅹⅹ市,因为重点中学不能插班,有半年时间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继续学业,我不喜欢管束,所以很多时间都在学校里和朋友们玩耍。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留级生污蔑我,说我和这个朋友交往是为了拉拢他,方便我自己管理班级。我承认我和这个朋友交往也有管住他的意图,但是我是用心交往的,并不是虚假的情意,这个朋友自然也感受得到。他在别人那里听到之后,跑到宿舍拿着大竹板子狠扁了那人一顿,然后在我面前抹了眼泪。从此,我开始接纳了他的种种,陪他一起抽烟,一起耍着匕首,一起到处打架。然后是自我开解,记得有个晚上我把几个好友喊到教室旁边的大樟树下,很老气横秋的说,“年轻的时候要允许自己犯错误,没有错误就没有成长。现在犯下的错误是可以补救的,可以给我们经验,长大之后就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因为那时候付出的代价太大”。这种想法一直影响了我整整4年时间,直到父亲离世。如果现在可以选择,我宁愿那4年的时间与往后的10年时间置换,可惜世界上根本没有如果。就好像再见代表不再见一样,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学会了不对珍惜的人说出再见二字。只是当时怎么就可以那样歇斯底里的愚蠢?
初三转学到ⅹⅹ一中,入学只有一个礼拜,楼上同年级的一个不良少年就用侮辱性的称呼喊住我,强行找我要钱,我没有给。这个插曲让我很不愉快,我决心改变这个局面,但是我用错了方法。初三的班级成立了团支部,班主任安排我做团支书,我用这个机会团结了本班的所有男生,开始了与同年级其他班级的对抗。我开始打架,凡是有本班同学受欺负的,我都会主动站出来,带着同班男同学去打架,有个中午我前后打了8个人,包括前面侮辱过我的那个男生。这样打来打去持续了有3年,情况不可收拾起来,不光有本校的,还有很多外校的和社会上的跑到学校来找我,要替自己的朋友报复我。期间就有两次50多人在我回家的路上等着我,用编织袋装着各种刀具,扬言一定废了我,一次我与他们擦身而过他们的人不敢指证我,一次是我呆在学校他们没有等到。也有意外,我教训过的那个男生的叔叔从监狱里出来后,找到了我,在学校门口的餐馆里,我和他面对面谈话,他用烟头来烫我的手,我没有躲,我知道要是软弱一点点,他会变本加厉的想着法子折磨我。他的条件是收我做小弟,我自然是不肯。幸运的是当时有个舅舅,和我一起从ⅹⅹ中学到了ⅹⅹ一中,他当老师我当学生,凭着出色的教学能力和家族的关系,3年时间里他从普通教员成了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各种负面的打击动作在他这里得到了最大的化解。
从小被长辈们认可的组织能力被我的任性把持着,打架的事情令家里十分恼火。初三那年我是和学校里舅舅一起住的,端午节回家,父亲明显的冷落了我,几天假期都没有理我,直到不久我考了年级第二他才开始和我说话。但是我始终不曾想过停止打架,一直很自负的把自己当做主持公道的角色。高一那年,本班一个瘦小的同学找到我,说受了同班另一同学很多次欺负,我在几次警告之后失去了耐心,决定对欺负同班同学的那个男生进行惩罚。当晚,我在下晚自习后给朋友说了这个想法,朋友召集了几个人,在校门口打歪了那个男生的鼻梁。事情是瞒不住的,第二天,妈妈便带着我去到别人家道歉。晚上回家,父亲要我全身趴在地上,拿着凳子使劲的砸我,直到那张凳子全部成了碎木块。记忆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挨父亲的打,打我的时候,父亲流着泪,家里人劝止不住,因为我一直昂着头说,“我就是要打架,我就是不想被欺负,凭什么以前别人就要欺负我?”——我仍然沉浸在曾受欺负的假想里,那时候太好强了。
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原因,父亲老去的很快。本来在ⅹⅹ建了自己家的三层新房后,父母亲是打算做钢材批发的,后来还是转做了服装生意,即便如此,父亲仍然需要在家静养。在那段时间里,他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们的成长,照顾着我们三兄弟的生活起居。他曾对我说,“我看得起你,我一直认为你能够成才。我们家今后就指望你来发展了,你不要有过高的理想,不要整天都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任何时候都要把家庭的责任摆放在前面,只有这样,我才会放心。”苦口婆心的规劝,当时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我行我素。直到高二那个闷热的下午,哥哥把我从教室拉出来往家里赶,路上不发一言。
父亲走了,走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回到家中,我仍然感到了父亲的呼吸,摸到了他的体温,但是再也醒不过来了。我在父亲面前向母亲立誓,今后她说的任何话我都会听,这个承诺改变了我的一生。父亲被送回到ⅹⅹ镇,在车上,我抓着他的手,默守着让他的手在我的手里慢慢变冷。我一直没有哭,第二天一个人回到ⅹⅹ取我以前就保存的父亲生前唯一的一张单人肖像照片,在照相馆放大,然后捧着照片回到ⅹⅹ,放在父亲面前。我没有哭,直到父亲被人抬起,往山上去的时候,我才像回魂过来,流着泪嘶哑地向他忏悔,向路边放鞭炮的父亲生前的熟人朋友下跪,向父亲磕头直到把额头磕破了流血。
我不再担任班干部,因为父亲以前和我商量过,要我把自己从班级事务里解放出来安心学习,所以返校不久,学生大会上 台喊本班的干部上去领奖,我一动不动,同学都看着我,我说我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我也不再和以前一起打架的那帮人来往,他们早就辍学了。有次他们中的一个浑身是血的来找我,说起他们在外面替人收账,我只是淡淡的告诉他不要这样做。还有次,几个人找到我,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把我打到泥水坑里,全身湿透,我回教室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继续安静的看书。后来,一起打架的那帮人,十五六个全部被抓起来,在市里红旗剧院开宣判大会,很多人都去了,我没有去。
记得90年建新房的时候,有个油漆工对我父亲说,市里的孩子都很调皮,什么坏事都做。父亲很自信的回答,我家的孩子本质都是好的,我相信他们不会变坏。是的,我们是本质不错,从不曾有过害人的念头,但是他最钟爱的我,在行为上却一错再错。错到欲哭无泪,错到无力忏悔。
父亲走了15年了,但是他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他一直都有在冥冥中守护着我,我将与他一同老去,也将守护和延续他的血与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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