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我国古来称为“双星”，一在“天河之西，有星煌煌”，一在“天河之东，有星微微”。两星隔河而对，似一对恋人含情脉脉，遥相凝望。到农历七月初，二星相距较近。美好而神秘的天象激发了民间创作家的想象，由此生发出二星相恋的故事。人们说，天河西面的是牛郎星，在他的东南方有六颗牛宿星，看去像是牛的轮廓；东面的是织女星，在她的东南方有四颗渐台星组成四边形，像是一部织布机。牛郎、织女这对恩爱夫妻长年被迫分离，只能一年一度于七月初七之夜相会于鹊桥。这一动人的故事，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中代代相传，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牛郎、织女二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大东》。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所述的事件并不清晰，但至少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在天上的银河两岸，有那么一对星神，男的放牛，女的织锦。男女相对而又被相提并论，当非无因。第二，他们俩辛苦劳作，却都不出活儿，是必心有所扰，其相望而不能相即的幽怨之情隐隐可感。古诗歌中这种隐多露少的表达方式，可以想见是有故事的广泛流传作为基础的。
汉代画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图
这一故事的产生，与远古人类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的原始思维有渊源关系；天真而神奇的想象，透露了知识低下的人们探索天体奥秘的强烈愿望。但正如法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所说：“天上反映地上的事件，正如月亮反映日光一样。因为人只有以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思想赋予神灵，才能创造出自己的宗教。他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卓越的事件带进神的王国，在天上重演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关于普罗米修士的神话》，见《宗教与资本》）牛郎织女故事，正是落脚在男耕女织、一夫一妻以及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统治力量和礼教势力破坏人民幸福的现实基础之上。牛郎、织女的形象和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了人民高超的想象力，具有深厚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诗经》以后，时隔数百年，汉代的诗文记载就填补了故事的具体内容。唐韩鄂《岁华纪丽》引《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又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淮南子》云：“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织女七夕去河西与牛郎相会，天河阻隔由乌鹊搭桥的情节，清晰可见。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有《迢迢牵牛星》一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诗人从女主人公的角度着重抒发了她被迫与牛郎分离的痛苦，所展示的故事轮廓比《诗经·大东》进了一步，但仍比较模糊。三国时，曹丕《燕歌行》中有诗句云：“星汉两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同样证实了牛郎、织女是一对长期被天河阻隔的恋人。
故事最初的具体记叙见于《小说》，此书已佚，文字见于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所引：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
又宋代罗愿《尔雅翼》载：
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是日河鼓（按：即牛郎）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以上两项记载结合起来，故事的要点就都具备了：织女的身份，牛郎、织女的关系，他们的结合、分离与最终的命运。乌鹊搭桥相渡，与汉代所记一致，但这里是由牛郎渡河到织女处相会，这想来是与天帝的权势有关。
南宋·李嵩·《汉宫乞巧图》
牛郎、织女分离的原因，是故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促成情节的转折，影响主题的表达和人物形象。在上述故事中，委之于织女婚后“废织纴”，因而激怒天帝，可谓咎由自取。文人记载取美化天帝之说，或者故意加工美化天帝，都是可能的。从古代的其它记载及现代搜集而流传已久的同类故事来看，对此多有异说。
第一，《太平御览》引《日纬书》说：“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
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营室，星名，此处当为惩罚之地。这则简略的记载，在上述关键问题上抓住了阶级社会以富压贫的要害，牛郎织女在这里彻底成为劳动者的形象。
第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苏州府志》：“织女庙。庙在太仓州南七里黄姑塘。……故老相传，常有牵牛、织女二星降于此，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不得渡。今村西有百沸河，乡人异之，为立庙。”此处重在说明该地织女庙的建立，至于究竟为什么织女要“以金篦划河”，致使“牵牛不得渡”呢？一点看不出来。然而夫妻反目，关系破裂，则似无可置疑。又从苏北泗阳搜集的《织女变心》故事（见《民间文学》1985年7月号）说：当初织女因为牛郎帮助她补云锦天衣而爱上了他，可是婚后她见牛郎累得又黑又瘦，认为配不上自己。因此当她跟玉帝派来的凶星奎木郎回天宫，牛郎在后追赶时，便拔下头上银钗，划了一道银河，将自己和牛郎隔开。这固然只是一种说法，但织女主动划河，不管为了什么，都有损于这一对情人坚贞热烈的恋情，有损于织女的形象，一般人不易接受。此类传闻，只能算是牛郎织女故事在流传中的一股小小的支流而已。
第三，后世流传比较普遍的一种牛郎织女故事，未见录于古籍，但肯定曾经过长期的流传。故事的大概情节是：
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
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号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
这一故事，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如《毛衣女》（见晋干宝《搜神记》）及两兄弟型如《旁㐌兄弟》（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故事的一些基本情节，于长期流传过程中改造加工而成。故事在一些基本点上不悖初型，使牛郎织女的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而把他俩之被阻隔，归罪于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者天帝和王母娘娘，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社会意义。
清·任颐·《乞巧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不管情节如何变化，人们最同情的是这一对男耕女织的情人相爱而被阻隔，最赞赏的是他俩终年分离而坚贞不移，最关注的是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这一切，千百年来深深打动了千千万万颗善良的心。又由于星辰的故事在荒诞中给人以神秘感，加之自古以来对天体的崇拜观念，致使牛郎织女故事通过文艺、道德、宗教、风俗等多种渠道而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民俗生活之中。
首先，这一故事被古代诗文频繁引用，足见其受到诗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充分肯定。且引二例。
其一：杜牧《秋夕》诗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诗中抒写一个失意宫女孤寂的生活和心情，前三句描述时间、地点和宫女的动作，最后一句写她的神态——呆坐仰望碧空中的牵牛织女星，一下子揭开了她内心的所想所感。她在想着牛郎织女的故事，既同情织女，也羡慕织女。因为织女还有相爱的人，还盼得到一年一度的相会，而她呢？诗人借助牛郎织女故事，对于她身陷深宫禁苑虚度青春的凄凉身世，表现得极为含蓄、深切而简炼。
其二：白居易《长恨歌》写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起他俩在骊山宫避暑时七夕夜半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此时天上人间，一片缠绵热烈之情；诗作在表现上巧妙借助了七月七日夜半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有关情绪。
以上两位都是唐代诗人，事实上自晋以后，咏叹牛郎织女及七夕乞巧的文人诗文多不胜数。如梁沈约有《织女赠牛郎》诗，梁王筠有《代牵牛答织女》诗，谢灵运有《七夕咏牛女》诗，崔颢有《七夕》诗，孟浩然有《他乡七夕》诗，李商隐有《七夕》、《七夕偶题》、《辛未七夕》等诗，庾信、王勃各有《七夕赋》等等。另外，唐高宗有《七夕宴元圃》诗二首，还出现了大量的七夕廷宴应制诗，这些诗虽多为附庸风雅之作，但亦可见这一题材之广受注意。
其次，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之说对于乞巧节的形成和节日的习俗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习俗表现了人们对于牛郎织女相会的极大关注。《岁时杂记》云：“七月六日有雨谓之洗车雨，七日雨曰洒泪雨。”连雨都是有情的了。所以杜牧《七夕》诗说：“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今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更使洗车雨染上了浓重的离愁别恨。到了七夕，人们还要静静地坐在瓜棚豆架之下，倾听牛郎织女的喁喁私语，承受他们悲欢离合的泪水。世世代代，仰慕和同情之心始终如一。
与此同时，人们也想趁牛郎织女欢会之际，向二星神祈求幸福，于是遂有七夕乞巧的风俗产生。从古籍记载来看，七月初七原有一些其它的节日性的活动。《太平御览》引周处《风土记》曰：“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日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由于“黍熟”和“七”都属“阳”，因此人们把七月初七当作一个吉庆的日子，这看来与牛郎织女无关。但同书又记曰：“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可见当时七月七已同时存在两方面的节日活动。七月七还是一个制药和曝晒衣服、书籍的日子。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面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但他也记到七月七日“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可见七月初七原有一些其他习俗，后均趋于淡化，独独突出了七夕乞巧一项。
乞巧，主要是妇女们的活动。《故事成语考·岁时》：“七夕，牛女渡河，家家穿七巧之针。”人们在庭院之中陈设香案，在一个时期内还广泛流行搭乞巧棚或乞巧楼。《东京岁时录》载：“七夕家家锦彩，结为乞巧棚。”《东京梦华录》则载：“唐时，京师七夕，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南唐后主李煜别出心裁，据《五国故事》记，他“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竖为日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收之。”那么这“巧”乞到了没有呢？也有测定的方法。《帝京景物略》云：“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面生膜，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形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形者，谓乞得巧。”还有捉蜘蛛来占卜的。《天宝遗事》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这真可以说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罗隐《七夕》诗看得透彻，说得在理：“月帐星河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到七夕，全国上下、千家万户纷纷乞巧。这里不仅寄寓了人们对于织女星的崇敬之情，也表达了人民（特别是妇女）希望提高技艺、求得幸福的迫切愿望。心灵手巧、勤劳善良、专一坚贞，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表现，它们集中在织女身上，放射出魅人的光芒。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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