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这些篇目里,作者饱含感情地控诉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讽刺了考官的有眼无珠。
《司文郎》写一个瞎和尚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通过他的口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讽刺极为尖锐深刻。《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自隋唐代以后，中国普遍采取的是科举制。历代的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也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公平与公正。历代场规都极为严格，如进场搜身、禁止夹带、试卷糊名，对泄题、舞弊者动辄处以极刑甚至满门抄斩。如果我们不是对于科举制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怀有偏见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制度确实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能不能说科举制度就真的做到完全公平合理了呢?当然也不能。科举考试的范围完全限于文史，方式只是作文与作诗，套用现代词汇，完全是文科，且是主观试题，虽说已经有预先设定的种种条件，取舍不至于漫无标准，但毕竟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合理，即便在今日，怕也未必，更何况还有朝廷屡禁不止的科场舞弊，以及许多敷衍塞责乃至有眼无珠的盲目试官。
在蒲松龄的笔下，就有了一大批科场中的悲剧英雄。 “他们大都出身寒门，或者虽系故大家子，而今已是家道势微。他们虽然文章辞赋官冠绝当时，但几乎无一例外的在科举考试中受到挫折。在这些人物身上，生动地闪耀着作者自身的影子，深深寄托了作者的身世感慨，通过他们，寄予着作者对自身才华的肯定。
以《叶生》为例。叶生的才华受到潍阳令丁乘鹤的赏识，由于丁“游扬于学使”，他得以第一名进学。可是在乡试中，他却依然铩羽而归。叶生面对一再的打击，一蹶不振，“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终于忧愤而死。叶生死后，魂从因忤上司而免职的丁乘鹤，而不知身已为鬼，并将自己的才华尽数传给丁公之子。
在叶生的教授下，丁公之子在乡试中考中第二名举人，不久又在会试中高中。在丁公父子的劝说下，叶生的鬼魂应试，终于得中。当他的魂灵回乡见到妻子，被妻子点破他已经死去多年，便扑地而灭。但明伦刚读到文章开头，就“为之大哭”，冯镇峦读到一半，就“放声一哭”。
这则并不太长的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动人的艺术力量，就因为在叶生身上，熔铸着作者自身的经历。正如冯镇峦所说的“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文章憎命，所如不偶”，是叶生的经历，也是蒲松龄的经历;叶生因为丁乘鹤的游扬而取得秀才第一名，也是蒲松龄早年受知于县令费祎祉、学使施闰章的移植;叶生放榜后嗒然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也正是蒲松龄铩羽而归后“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的写照。
《叶生》一篇，正是作者用泪水和笔墨写成的自画像。在这幅自画像中，我们不难看到蒲松龄的满腹悲酸。 ”丁公曾问叶生:“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 ”叶生回答:“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愿亦足矣。
”在这似乎达观的言辞中，又浸透了作者多少的无奈，多少辛酸的人生感受。
对主体价值的高度认定，必然导致对压抑、埋没主体价值的环境的批判。于是，在《聊斋志异》中，出现了大量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囿于历史的局限，蒲松龄对科举所作的批判，主要是基于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站在科举失意的弱势读书人的角度上进行的，所以批判的矛头也就更多地指向那些使自己受害的科举考试的具体运作者——试官身上。
这种批判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揭露考官的徇私舞弊;二是从识鉴能力出发，揭露他们有眼无珠，头脑冬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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