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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七，一个喜欢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一个沉迷于扯淡的萌妹子。这篇稿子来自于白银末裔。
无论中西，文明都与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很多时候文明也好城市也罢，要想建设，需先毁灭。
在炎黄蚩尤大战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来临时，一个持续了近两千年的缓慢而又决绝的“毁灭”魔咒降临在整个地球几乎所有重要文明头上。
在5000—4800年前这头两百年间，全国各地依旧处于大规模文化混血当中。
长江中游的城邦文化诞生之后，就开始向长江上游和下游甚至黄河下游扩展。其中长江上游本来居住着吃小米的中原子民，在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改种稻米，同时修建了七八座史前古城，其中宝墩古城分内城和外城，面积达到三百多万平方米，超过了石家河古城。
在淮河流域和鲁东南地区，当地的东夷人群，在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下，也开始修建了若干史前古城，其中的两城镇古城，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是否是传说中沐浴在五色日光下的少昊都城，不知道。
但这里和石家河也有所不同，石家河的成就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追求神权的祭司集团，而两城文化的贵族们，已经对祭司和神灵丧失了浓厚兴趣，在他们眼里，世俗权力，也许要比祭司和神灵更加可靠。
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裕，丝绸漆器竹器玉器出神入化，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发明了犁耕技术，再加上凌家滩文化、北阴阳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文化水平大大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现在有了长江中游城邦文化的参照，便开始迅速发展。
他们拦河筑坝，挖掘运河，修建了结构奇特的寺墩水城和面积达400多万平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城中还有宏伟的莫角山宫殿以及壮观的贵族王陵，考虑到这里多次出土连字成篇的文字，良渚文化应该在4800年前率先了迈入了文明时代。
当中国文明在萨满们带领下艰难前行的时候，东欧草原上的吐火罗人，驾着实心木轮车，向四处迁徙，并在4300年前，把牛羊、小麦、面条等文化传入中国西藏、新疆、蒙古、甘肃、陕西、山西等地。
当时中国各地的人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之前已经诞生了三位汉族的超级祖先，其中后两位诞生在北方的超级祖先只比他们早出生了1800余年，而很快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将被汉族即将诞生的另一位超级祖先的子孙彻底扫出去，从而牢牢占据中原这块土地。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气候恶化，黄河改道，萨满们失去了作用，良渚文明在大洪水中衰落，两城文化则陷入干旱饥荒之中，族人一部分北上，使得鲁西北和鲁北地区也进入了城邦时代。
另一部分则向南方的两广地区、北方河套地方等地迁徙，其中的河套和陕晋地区，在当地阿善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的基础上，再加上东南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东欧竖穴墓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是陶寺和石峁。
陶寺继承的是中原的土城传统，已经有了古观象台、宫城、大型仓库等。石峁古城在陕北榆林地区，是中国史前最大古城。该古城继承的是河套地区的石城传统，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层结构，它们沿着山梁层层叠起，又夹杂着马面、池宛、壁画、人头和眼晴塑像，极为壮观，与洛汗王国的城堡有得一比。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两城文化，陶寺和石峁的世俗化已经更上了一个层次，他们或许已经开始打造世俗权力的完整体系了，其中陶寺遗址，甚至被某些人直接视为尧都或舜都。这或许是臆测，但也意味着世俗化的王权和军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萨满们的神力只是世俗领袖的辅助了。
当各地城邦文化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衰弱了很久的中原地区，也在距今4600年前后逐渐进入了城邦时代，并在距今4300年前后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里面包括淅川龙山岗、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平顶山蒲城店、濮阳戚城、濮阳高城、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等古城，分属王湾三期文化（早夏文化源头）、后岗二期文化（早商文化源头）、王油坊文化三种文化。
大约4300年前，王油坊文化向江南扩张，取代了早已衰落的良渚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则重创了石家河城邦，后岗二期文化向原红山文化所在地迁徙，与当地土著融合后，形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并使东北辽河上游也进入了城邦时代。
随着文化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显得混乱不堪，社会越发动荡。剧烈的冲突似乎首先发生在村落之间，有实力的村落开始构建城垣工事，在对付那些更强大的近邻的同时，逐渐谋取了聚落群的领导地位。于是中原大地上小国林立，相互之间征伐不断。血腥、暴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这个社会的上层，更多的是一些世俗的军事色彩比较强的首领，通过世俗的手段管理社会。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集体的面貌出现。氏族没有解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参与了社会政治。
“中原龙山”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紧靠它的周边，环绕着山东龙山、湖北石家河等地方文化。再以外，则是那些长期滞留在采集渔猎经济的区域文化。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势态已经形成。
而在中原地区内部，各个城邦或战或和，彼此之间格外激烈的冲突中，中原逐渐酝酿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就是在4000年前后在这一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邑。
也就是这个时候，汉族最后一位超级祖先诞生了，并开始了强力扩张，不过很快他的后代就被驱逐到了南方，离开了诞生之地，再也没有回来。
在二里头王国崛起的同时，陶寺、石峁等城邦毁弃，良渚、石家河早已灰飞烟灭，东夷地区的城邦文化也已衰落，唯独辽河上游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成为与二里头并立的奇葩。
另外，一部分二里头人和后石家河文化人联手，进入四川盆地，取代了本地宝墩文化，成就了三星堆文化的辉煌。
留在原地的后岗二期文化，逐渐演化为下七垣文化，该文化联合东夷，大约在3500年前灭了二里头王国，建立了商朝。
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毁灭后，一部分人群逐渐迁至关中地区，最后创立了周文化。
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文化重组”阶段。
遗址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明显下降，各地文化的面貌也从具有极强的一致性转变为富于地方色彩。这些现象暗示着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一个重要的契机，是中原东方及东南文化因素的渗入。逮至龙山时代后期，即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约当4400年～3800年），包括宫室建筑在内的与三代礼制相关联的遗迹相继出现，成组的早期礼器问世，这些应该都是此次社会变革与重组的直接产物。
那凭什么说“庙底沟二期”整合出了一个共同体呢？
仰韶中晚期时开始形成以三省交界的中条山、华山为中心的新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并以人口扩张为驱动力，大量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原本人口较少而因为全新世大暖期而变得较为适合农耕的西、北地区移民，使得西到甘青、东至海岱、东北到内蒙和辽宁、南到江汉的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考古学上的“庙底沟化”过程中。
这些地方都能够见到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庙底沟风格曲腹彩陶盆或其文化因素影响的踪迹。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扩张也许可以视为是早期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整合与布局。
简单来说就是：黄帝的经历似乎可以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的混乱与重组，而以考古学来说，这个重组的成果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较早较明显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标志是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庙底沟风格曲腹彩陶盆。其继承者应是遍布各地的龙山文化。
早期礼器组合的诞生，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领域的进步，成就是礼制，物证是考古发掘的礼器，礼器的两种物质载体，一是玉器，二是青铜器。青铜器技术的传播，和礼制的结合成熟与二里头文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西北的青铜文化圈层。
顺便说一下，二里头时代前夕，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惨烈的巨灾，黄河流域文明核心区的人口锐减程度完全不逊于良渚，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被屠杀”和“突然消失”的问题。
扩展到更广远的角度，这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公元前三千纪末-两千纪初世界文明大崩溃的一环：4300年前，良渚覆灭；紧接着，4200年前，埃及古王国突然崩溃，陷入第一中间期；随后的2000BC，乌尔第三王朝陷入衰乱，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到了伊辛-拉尔萨时期的血腥内战之中，几乎同一时期，陶寺古城遭到血洗；1800BC，印度河文明、秘鲁小北史前文明、陕西石峁史前文明先后解体。
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现在还不得而知。
单就中国而言，良渚崩溃后，江汉的石家河，四川的宝墩、山东的龙山文化、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的后冈二期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都先后经历了巨劫。
单就黄河中下游为例，在龙山-二里头时期之交，黄河流域聚落总量从1665个锐减到了180个，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的人口被突然消灭了接近90%。这场巨灾由以山东最为惨烈，人口削减程度超过93%，尧王城、两城、桐林-田旺这三大超级城市全部遭到灭顶之灾。
在龙山时代不温不火的关中地区，当地社会也经受了劫难。当地的客省庄文化在4000年左右突然消失，时至今日，考古工作者也很难辨认出当地的后继文化内涵。
在传统中原核心区的晋南。陶寺、周家庄和寺里坡头在遭受到石峁人的劫掠后，实际上还大体保持住了繁荣，甚至在塔儿山南麓，还新兴建了一个新的超级聚落——南石-方城遗址。
然而，在相当于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的转换节点上，晋南的聚落出现了大规模的毁弃和衰减，人口下降幅度达到85%。直到二里头二期，人类才战战兢兢地迁入该地区，形成后来的东下冯文化。
再看位于中原传统核心区的河南。这场浩劫对于河南的影响以豫东最为惨烈，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两个主要的族群在当地被连根拔除，以至于在二里头一期的移民在当地建立起孤立的殖民据点之前，当地已经沦为一片死地。
而在豫西，情况稍好，但是也在劫难逃。王湾三期的三大中心聚落——古城寨、王城岗、瓦店，全部毁灭。后来夏商周的传统核心区洛阳盆地人口下降达到了50%，而在嵩山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从所有的角度上讲，都称得上是劫后余生的“移民之国”。
它在诞生之初，不但包含本地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还包含石家河、山东龙山文化、石峁文化、岳石乃至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的因素。本地的粟米、南方的水稻、西方的牛羊，都在同一时期汇聚到了二里头，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的“五谷六畜”的生业格局。可以说，是龙山末期大灾变后的各地幸存者一同构建了华夏文明。
整个历史脉络梳理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众多城池和文明的湮灭，许多神话依旧注定找不回来也补不齐了。中国上古神话在炎帝、帝俊、黄帝和大禹之间，肯定存在过数目可观的神系、英雄神话，乃至各个文明的祖先神也必然比现在更为丰富。
几位神话中的热门人物也决然没有多少血缘联系，只能说幸存者们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弥合部族之间的裂痕，构建和重组了自己的神系。
我是小七，一个沉迷于研究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喜欢可以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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