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似乎有点多啊
爱因斯坦1879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以优秀的成绩从苏黎世工业大学师范系毕业。他家道贫寒，要不是有舅舅支持，他是不可能有钱读大学的。
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曾想留校任教，这样可以自食其力，又可以更好地在物理学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这倒是宁静而美妙的的一种生活!可惜他在校读书期间不善于交际，“愣头愣脑”，不懂得跟教授们搞好关系。
有一位叫韦伯的教授开始挺喜欢爱因斯坦，可后来越来越疏远了他。原因是他既不修边幅，又不通世故，别人都管韦伯叫教授，他却叫韦伯先生。“你这样说，他偏要那样干!课也不怎么上，实验也不好好做!哼……”韦伯曾这样背后对人评论他。有一次爱因斯坦写了一篇文章送给韦伯教授看，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看法和指导。
韦伯看了半天也不知爱因斯坦写的是什么东西，就把文章退给爱因斯坦，却说：“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年，只可惜呀，谁的话你也听不进去……”爱因斯坦脱口说：“韦伯先生……”可韦伯先生听也不听，摆摆手，转身走了。现在想留校，可是哪位教授又愿意推荐这位个性倔强、桀骜不驯的学生呢?何况他还是个犹太人。
爱因斯坦只好回到住在意大利的父母家中。半年过去，工作毫无着落。失业的窘境让爱因斯坦十分焦心。他几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绝望之余，他竟然异想天开，想向德国伟大的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求助。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曾经力排众议，在瑞典化学家阿伦利乌斯(190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最困难时给予过巨大的帮助，才使其有了日后的辉煌业绩。
奥斯特瓦尔德曾因这件事被誉为“科学伯乐”。爱因斯坦心里想，也许这位“科学伯乐”也能发现我这匹“千里马”哩!于是他就在1901年3月19日给奥斯特瓦尔德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由于我受了您写的《普通化学》的启示，写了一篇关于毛细作用的论文，我很冒昧地寄一份给您。
同时，我很唐突地问一下，您是否要雇用一位数学物理学的助手。我这样冒昧地请求是因为我没有钱，而且只有这样一种工作才能给予我深造的机会。”
可以想象，爱因斯坦写出这样的信是出于怎样的无奈，并且生活的挫败也使他改变了那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性格。
他写给奥斯特瓦尔德的这封信就显得比较“世故”，懂得讲究策略，先说他写的文章是受《普通化学》的影响，不露声色地把奥斯特瓦尔德吹捧一番，之后才提出要求。半年前他当学生时恐怕是不会这么做的。
但这位“伯乐”却没有给爱因斯坦回信，这让爱因斯坦非常失望，却又有些不甘心。
4月3日他又给奥斯特瓦尔德寄了一张明信片，心想既然对方不回信，再写信去就显得有点死气白赖，让人瞧不起。于是他找了个借口，在明信片上说上次写信可能忘了写回信地址，因此这次是特意告诉他地址的。当然，也还少不了再次说明自己的窘况。 可奥斯特瓦尔德仍然没有回信。
万般无奈中，爱因斯坦又向荷兰的莱顿大学卡未林·昂内斯教授(191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求助。这次他考虑得更细致，除了寄上论文，还附了一张写好自己地址并贴满往返邮票的明信片。可这张往返明信片一去不返，大约被昂内斯丢进了废纸篓。
爱因斯坦的心情一定不好受。
爱因斯坦的父亲深深同情儿子的处境，洞察到失望的情绪如何刺伤了儿子的自尊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彻底毁了他的前程。虽然他贫病交加，也不熟悉科学界的情形，但出于深沉的父爱，他多么想能够帮儿子一把。
于是他在爱因斯坦给奥斯特瓦尔德发出第二封信后的第十天，也提笔给奥斯特瓦尔德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教授：请原谅我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竟冒然给您写信。……我儿子因为目前的失业极为不安，而且时间越长，他就越认为自己没用；更严重的是由于我不富裕，他更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一个负担。
由于我儿子尊崇您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才敢于请求您读一读我儿子的论文，并请求您写几个字鼓励他一下，以使他恢复对工作及生活的信心。如果您有可能替他谋得一个助教的职位，我将感恩不已。
我再次请求您原谅我的冒昧，而且希望您不要让我儿子知道我给您写了信。
可怜的父亲，伟大的父亲!谁读了这封信能不被爱因斯坦父亲对儿子的深情挚爱所感动呢!但不知是奥斯特瓦尔德没收到这封信，还是看了仍然不为所动，爱因斯坦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更不用说什么鼓励和帮助了。
天无绝人之路。
1901年4月，爱因斯坦的大学同学格罗斯曼给爱因斯坦寄来一封信，带来好消息。信中说，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准备设立一个专门审查各种新发明的技术职位，格罗斯曼说他父亲乐于推荐爱因斯坦就任此职。
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终于正式到专利局上班，职位是三级技术审查员，年薪3500瑞士法郎。
他终于在23岁时摆脱了可怕的失业阴影，可以自食其力并养家糊口，不再为面包揪心发愁了。为此爱因斯坦一生都念念不忘这位同学的帮助。他多次说：“这是格罗斯曼为一个朋友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
爱因斯坦坦承“一生最大错事”
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为他“一生最大错事”而愧疚。
爱因斯坦究竟做错了什么事？
1917年，也就是他创立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年，为了解释宇宙的稳恒态性问题，爱因斯坦和荷兰物理学家德西特各自独立进行此项工作的研究。他们发现引力场方程的宇宙解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宇宙要么膨胀，要么收缩。
由于物理直觉上的偏见和数学运算上的失误，爱因斯坦决不放弃静态宇宙的概念，为求得一个静态的宇宙模型解，不惜在方程中引进一个“宇宙项”。这个结论在当时既符合宇宙学原理，又符合已知的观测事实。然而，1922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求出了这个方程的另一个动态解；1927年比利时学者勒梅特也独立求得同一解。
从数学角度证明，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均匀地膨胀或收缩着。然而，爱因斯坦仍然不肯接受这个结果，坚持他的静态宇宙模型观。
两年后，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根据远距星云的观测，发现远距恒星发出的光谱线有红移现象，离地球越远的恒星光谱线红移越大。
这说明恒星在远离地球而去。哈勃的发现支持了弗里德曼等人的动态宇宙模型，也改变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的看法。爱因斯坦把坚持静态宇宙模型的失误称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事”，并收回了对弗里德曼等人的批评。
后来，在他70岁生日之时，还向好友索洛文表示：“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很牢靠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
”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他在1917年的这次失误。
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能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谦虚地回顾自己已被世人承认和称颂的成就，说明了爱因斯坦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坦荡胸怀。这也正是爱因斯坦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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