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
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背景
杨振宁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回答：“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激动得流出泪水
邓稼先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宿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科研攻关，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故事
他从美国归来，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送父亲，还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岳父支援的一点粮票，他都用来买饼干与同事们分享；他在基地度过10年单身汉生活
邓稼先于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完全可以留在那里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
但他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还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检验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们熟知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人类社会最国际主义的一个群体，全球化的先锋队。那么，科学家还需要祖国认同吗？
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家是否需要祖国认同，这要看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
在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家，即使想忘掉祖国，也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尖子里的尖子。但在共和国前30年，他的家境很苦，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6个孩子。赴美不久，他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那个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尖端的陶瓷材料，可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尖端陶瓷材料的应用属于与军事科技相关的“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所以，尽管他不喜欢中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在一家公司做实验员，工资每小时不足10美元。
再后来，他放弃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质量检查员。虽然工资随着IT业水涨船高，但那是一种普通而平静的生活。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在自己的祖国从事尖端陶瓷材料研究，没有security clearance问题，他可以成为最出色的材料学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离开了令他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是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李文和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家园。
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经常参加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每次北京之行，他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然而，199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是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武技术。
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偷了美国的核弹头微型化技术。但他们找不到根据，于是，华裔核专家李文和成了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
1999年底，并非武器专家的李文和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从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被除名，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用电椅处死他，就像当年用电椅处死向苏联泄漏核技术的罗森伯格夫妇。
李文和被独自关押在一个牢房里，没有窗户，灯永远开着，日夜不熄。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还经常挨饿。世纪之交的2000年元旦，他独自一人在囚室中挨过。李文和感到，美国政府明知他不是间谍，却要逼他自杀，把案子作实。在被关押了9个月后，他被迫“认罪”，承认曾把一些毫无敏感性的公共信息数据下载到个人电脑里，以表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才换取了释放。
现在，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但他在新近出版的自传里这样写道：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对于美国人而言，李文和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但对于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注定有祖国，不管他们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
在悲剧的祖国
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
今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载文，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
1953年，17岁的卡迪尔汗入读位于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不久又去欧洲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领导巴基斯坦的原子弹研究。20多年后，巴基斯坦拥有了原子弹，“核弹之父”卡迪尔汗成为国家英雄，两次荣获国家最高勋章。
学校的教科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全国各地的汽车上都印着他的肖像。他成了巴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国家总统的知名度还高。
然而，在美国和西方看来，穆斯林国家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
他显然过于天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盯上了他，在他的寓所和工作场所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信的助手。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重压之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甚至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供其要挟伊朗等其他国家。
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在成功的祖国
“科学无国界”的先决条件是祖国的成功。祖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
1996年，在北京中关村西北方，矗立起一座航天城。
那里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互联网上读过一篇文章，写北京航天城的故事。
1998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均由北京控制中心发出。
担任总调度的是年轻的申劲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神舟一号升空的那天，刚好是他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申劲松发现飞行状态有些不对。但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决定如何处理，而决定的后果却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的一刻，申劲松失去了感觉，腿发软，汗水从紧攥的拳头中流出。
这天，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呆了整整一年。到2002年神舟三号升空时，这个1973年出生的大男孩才不过28岁，却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
事实上，整个北京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全部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载人航天没有经验丰富、胸有成竹的专家领军，就靠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现在已经成为控制软件专家的欧余军，1995年毕业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但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供借鉴，一切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安全回来，就全看这个25岁的小伙子了。
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欧余军没白没黑日夜苦干，终于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被推翻，全部的心血付之东流。小伙子伤透了心，一个人躲在机房里失声痛哭。中心的领导坚信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让他继续干。离飞船上天只剩下几个月时间了，欧余军成了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
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是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送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直到飞船返回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做手术。
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在航天中心旁边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他们的同学、朋友月薪上万元。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的月工资只有人民币1300元。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
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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