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何谓城乡写作》读后感
《北京文学》2020年第2期刊出莫言《何谓城乡写作》一文，就农民作家创作城市文学这一现象发表见解和建议。莫言老师认为农村作家有权利涉足城市文学，鼓励他们大胆地去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写出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
在为农民作家们鼓劲的同时，莫老又不忘调侃那些鄙薄的，对出身乡村的作家持怀疑态度的批判家们、“都市狂们”、“大城市主义者”：即使正宗的城里人也未必能写出地道的城市文学！好比祖籍是北京的作家，如果祖宗八辈不是北京人的话，那么就没有资质去写北京。
比起城市出身的作家写农村，莫老自信来自农村的作家也是有能力把城市写出彩儿来的。但前提是这类作品必须得弄出“幺蛾子”来，那种类似于超验主义写作方式，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超越时间、空间等存在形式，不能用因果、属性、存在、不存在等范畴进行思考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颠覆先验框架和认知能力。就像莫老比喻的那样，“一个打工崽产生了幻觉，在幻觉中感到城里的道路像他奶奶那根用了多年的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这样的话才具有文学的意义，才能属于莫老口中的边缘化写作范畴。
那么，农民作家到底能不能写城里人的生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举个例子，就拿写北京的人和事来说吧，一个扎根北京几十年的异乡客，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想象和理解去揭示这座城市的人文情怀，善恶美丑，百态人生，沧桑巨变和历史兴衰。但这个“北京”多半是这些人自我的、狭隘的、小的北京，或者权当他们用来意淫北京生活的借口罢了。正经八百的北京人的生活日常，他们是没有能力写的，也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原因是他们缺少北京人的蕴势，也就是骨子里散发出来劲儿，少了那种与生俱来的素养素质，即便异乡客们攒足了自以为是的、自认为豪横的京味素材，也烹制不出“舌尖上的北京”，调和不了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举一个不恰当例子，假设“莫大爷”执意去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也想过把京味文学创作瘾，我坚信莫老笔下的北京“比世代生活在北京的人写的北京还要北京。”不过，那一定是辣眼的、被北京的。正如《何谓城乡写作》结尾处提及的驴呀，马呀一通乱搞，最终驴唇对上马嘴，搞出了“骡子文学”。曾经有一部电影是2006年雪村自导自演《新街口》。这部影片大部分演员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就连导演雪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像主演黄渤自己说的那样：演起北京爷们来总是感觉调子不对。也正因为这一点，最终这部电影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票房成绩，豆瓣评为：外地人看不懂，北京人又嫌口味不正宗。
同样，一个没有经历乡土和童年记忆、打小在北京城里长大的“胡同作家”硬要炮炙出纯粹的乡土文学，展现出泥土景观下的命运波澜，那样的话也近乎于作茧自缚，自讨苦吃。如果闭门造车，硬要照葫芦画瓢似地套路出《红高粱》《蛙》《丰乳肥臀》……，恐怕也只得胡编乱造，瞎对付。显而易见，这样的作品是吸引不了太多人的眼球，更别提有什么文学性了。
莫言老师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于他把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搬上了世界舞台，用“最中国”的乡土式语言，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近距离展现中国农民形象，让世人更直观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农民。
“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其实，我们不必太在意被称谓农民作家啊，工人作家啊，都市作家啊……，好比莫言老师穿西装（晚礼服）出席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一样，尽管看着不是很“中国”，但也正是莫老，这样一个中国人敲响了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改写了中国作家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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