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无人知晓的历史悲剧(转载)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无人知晓的历史悲剧

　　袁敏

　　当我第一次听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坚定不移地走进了《束星北档案》，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从２００３年盛夏到２００４年隆冬。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束星北刚正不阿的性格令我感慨，而他那惊心动魄、坎坷多舛的一生，更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扼腕长叹。今天，当这部沉甸甸的《束星北档案》终于出版和读者见面时，我想将这一曲迟到的挽歌奉献到束星北先生灵前。

　　　　束星北这样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的科学奇才，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我曾经以为，或许由于自己对科技界的孤陋寡闻，所以不知道束星北先生，但当我有意识地问了一些学物理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他们居然也无一人知道束星北时，我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彻骨的悲凉浸透了我的心。

　　　　从《束星北档案》中我看到，虽然后来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的帽子，但束星北渴望工作，渴望回到自己从事了多年的物理学界的心愿并没有因此而实现，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创造性的构想，却报国无门。他只好放弃了自己最专长但却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从头开始研究气象学；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核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就这样，他心如死灰，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永远刷厕所，并一心一意研究去尿垢的方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进行解剖研究，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他那因搁置太久而变质的遗骸被草草埋在了青岛医学院的操场……

　　　　七大卷几千万字的档案堆在一起，像个小小的坟丘，作者刘海军一头扎了进去，这一扎就是整整１５年。从翻阅卷宗到搜集材料；从采访档案中涉及的一百多个当事人，到寻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多少个冬去春来，多少个晨昏交替，刘海军与束星北档案相携相伴一路走来，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变成了满目沧桑的中年人。几十万的稿子，写就，推翻，从头再来……为了寻找一种最准确、最可信，又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文本样式，刘海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原始档案中，抽丝剥茧地梳理出束星北的人生旅途和大起大落的命运线索，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真实。他更对几百、上千条的注释、引文、出处来源，反复核对、查证求实，让有凭有据的史料，成为《束星北档案》坚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佐证；他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百余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弥补了读者在阅读档案和连篇的采访时可能会产生的干涩和枯燥；当我在编稿过程中提出希望能请李政道先生为该书做序时，他又克服种种困难，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多次联系，最终求得了李政道专为该书撰写的情深意长的序言。

　　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称作完成或做成一件事，可一件事要用整整１５年的时间来做，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影响和改变。我不知道刘海军自己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但当他周围的朋友或亲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纷纷挣了大钱，做了大款，而他依旧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地在青岛海边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里与逝去的大师做着寂寞的对话的时候，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相信从这阁楼里诞生的必将是一部十分厚重，与图书市场赢利无关，而和读者心灵有关的大书。这样的大书和这样的写书人，在今天这个金钱横行的时代，真的是很罕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我应该为这样有价值的大书和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书人付注心血。

　　　　（原载《博览群书》）

　　本书序言/李政道

　　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新京报：《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访谈

　　　　刘海军　生于1955年，年少热情奔放，及长，趋内敛，寡和。喜翻故纸堆，喜与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先贤游。常辟自家阁楼为“世外桃园”。好人所好，好人所弃。苦苦甘甘。二十年前供职青岛一家报社，至今。1988年始知束星北其人，1993年开始接触束星北档案，此后积十余年之功，终能为一代才子作传。

　　　　这是束星北的挚友苏步青先生为束星北写的挽诗，用来概括束星北的后半生倒是准确不过：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束星北的？写这本书的动机何在？

　　　　刘海军：1988年。那一年我到束星北所在的国家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采访时，听到了这个名字。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一个我生命辞典里从未有过的词汇。几年之后，我对他有些了解之后，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束星北人格与命运的不凡，他是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的“个例”，他的苦难历程，如一柄尖厉的钻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灵魂的根部。这对于我们重新打开早已被我们淡化遗忘的历史大书，重新思考认识一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由于“非主流”和“声名”等等关系，这样的“珍稀品种”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束星北像是一艘已沉入海底且锈迹斑斑的船，而我要做的便是沉入海底，抢救发掘。

　　　　新京报：以“档案”来为一本书命名，感觉很奇怪，这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　　刘海军：这自然要说到文本。最初，我试着走过多条路，都没走通，

　　　　刘海军：这自然要说到文本。最初，我试着走过多条路，都没走通，较大的一次失败是写了三十多万字了，却发现“文本”还是不对，又废掉了。这显然有个积累和认识的问题，积累到了，认识深入了，“文本”就出来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实证”的文本。《束星北档案》的精神就客观真实地向他本人和那个时代逼近。写作过程中，一切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精神进行的。与其说，这个文本是我对传统报告文学（或时下仍在畅行的报告文学）的“突围”，不如说是束星北和时代对我的规定和限制。“自由”正是从规定和限制中得到的。

　　　　新京报：这本书的内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引用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一部分是你对束星北家人和其他知情者的采访，还有一部分是你的分析。你是如何把握这三者并使之融合的？你认为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是否有蛇足之嫌？因为一般而言，只陈述而不加分析、评判被认为是更客观的方式。

　　　　刘海军：这显然是人和时代的命运所决定的。如果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命运交响乐，原始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作者语言，就是乐曲的和弦，在大调小调和声的叠置中，回旋往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印证”相互照应，从而使结构得以稳定平衡结实。至于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我不好说，读者自有尺度，我想说的是，我的分析只是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桥梁”。一般情况下，只用于内容衔接、文字的过渡或“旁证”。

　　　　当然也可能会有主观的“强调”。不过在文本确立之后，我一直在做努力。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情感或主观色彩，而我所致力的是，不让自己失控，不让自己发出声来更不要说叫喊了。我常常不得不停下来，拉开一段距离，冷一冷之后，再回去。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在事后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声音”。

　　　　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

　　　　新京报：根据《档案》一书的描述，束星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个人的品质方面来说，个性太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比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来山东大学演讲的教授进行清算，就使人很难堪。即使是纠正错误，也有更好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个性？

　　　　刘海军：其实，一部《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与命运的记录，至少书中可以看到，束星北的每一步“沉沦坠落”都有其个性的原因，甚至直到今天，他仍在九泉之下品尝着自己个性的果子。《档案》出版后，社会诸多的反应，仍是个性与命运这个题目，有人将他的命运归为“做人”的失败，有人认为他的命运主要是因其“性格缺陷”造成的，也有人从病理学进行分析，将他界定为：病态人格。我最初对他的“病态人格”或“复杂多面的个性”也犯过愁，可是“实证”的文本确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只要忠实地跟随主人足迹后面就行了，不文过、不饰非。一部《档案》本来就是瑕瑜互见的。怎么看“哈姆雷特”是读者的事。

　　　　不过要是换个场景或时间来看这一点的话，束星北的个性又当另说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同一个个性极其张扬的束星北，却被广大师生当英雄和“天才”一样爱着敬着。四十年代贵州湄潭的一个破庙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大师在师生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课上，一个在上面讲，一个就在下面“拆台”，耐不住了，就跳上讲台，摸起粉笔给对方打叉。争得凶起来的时候，讨论便成了争吵、叫喊，以致恨不能将对方揪起来。可是这样的彼此“清算”丝毫未影响两人的关系，反倒是两个人在相互“清算”中，学术日见深邃，友情也日见深邃。

　　　　那个时候，不仅师生可以互换位置，教授和校领导也没有界限，如果你看不惯哪个领导尽可当面说就是了。有一次校长教务会上，一个教授认为竺可桢的用人不当，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的校长只会看天，不会看人。而竺可桢对此只是颔首一笑。

　　　　显然束星北的个性行为“事出有因”。不过，那个时候，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我想，这个方面还有值得我们思索的东西。

　　　　常有一些人问我《档案》的现实意义，言外之意是这个故事太旧了，早就是翻过去的一页了。这事我还没细想过，不过我还是从他的个性精神来解读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正是缘于个性，束星北才成为一座仍然站立着的山，它永远地横在一个时代面前，并丈量着新的时代的理性、胸襟和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的高度。

　　　　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　　新京报：他把学术标准等同于生活标准的做法或许也是他造就自身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与华岗的争论看来是哲学与科学之争，而实际上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发生争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所争论问题的本身。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　　刘海军：“院系改造”之后，束星北与华岗的哲学与科学之争，在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特别是老的知识分子，对过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大课，都有看法，不过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三缄其口，以求自保。束星北难道不知道直接冲撞违抗华岗校长或时代潮流的后果吗？显然不是。束星北的“基因”、所受教育和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早期经历中，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是一个情节，他曾背着这个使命“周游列国”。以后即使钻进科学里，这个结儿仍盘横在心中。如抗战时期，他依然暂时放弃正在研究的世界前沿学术课题，到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等军工武器，仍是这个结儿在起作用。在他的血管里恰恰又流淌着与他人所不同的英雄豪侠的血液，这就注定了他不明智的行为：明知前面是个巨石，他也要用血肉之躯撞出个窟窿来。因而，我觉得在束星北生命的词典里，明智这个词汇是与常人不同的。

　　　　新京报：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束星北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很少见的反抗意识，比如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拒不认错。

　　　　刘海军：这还要归到他的个性与理性上。作为个性前面已经陈述了。这里着重说说理性。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是学术上的巨人，社会生活中的侏儒。也有人把他看成英雄豪杰。在他们眼里，束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充满侠性的汉子或斗士什么的。也有人便由着自己的兴情，按着这个路数来描绘他。我记得束星北的学生，也是中国著名海洋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描写后很气愤，他说：他是科学家、教育学家，是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什么大侠。这话是在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感到这话的分量。所以我认为，他的“反抗意识”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如“知识分子思想”，他坚决不写有损人格、有辱尊严的“自传”。这仅是一种“反抗意识”吗？在以后愈演愈烈的运动中，“自传”成为一个人“定性”“专政”的“罪证”时，再回头看看束星北的“反抗意识”是不是一种理性。再举个例子：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候，束星北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作为他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在山东大学发现了一个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高压之下，有些人“屈打成招”，其罪名几乎背负了一生。其实，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无非是为谈学论道而与束星北走得较近的人。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结果怎么样呢。“小阳春”的到来，束星北“平反昭雪”，重新赢得人们甚至一些专政者的尊重，而“屈打成招”到处乱咬的人，只能心绪复杂地看这条汉子重新站立起来。想一想，当初，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放弃反抗，放弃真理，向谬误低头，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贯穿着束星北的一生。

　　　　束星北更接近现代知识分子

　　　　新京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束星北属于那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学界的陈寅恪，但他与陈寅恪很不一样，比如他的抗争性更强，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　　刘海军：这种比喻有一定道理，从学识上，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上，确有可比之处，可是从两人根上来捋，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不同点还是很多的。陈是传统的儒学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国学大师，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要多些，而束星北是个科学家。我们可以说，是束星北的个性造就了他的命运，亦可以说，是他骨子里的科学品质和科学家精神造就了他的命运。科学的品质便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同谬误邪恶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即使在高压之下，在被扭曲之后，这种精神仍没有死掉，而是以它特有的方式活着，有时它会以很荒唐的方式出现，如他在月子口和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时，在丧失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之后，他的“技术改造”，他的那些写给组织的交心与检讨书中，也无不流露着这种“根性”的东西。

　　　　比较起来，束星北更接近现代（或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这样的不同将直接造成两人不同的“生命形态”，命运曲线自然也有差别。与一代知识分子相比，束不光是“问”、“说”，还是个行动者，最初的运动中，每每有他的身影横在那里，他是个敢于舍生取义的“作为者”，陈的痛苦多在内心。我不是比孰重孰轻，只是说，从“标本”意义上，两个是有很大差异的，束与时代的冲撞要直接而深邃。苦难历程几乎贯穿他整个生命，从而成为罕见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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