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3。30-1890。7。29）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是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
凡•高年轻时在画店里当店员，这算是他最早受的“艺术教育”。
后来到巴黎，和印象派画家相交，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以此，人们称他为“后印象派”。但比印象派画家更彻底地学习了东方艺术中线条的表现力，他很欣赏日本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而在西方画家中，从精神上给他更大的影响的则是伦勃郎、杜米埃和米莱（Millet）。
凡•高生性善良，同情穷人，早年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曾自费到一个矿区里去当过教士，跟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在地板上。矿坑爆炸时，他曾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他的这种过分认真的牺牲精神引起了教会的不安，终于把他撤了职。
这样，他才又回到绘画事业上来，受到他的表兄以及当时荷兰一些画家短时间的指导，并与巴黎新起的画家（包括印象派画家）建立了友谊。
凡•高全部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象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
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下面去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并且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人们如果确能真诚相爱，生命则将是永存的，这就是凡•高的愿望和信念。可是冷酷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了间歇性精神错乱，病发之时陷于狂乱，病过之后则更加痛苦。他不愿增加别人（尤其是弟弟提奥）的负担，于1890年7月23日自杀，几天后身亡，享年只有37岁。
几个月后，曾经把自己全部热爱和物力献给他的提奥也死去了。人们说：提奥是为了凡•高而生的……
梵高在精神接近崩溃的时候，曾经用剃须刀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是试图用这个举动唤醒自己，制止内心愈演愈烈的疯狂？
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我记得他有一幅自画像，描绘着用纱布包裹住耳部伤口的自己——他的眼神中没有疼痛，只有恐惧，仿佛能倒映出那刚刚消失的风暴的影子。
如果允许我给这幅画另起一个标题的话，我会把它命名为《自己的伤兵》。在自己的战场上，梵高伤害了自己，又包扎着自己。——并且还以一幅自画像留作纪念。
是一念之差吗，还是蓄谋已久？他把仇恨的锋芒指向自身，指向一只无辜的耳朵——也许在那一瞬间，他与世界达成了和解，却加倍地憎厌自己，憎厌镜中的那个丑陋且变形的男人。
于是，他的手势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冲出轨道，伴随着一阵疼痛般的快感抑或快感般的疼痛，那只鲜血淋漓的耳朵，成为他自己的牺牲品。莫非在梵高心目中，耳朵已是今生的一团赘肉——它只能听见世界的喧嚣，却对内心的狂潮置若罔闻？抑或，他太害怕日夜倾听自己的呻吟——那简直比外界的雷鸣闪电还要刺目，还要刻骨铭心？否则，他的刀锋不会随便选择发泄的对象——哪怕是针对一只微不足道的耳朵，也是有目的的。
在冰流的铁器与滚烫的肉体的最初接触中，梵高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充满了破坏欲，必须通过打碎点什么才能获得平衡。这就叫做可怕：
心理的疯狂已演变为生理的反应，甚至表现为某种嗜血的倾向。在一声陌生的惨叫中，梵高本人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
理智的天平倾斜了：他对自己的残忍超过了对自己的体恤。第一滴血，意味着他对自身犯下的第一桩罪行。
对于梵高割掉的耳朵来说，海水的声音也就是血液的声音、鲜红的声音。他仿佛要被世界的血、被大海的黄昏给淹没了。耳朵是他肩头的落日，遭受了沉重一击。
女作家陈染的小说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的怪人，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烧的怪耳朵，我愿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那只坠地有声的耳朵，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弹片，是一次无声的战争的纪念品——在我们想像中，它一直代替大师那枯萎的心脏跳动着，如同一架永不停摆的挂钟。
在世界眼中，梵高疯了。但在这只耳朵的听觉中，世界疯了。
世界把自己的癫狂最先传染给人类的画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魔力。我们惊讶地注视着梵高扭曲的面孔、恐怖的眼神和颤抖的手势：他仿佛在代替整个人类受刑，成为痛苦的化身。想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梵高作品中挣扎的线条与狂舞的色块：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他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带。
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疼痛的收割者，他的镰刀最终收获了自己的耳朵。
世界没能挽救这个垂危的病人。梵高放下滴血的剃须刀片——不久，又拾起一把左轮手枪。他似乎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假想的敌人，不断挑选着攻击的武器。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在法国阿尔的一块麦田里，他用那只拿惯了画笔的手，对自己扣动了扳机。每当欣赏着一个多世纪前梵高的遗作（哪怕是印刷品），不知为什么，我总能隐约闻见一股硝烟的气息——或者说，死亡的气息。但是跟他的死亡相比，他的疯狂似乎更为恐怖。
一只被阉割的耳朵，要比一具中弹的尸体更令人触目惊心。梵高死了，却留下了一只著名的耳朵——这最后的遗物似乎并没有失去听觉，收集着后人的议论。这只在故事中存在的失血的耳朵，至今仍像埋设在我们生活中的听诊器，刺探着我们的良心。梵高死了，耳朵还活着，还拥有记忆。
为什么不在他呻吟与崩溃的时候，扶持他一把——世界，你听见了吗？你的耳朵长在何处？
总是忘不掉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那些心碎的死者，有着怎样的特征？我估计他们面部笼罩着比常人更安详的表情。由此，就能理解梵高在受伤后的那幅自画像里，为什么保持着岩石般的平静与呆滞——仿佛疼痛降临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已远离了他的肉体。
可以说，在他无法自控地割掉耳朵之时，他的心已经碎了——如同坠地的瓷器。在他审视着镜中残缺的自我之时，他本人已经提前死亡。心的死期要早于生命的死期。心碎的人即使活着，业已是行尸走肉。梵高在死前就已是不完整的。他用刀锋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缺口。请看作品——精神病院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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