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史家历来不乏口诛笔伐的声讨，虽然近年来对秦始皇评价趋于理性和客观，既肯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对其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刑罚严苛提出了批评。
但是，萦绕在秦始皇身上的层层迷雾和误解却并未完全消散。今天，我就通过梳理近年最新的考古发现，来重构一个与史书记载完全不一样的秦始皇。
史书对于秦始皇形象的定性，主要集中在汉朝，如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就评价秦始皇为“怀贪鄙之心，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以暴虐为天下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暴虐的指责多达67处。《汉书》作者班固在谈到秦始皇时，也用了“民力罢尽，赋敛不节，法令烦惨，刑罚暴酷”等一些词汇。
虽然秦朝已经灭亡2000余年，但好在秦始皇留给我们的遗物还是能透露出不少信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刻，这也是秦始皇留给后世的直接文字信息。
秦始皇在巡游过程中，屡次命丞相李斯刻石纪功，在已经考古证实的九块石刻当中，有八块都提到了“黔首”。如：东观石刻“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峄山石刻“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琅琊石刻“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黔首，是秦朝对黎民百姓的称呼，显然，石刻折射出的秦始皇完全是一幅心系百姓的仁君形象。一边是心系百姓，一边却又动员全国青壮造陵修殿。
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秦始皇?我们接着往下看。
《史记》曾言“(秦)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但阿房宫考古却证实，阿房宫夯土台基上并没有任何秦朝宫殿遗迹，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称帝的11年里，阿房宫始终只是个夯土规划，并没有动工。
至于丽山的数十万刑徒，也并未将修陵当做苦役，面对进击至戏水的起义大军，刑徒们非但没有里应外合，反而组成了一支20万的大军，甘愿跟随章邯作战平叛，直至被项羽全部坑杀。
就连首义者陈胜，也从未提到秦朝民生困顿，他造反的理由仅仅是“失期皆斩”，但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失期超过10天，处罚只是上交一副铠甲，遇到雨季，则免于处罚。
不仅如此，考古发现的秦朝律法甚至比汉律还要宽松。如云梦秦简《法律问答》中，盗窃650钱者罚城旦(筑城)，而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却规定：除盗窃者要罚城旦外，纵容者也要处同刑。
此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还记载有“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鼓励有技艺的人做工匠，不要做拉车烹饮的仆役)等条文。这种宽松和人性化的秦律，刚好印证了秦始皇处理高渐离刺杀事件时“惜其善击筑，重赦之”的柔和举动。
刑徒甘愿加入秦军作战，刺杀自己的刺客反被赦免，种种异常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秦朝并没有史书描绘的那般暴虐严苛。
既然秦朝并非暴虐苛政，那又该如何解释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以及被秦始皇带入地下拱卫自己的兵马俑军团呢?
如果我们对比下秦陵出土的陶文和兵马俑出土的兵器铭文，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陵陶器工匠籍贯有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工匠只有统一之后才有可能来到关中;而兵马俑坑兵器铭文最晚的一件为公元前228年，此时距统一六国还有7年。
史书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丞相斯昧死言：治丽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人”。李斯做丞相的时间是在秦统一之后，这意味着：兵马俑的铸造远远早于秦陵，并且统一前夕就停工了。
与秦陵深埋地下不同，考古发现，兵马俑俑坑顶部甚至还要高于秦代地面，属于半地下结构，内中坑门道多达20条可谓四通八达，也并不像是陪葬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描绘了秦陵地宫内部结构，却对兵马俑只字未提，而韩非子在警告韩王时曾言“秦国造石象人”，如果兵马俑属于陪葬品的话，其保密程度没理由高于秦陵本体，也不会让游历秦国的韩非子对陪葬物产生警惕。
坑中发现的实战兵器和制作皮甲的动物骨骼似乎告诉我们，兵马俑更像是秦国为统一战争做准备的军事演练基地，在完成统一后就废弃掩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秦始皇携子巡游目的。
上述种种考古证据表明，秦始皇并未如史书所言是个崇尚暴力的冷酷君主，反而更倾向于他石刻所言，治下的帝国充满了人文情怀。毕竟，崇尚暴力的君主是不会说出“忧恤黔首，不用兵革”这样的话的。
或许，秦始皇出游除了怀有历代帝王都有的“追求长生”的“通病”外，更多的还是希望天下能够安定，百姓能够富足。
此外，让继承人亲历民间疾苦，或许也是他带着少子胡亥一同出游的主要目的。据出土的《赵正书》记载，少子胡亥原本就是秦始皇所立的继承人。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也佐证，秦二世的确是奉遗诏继位。虽然最终的事实证明，胡亥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当然，这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