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①访问周家鼎、杨德中、卞志强、张佐良谈话记录，1983—1994年。)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灼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
习仲勋、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这时，病中的毛泽东正在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他既不满意曾为他器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选中了另外一个人。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页。)
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了解事态的发展。②(②访问马西金和周美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这是多么奇妙的“天方夜谭”!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风雨如磐暗故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极端愤慨。叶剑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绝《感时呈叶帅》诗中写道：“当年抗日打红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万，岂无一个是男儿?”
在“四人帮”肆虐，邓、叶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以后不能亲自去了，就通过孩子们沟通联系，并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四人帮”尤其是以“吕后”、“武则天”自居的江青，不断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他，使他的病势日益恶化，生命危在旦夕。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①(①访问王震谈话记录，1989年9月。访问王石坚谈话记录，1993年11月。)
王震在此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两位开国元勋，在逆境险局中，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无所不谈。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②(②访问周均伦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叶剑英不只同聂荣臻等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坚守舆论阵地。”③(③访问华楠谈话记录，1986年9月。)他每天留心能看到的文件和报刊，还给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国内的问题。他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求办公室的每个秘书都能掌握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大事紧事要“随到随办，不得延误”!他不论工作怎么忙，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有时边吃饭边听汇报，有时半夜三更有了重要情况和文件，也要披衣坐起，亲自处理。在他的床上放着一块小木板，有了紧急公文就在床上垫着小板批阅。
灾难不断降到中国人民头上。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不久，唐山发生了亘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同他诀别。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嘱咐，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的心情很沉痛。①(①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吴德回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致哀。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连日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富强而奋斗终身的领袖。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大形象和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丰碑上。叶剑英非常怀念和崇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曾多次含泪谈到毛泽东的光辉业绩。他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住。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②(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6日。)
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四人帮”还把北大、清华以及上海师大、复旦当“窗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拼命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后来虽然被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追回来，但已经涂改。
江青一伙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这伙人拚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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