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航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22期
一、姜埰谪戍宣城
说起姜埰与安徽宣城的结缘，我们需要从他的谪戍宣州说起。
姜埰(1607-1673)，字如农，一字卿墅，山东莱阳人。明崇祯四年(1631)，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五岁。初授密云知县，未赴任，旋改仪真知县。在仪真知县任上十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至崇祯十四年(1641)，改礼部仪制司主事。次年，因南直隶巡抚朱大典疏荐，参与考选，擢任礼科给事中 。姜埰正式进入明廷“言官”序列，其个人命运也因此发生变化。姜埰在礼科给事中任上未及半载，连上三十余疏 ，以敢言著称于朝。
内阁首辅温体仁倒台之后，周延儒继任。他一反温氏排斥异己(包括言官)的做法，“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 。但是，这种“言路是非贸乱，一二直言敢谏之臣，又多议论失平，或迂疏无裨实用” ，朝局混乱。因此，有忌者造“二十四气”之说，从而诋毁议论蜂起的言官。当时内忧外患，交相迭至，明廷面临风雨欲来，大厦将倾之势。崇祯帝忧劳天下，不得已下罪己之诏，“默告上帝，戴罪省愆” 。崇祯帝为整顿吏治，破除积习，“下诏戒谕百官，责言路尤至”，至有“代人规卸，为人出缺”诸语。姜埰以为所指“代人规卸，为人出缺”，应为首辅周延儒营私舞弊一事，即仓卒上疏检举周延儒，并于书中“反覆诘难”皇帝。崇祯帝以其“诘问诏旨，藐玩特甚”，以下犯上，立兴诏狱。所以，后来的一些史传称姜埰“以弹劾首辅周延儒故，上疏忤旨，下狱廷杖” 。这不过是崇祯帝借此打压日益沸腾的言官行为。
姜埰被投入狱中之后，先下镇抚司狱。同时下狱者，还有行人熊开元。崇祯帝嫉恨二人，令镇抚司臣骆养性秘密处决，无奈消息泄露，只好下令转交刑部定罪。刑部尚书徐石麒拟议姜埰戍边，熊开元罚金，崇祯帝不可，并以徇情执法削夺徐石麒等人官职，同时将姜、熊二人逮至午门，各廷杖一百。姜埰先下镇抚司狱，后下刑部大狱，备受楚毒，真可谓九死一生!
崇祯十六年(1643)秋，北京瘟疫蔓延，明廷下令“清狱”，姜埰始得出狱。崇祯帝得知消息后，又令禁之狱中。直到次年二月一日，姜埰才被释放出来，令谪戍宣州卫(今安徽宣城市)。当他南行至故乡莱阳时，得知京城陷落，崇祯帝自缢，明朝覆亡的消息。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重建明朝政权，年号弘光，大赦天下。姜埰遇赦，以原官起用。当时，马士英、阮大铖掌握中央实权，大兴党狱。其弟姜垓曾经弹劾阮大铖，因遭逮捕，姜埰与之共逃江东。
明王朝虽已垮台，分崩离析，但姜埰始终不忘崇祯帝谪戍宣城之命。他这种近乎“愚忠”的忠君思想，今天看来是应该批评的，但在姜埰的内心深处，却成为他后来坚守民族气节，坚不出仕清廷的思想基础。他先后播迁苏州、仪真等地，仍不忘谪戍宣城之命，并以宣城地望名其居所，作为自警。从此，姜埰与宣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顺治四年(1647)，姜埰避地徽州，祝发黄山丞相园。自此以后，他终身僧服，不与清朝显贵交接。二子姜安节、姜实节，也不令考取清廷科名。顺治五年(1648)，姜埰奉母归莱阳。山东巡抚吕逢春重其名 ，下檄召之，以示拉拢收买之意。姜埰故意坠马折股，不与交接。当他得知吕氏欲“召疡医，竹箯舁之”，连夜驰还江南。顺治六年(1649)，姜埰客居仪真，取南宋文天祥《金陵驿》诗“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之句，而署其寓所曰“芦花草堂”，效法文天祥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又自号“敬亭山人”，大概是“不敢忘先帝不杀恩也” ，以表达他深切的思念故国故君之情。
顺治十七年(1660)，姜埰正式卜居苏州，署其别业曰“敬亭山房” 。后魏禧因其次子姜实节之请，为撰《敬亭山房记》 ，表彰姜埰虽流寓苏州，却仍以宣城敬亭山名其寓庐，不归怨于君父。
为了达成谪戍宣城的夙愿，康熙六年(1667)五月，时年61岁高龄的姜埰，携次子亲至宣州。与当地明遗民学者沈寿民、吴肃公等人啸聚，相得甚欢，自号“宣州老兵”、“役叟”，更为明确地表示其明朝遗民之身份。当他决定卜居敬亭山下，“以终谪戍之命” ，因长子安节病剧而归。定居宣城的夙愿，不果而终。康熙十二年(1673)，姜埰病笃，告诉他的儿子们：“吾受命谪戍，今遭世变，流离异乡，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于中心。吾当待尽宣州，以终吾志。”弥留之际，他又说：“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卒年67岁。遗命碑碣、神主皆不题故官，棺用薄材，不作佛事。同人私谥“贞毅先生”。姜埰卒后，其子护送至宣城安葬。长子安节遂移家宣城定居，庐墓于此。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卜葬于宣城敬亭山西麓赵子冈。其墓由沈寿民题写为“给谏莱阳姜埰墓”。
姜埰流寓江南，卒葬宣城，引得了同时明遗民学者的广泛赞扬和褒奖。吴肃公称：“予因叹二公先朝旧臣，各怀马革裹尸之义。其没也，乃不欲苟置其体魄，而择地以瞑。一以故君之命，道途险阻，费颇不赀，人所视为迂阔难行”，“曾无复惮阻，岂非忠义者所感孚于身后!” 深深为其忠节所感动。应撝谦撰《传》，前有小序云：“陶渊明为彭泽令，卒元嘉四年，《纲目》书‘晋处士’，以去令而处也。如农姜公为给谏，卒于康熙十二年，书曰‘敬亭山人’，以去给谏而戍也。何以不言戍?遇赦也，从公志，免臣责焉耳。” 康熙十六年(1677)，黄周星撰《敬亭集序》云：“如农先生以名进士，为廉循吏，为真谏官。后以抨击柄臣，忤旨廷杖，系诏狱，备受楚毒，九死弗移，谪戍宣州，洵铮铮烈丈夫哉!……今年丁巳秋，余复过吴门，先生没五年，而舆榇敬亭山下久矣。” 都是着眼于表彰姜埰恪遵“君命”、不仕清廷的忠节之行和民族气节。
二、《自著年谱》的编纂与刊行
明清易代以后，姜埰僧服隐居，从事著述事业，所为诗文甚多。顺治十二年(1655)，始撰《正气集》，“于先后尽节诸臣各立传”，“别为四目：曰北都尽节，南都尽节，奉使尽节，起义尽节。其他投简随钞，未暇核实，更为一帙，曰《阙文别录》” 。当年，“北京尽节书成” 。此书之纂，以时以地为标准，“传甲乙以来殉节诸贤” ，表彰明清鼎革之际殉节诸人。康熙元年(1662)，姜埰自刻崇祯十七年至顺治十六年诗文，为《敬亭集》 ，藏于家中，绝不示人。康熙十一年(1672)，又刻顺治十六年(1659)以来至康熙十一年(1672)所作诗文，题曰《馎饦集》。又著有《纪事摘谬》一书 。以上撰述，多为学人所知。惟姜氏《自著年谱》及长子姜安节所纂《年谱续编》，却少有论述。
姜埰《自著年谱》，题为“《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明遗民学者自撰年谱中之一种。
关于姜埰《自著年谱》的撰作缘起，《年谱》首页有姜氏及门弟子雍熙日题识云：“杨忠愍公有《自著年谱》，先生仿之。”则知姜埰仿照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自著年谱》而撰是谱。按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官至兵部武选司，因疏劾首辅严嵩而下狱廷杖死，抗疏批麟，忠肝义胆，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事具《明史》本传。杨氏在死牢撰写的《年谱》，“自述平生四十年险阻艰难，历历纸上”，“故将半生逐年行事直书，付男应尾、应箕收藏，以为后日墓志之用”。姜埰以己之遭遇与之相似，自著年谱，以叙说时代变革和个人遭遇。此为其一。其二，我们亦可从姜氏《敬亭集自序》，略窥一斑。《自序》有云：“盖自京国丧乱以后，生死万态，或转侧戎马，命若悬丝，或漂泊江湖，身同行乞，其间穷仄窘步，焦烂危年，托哀鸣于异鸟，感音节于候虫，大抵羁臣劳士离忧惝恍之声矣。”所以，他的《自著年谱》正是“羁臣劳士离忧惝恍之声”之突出代表。
是谱所记，起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止清顺治十六年己丑53岁而辍笔。然此谱之撰始于何时，无法考证。《自著年谱》以明朝正朔加干支纪年，至崇祯十七年明清易代以后，则仅书干支，不书清朝正朔。显示了明遗民学者恪遵明朝正朔的史学正统观念。
姜埰过世后，葬于宣城敬亭山下。长子安节移居宣州，开始补纂其父后十四年的事迹(清顺治十七年，1660——清康熙十二年，1673)，称为《府君贞毅先生年谱续编》(下称《续谱》)。题识有云：“先府君《自著年谱》，至五十三岁而辍。越十四年，癸丑，府君捐馆。安节追忆往迹，续成全谱云。”《续谱》专记谱主遗民生活。考姜安节《续谱》之成，当在康熙十八年(1679)之前。钱塘应撝谦所撰《墓表》云：“庚申之秋，姜子安节自吴门持其先公贞毅先生《年谱》而来，告曰：‘先君子以建言谴戍，易箦之辰，犹拳拳敬亭之麓。今承先君子之志，已厝于山趾，将择日而就窀穸焉。敢乞先生言以表之。’撝谦辞不敏。既而言曰：‘撝谦于口碑中闻先生有季矣。今吾子辱临，得益闻谱、传之详。虽老矣，其敢自外而不颂扬其美。’” 是年，清朝官方《明史》修纂工程正式开始，开始向各地大规模地征集史料，以备纂修 。值此之际，遗民世家子弟，纷纷请人撰写先辈碑铭传状，以博得清朝官方的记载和表彰。姜安节《续谱》，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姜安节深知其父撰述用意，谨遵《自著年谱》体例，在纪年上仍仅书甲子。因此，来新夏先生说：“是谱不书清朝正朔，入清后纪事以干支为此，似借此自明其为明之遗民。” 至此，姜埰《自著年谱》与姜安节《续谱》终成完璧，逐年排比史事，成为明遗民学者撰写墓志铭、传记的基本依据。而且，读后令人忠义奋发，思绪万千，想见其人。如沈寿民读后，为撰书后之语云：
又按：公自丁亥以后，辄自号曰“敬亭山人”，又号曰“宣州老兵”，又号曰“役叟”，署其庐曰“敬亭山房”，题其像曰《敬亭荷戈图》，刻诗文曰《敬亭集》。而丁未则亲至宣州，欲结茅敬亭以终读(谪)戍之命。辛亥，自真州还吴，不复出，益日思终老宣州，为诗数百首，题《教(敕)家集》。癸丑，委顿床褥，犹曰：“及吾病未剧，当待尽宣州，以始终吾志。”既数日，又曰：“吾病不能往，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六月人日，垂革，舌根艰涩，犹申速往宣州之命。盖三十年来未尝须臾忘戍所也。此心泣鬼神矣!愚意衔旨出国门，不四十日，国事一变，抵家家破，避兵兵逼，奉母携弟，踉跄三吴两浙间，倏往倏还，或婚或葬，讫无停足。迨卜居稍定，则宁委家人于专诸之里，而毅然独归骨敬亭，忠为孤忠，义真不朽义也!河山既易，荷戈无从，鼎湖既升，赐环无望，庶藉此以告先皇天上而已哉!
姜埰诗文集，其身前曾经自定，分为《敬亭》、《馎饦》二集。姜埰卒后，其子姜安节、姜实节将二集合并为一，刊布流传，名曰《敬亭集》 。清康熙年间，苏州姜氏念祖堂所刊《敬亭集》，将姜埰《自著年谱》及姜安节《续谱》一并置于书首。光绪十五年(1889)，山东书局重雕《敬亭集》，因袭原本。所以，姜埰《自著年谱》及《续谱》仅以附刊本流传，未见单刻本。
三、《自著年谱》的学术价值及相关问题
姜埰《自著年谱》，出自亲身经历明清鼎革之变的明遗民之手，所记又系其亲身经历与痛苦遭遇，更为真实可信。《续谱》虽由其子嗣补续，然相随多年，深知行迹，故所记皆信而有征。所以，姜埰《自著年谱》及《续谱》，均属于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其学术价值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弥补《明史》所载姜埰史事之缺漏。
按照清朝官修《明史》定本的体例，明遗民史事概不载列。若有不可回避者，或采用互文之法，或简单叙述，如李清、方以智、徐枋诸人 。因此，全祖望曾上疏《明史》馆，请求表彰明末遗民忠义节烈史事 。
《明史》虽为姜埰立传，不同于其他遗民，显得有些例外，然细加寻绎，所记多为明清易代之前史事，且与崇祯朝政大有关系者。《明史•姜埰传》，作为清朝官方的历史记载，重在记载崇祯十七年以前的史事，如姜埰上述弹劾陈启新、“陈荡寇二册”以及参奏首辅周延儒、下诏狱诸事。尤以后者为详。这应该是清朝官修《明史》为姜埰立传的基本缘由。至记叙崇祯十七年以后史事，仅称：“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艰，不赴。国变后，流寓苏州以卒。且死，语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所记明亡以后姜氏三十年史事，寥寥数语，难究其详。而姜埰《自著年谱》及《续谱》，将姜埰明崇祯十七年至清康熙十二年间的行事，逐年排比，条分缕析，甚为明细，对于我们研究姜埰史事与思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二)保存了一些宝贵的史料。
以明朝的严刑峻法为例，《明史•刑法志》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然而，具体的执法程序与惨烈程度，却不得而知。而姜埰《自著年谱》记载崇祯十五年廷杖，相当惨烈，甚为详细。《年谱》云：
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御皇极门，手持红本，亲宣玉音，(将姜埰与熊开元)同收锦衣卫，而埰下诏狱。……例，诏狱每三日才得进水薪，埰三日弃勺水入口，仅广陵囚某以陈粥半盂噉之。是时，寒冰惨裂，僵仆土室，襥被莫具，肌骨欲碎，狱卒以皮兜一具裹埰足，夜间柝声四起，益增辠臣系累之悲。……上谕以著实打问，(镇抚司司臣梁)清宏奉命考治，声色变动，一拶敲五十，一夹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疏入，上驳，令再打问，一拶敲八十，一夹敲八十，杖三十。……(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埰及开元午门外，杖一百。……例廷杖，金吾主之。是日，遣两大珰监视。上意特严切，以故棍凡数折。拜杖时，午门外西偏，襞衣百余人，各执木棍一。宣读毕，一人持麻兜一，自肩脊而下束之，令不得左右动，而头面触地，浊尘满口中矣。又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但两臂受杖而已。杖毕，埰昏迷不知痛，竹箯舁之出，弟垓口衔童溺饮我。
所记受刑惨切之状，为他书所少及。因此，魏禧后作《明遗民姜公传》云：“北镇抚司狱廷杖、立枷诸制，此秦法所未有，作俑者罪，可胜道哉!” 朱彝尊亦称：“廷杖与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用刑之酷，前代未有。……不意嘉鱼熊公暨莱阳姜公论列柄臣，时日辐辏，逆鳞既触，天怒难回，拷掠之惨，洵九死而一生者。盖至柄臣自裁，而两公之荷戈终未见释。” 这种详细的历史记载，对于明代刑法研究而言，无疑是有帮助的。
(三)当时人亲见亲闻的、写实性的历史记载。
众多遗民学者经历明末清初“天崩地裂”式的历史巨变之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留下了很多写实性的历史记载。姜氏作为亲见亲闻者，所撰《自著年谱》记载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巨变，及当时士大夫身处锋镝扰攘之中的不幸遭遇和亡国之后的精神折磨，更为直接，更为清晰。属于当时人亲见亲闻的、写实性的历史记载。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斗争史、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直接的参考意义。
现存明遗民自著年谱中，保存下来的不多。姜埰《自著年谱》及《续谱》，材料丰赡，值得信赖，成为后来撰作的史料基础。魏禧撰《明遗臣姜公传》、应撝谦撰《墓表》与《传记》、徐枋撰《姜如农给谏墓志铭》，皆以此铺叙开来。
最后，我们仍然要回到谱主所述获罪之由上来，进一步考察谱主在历史纪实方面的某些问题。如关于姜埰获罪之由，他自认为是上疏得罪了首辅周延儒，周延儒借助皇权，使他遭到沉重的政治打击和人身束缚。同时幸存遗民学者为姜埰撰写墓志铭、传记，为其《敬亭集》作序，等等，多采其说。这实际上是当时情况下谱主未能认清历史现状，不意卷入明末党争漩涡而产生的个人偏见。这里，我们迳引用邓之诚先生的考订文字，作为理论的根据，并作为本文的结尾。邓之诚先生说：
崇祯中建言诸臣，埰与熊开元得祸最烈。初欲以密旨毙之，事既章露，乃廷杖百，监以大珰，必欲其死，幸而不死，犹长系不肯释，目为两大恶。世以埰疏“何所见而云然”一语触怒，而开元则帝怒其劾周延儒不肯尽言为反复。埰自谓钱天锡营密云巡抚，行贿首辅周延儒，为言官所劾。延儒惧，欲脱己罪，乃具密揭委罪言官。上信之，戒谕言官，代人规卸，为人出脱。埰因力争涿州知州刘三聘荐冯铨事以憾延儒，致触上怒。开元则谓埰遭延儒忌嫉尤深。两人皆以为得祸由延儒陷之。刘汋所纪略同，特谓二人堕廖国遴术中。文秉《烈皇小识》，独言戒谕言官为破积习，非指天锡，埰探之未审。颇得当日实情。谕既不为天锡而发，则延儒密揭同于子虚乌有，是时帝已疑延儒，岂肯代周延儒杀人。既诛周延儒而不释二人，则二人得咎，非由周延儒明甚。白胤昌《荣安斋酥谈》有言曰：“天启时，以吏部专擅，科道合力纠之，吏部不胜。而 权在科道矣。崇祯时，又以科道专擅，内外厌之。科道消沮，而权在翰林矣。”当时政局，数语已可尽之。是即烈帝戒谕之所由来。埰言陈启新，言斋醮，言陈新甲诸疏，不啻形帝之短，早触其怒，特借“二十四气”，及诘问语而重惩之，以为此科道之擅权者。开元则适逢其会耳。烈帝聪察自任，不处操纵首揆为通货贿之廖国遴、杨枝起，而督过埰与熊开元，愦愦如此，安得不亡!诸纪埰事者，皆未及此。《明史》独采文秉之言，可谓有识。然犹未显，故为疏通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