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语文教材《少年闰土》里，那位“深蓝的天空下……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的“少年小英雄闰土”，曾让多少“80后”记忆犹新。而放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上，那位“闰土”的原型——大文豪鲁迅的“少年发小”章闰水，人生却苦到令人心疼。
出身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杜浦村农家的章闰水，年龄比鲁迅长两岁。全家更与鲁迅家关系极深：章闰水的父亲一直给鲁迅家做“忙月”(忙碌月份给大户人家打工的短工)，章闰水的母亲更是童年鲁迅的奶娘(鲁迅笔下的“长妈妈”)。14岁那年，章闰水被父亲带到鲁迅家，帮着看管“东家”的祭器，也因此认识了12岁的少年鲁迅。两个活泼泼的孩子，从此一起聊“捕鸟”“看瓜”的趣事，结下深厚的友谊。一如《少年闰土》里写到的情景。
但和《少年闰土》里，鲁迅和闰土“从此没有再见面”，直到三十年后才重逢的景象不同。一直到青年时代时，章闰水与鲁迅依然还有联系：1900年，正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的鲁迅，还在寒假里与章闰水一道在绍兴城游玩，两个二十出头的少年郎，那时“边走边谈，漫步街头，观赏闹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
但灾难，却在三年后降临在章闰水身上：1903年章闰水父亲去世，二十四岁的他从此撑起了整个家，守着六亩薄沙地勤扒苦做。然后在岁月的摧残下，变成了鲁迅小说《故乡》里，那“中年闰土”重逢“迅哥”时“浑身瑟索着”“加上了很深的皱纹”“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的样子，让多少读者读到唏嘘。
而在真实历史上，鲁迅与“中年闰土”的这次重逢，发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亲北上时，当时章闰水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启生(《故乡》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过来帮忙搬运行李。等到鲁迅一家人启程时，章闰水也领着女儿章阿花(《故乡》里闰土“五岁的女儿”原型)前来送行，他带着女儿站在鲁迅故居前的“张马桥”上，目送着鲁迅的船消失才视线里，许久才依依不舍的离开。这，就是鲁迅与“闰土”章闰水，人生最后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次重逢时，鲁迅记忆中那个“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变成了眼前“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强烈的震撼，成了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动力。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问“闰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问题，就得看看在与鲁迅“重逢”前后，章闰水到底经历了什么。
比起鲁迅小说里“捕鸟捞鱼看瓜”样样在行的“闰土”来，真实的章闰水也不差，以章闰水女儿章阿花的回忆，章闰水“锄地捕鱼，挑担撑船样样做”，一年到头不见休息，可即使这样，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养活不了我们一家六个小孩”。1934年浙江大旱，章闰水被迫卖掉了六亩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农。两年后贫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痈”却无钱医治，病故于1936年9月。
这位勤劳憨厚的农民，去世前的情景，也留下了许多让人动容的时刻。“生痈”的他，每天要靠女儿章阿花为他擦脓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着牙不流一滴泪。临终前的他，依然还在念着万里之外的鲁迅，叮嘱家人说“想办法给周先生(鲁迅)带一点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同样让人心痛的，是《故乡》小说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章闰水的长子启生的人生。那个小说里“(比闰土)黄瘦些”“却害羞”的少年，和他父亲一样是个种地打猎捕鱼撑船样样在行的劳动好手，而且还擅长“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里的迎神赛会活动时，他也都是挑大梁的“大敲会”。可这样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依然不能摆脱贫困，却在1940年的霍乱瘟疫里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八岁。
而闰土的小女儿章阿花，即《故乡》里那位“管船只”的“五岁的女儿”，则是嫁到了离杜浦村十里的中村毛家，苦熬过了多灾多难的民国时代，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1975年时，66岁的章阿花已是儿孙满堂。她在接受绍兴县文化馆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章闰水家的命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述。也正是同一年，章闰水的三儿子章长明也走入人们视线，他那年六十岁，以章阿花的笑谈说：“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轻呢。”
在章闰水后人里，最值得一说的，当属章闰水的孙子章贵(章启生的儿子)，新中国建立后，章贵通过刻苦的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一度担任了浙江绍兴鲁迅文学纪念馆的副馆长。如此成就，章闰水若有知，当可告慰。
而比起鲁迅与章闰水，这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和章闰水后人的命运来。更值得后人思考的，却是章闰水苦难人生背后，那个更加充满苦难的民国时代。
忆起民国时代，多少“文青”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文豪”“大师”们的风流人生。但是在这些风雅背后，却是更多底层民众的艰辛寒苦。就以浙江的农村来说，一部民国史，就是一部浙江农村的“天灾史”。仅是1928年至1929年两年间，浙江就有33个县遭到水灾，14个县遭到旱灾，21个县遭到风灾。30个县遭到虫灾。触目惊心的灾害，纸面上是一串数字，冲击的却是多少个“章闰水”，实实在在的家庭与生活。
特别是在章闰水人生发出剧变，不得不卖掉六亩土地沦为佃户的1934年，亦是浙江天灾载入史册的一年：空前的旱灾席卷了浙江全境，海宁、宁波等地竟上百天滴雨未下，受灾土地在两千万亩以上，很多地方更是遭受过旱灾后，紧接着又遭受水灾。看过这样触目惊心的灾情，就知道章闰水全家，当时遭受着怎样的打击!
而比天灾更可怕的，则是人祸。就以当时治理浙江的国民政府来说，面对1934年空前的灾情，各级官员表现出的，却是令人发指的麻木。长兴等几乎颗粒无收的县里，政府官员或是拼命隐瞒，或是巧立名目瞒报。而当灾情蔓延时，救灾无方的官员们，却挖空心思侵吞物资。“不良分子胥吏乘机渔利”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勾结地主富户囤积居奇，趁机聚敛兼并土地。章闰水，就是这样失去了六亩薄沙地。
更可怕的人祸，是无论丰年灾年，都永远交不完的苛捐杂税。在民国的农村版图里，浙江不算穷地方，但农民的负担之重，以现代人眼光看却难以想象：比如民国年间浙江杭县农民要交的地丁银，竟比晚清年间暴增了九倍。1932年浙江江山县农民缴纳的钱粮税，仅比1931年就暴增了五倍。而在经历了1934年空前旱灾后，浙江的农村更加剧贫困化。仅是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数据就令人震惊。
比如在1935年的浙江嘉兴县，当地农民每年收入183元，支出却是301元。同年的浙江平湖县，农民收入141元，支出却171元……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每年的收入都是“负数”，入不敷出成了常见现象。嘉兴县更是““农家贫困、农村破产”，“农民只有在远低于水平线下的生活度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学家何廉更是毫不客气的指出：““浙江的农业贫困问题十分严重”｡”
简单的几句话，就是“闰土”等平民百姓们，说不尽的生活辛酸。
这样的辛酸，不是哪一个“闰土”的个例，更不是浙江省的个例，却是1949年以前，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普遍的艰辛苦难。理解这样的苦难，就理解了与“迅哥”重逢的“闰土”，那让“迅哥”吃惊的““衰老、阴沉、麻木”，理解了这样的“闰土”，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且民生艰难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早已远去，不会再来。
参考资料：中新网《“闰土”后人动情忆海婴》、邵建新《话说鲁迅笔下的“闰土”原型及子孙》、谢建《试析民国时期江南农民负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通史》、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周培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鲁迅日记》、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