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窦太后 影视剧形象(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91年4月23日，在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联与九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叫作“主权国家联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联盟，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新联盟条约》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主权，联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权力：统一的总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统一的军队。
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军队和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就可以保证联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走向解体。
为了让加盟共和国同意签字，他在一点上做出了妥协：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联盟必须经过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能行使征税权。
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就连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的危险性，忍不住提醒他：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
这个条约带来的争论导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变，彻底葬送了苏联。人们如今回忆起苏联往事，无不将这个条约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来讨论。
与苏联受困于财政一样，文帝死时的西汉帝国在财政上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文帝治理带来的长期和平让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好处，故而，人们对西汉政权的态度由以前的漠不关心，变成了此刻的不希望它崩溃。人们担心它会被巨大的离心力所分裂。人们害怕在未来还会有无数的问题等待着这个年轻的庞大怪物。
文帝死后，他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继续实行。这时，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这位已经失明的老太后把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才转变政策，彻底抛弃了黄老之术。
窦太后不像当年的吕太后那样强势，她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依靠教育获得的：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须学习与黄老之术相关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治国。景帝虽然面临着众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他主动去作调整，但他并不反对继续施行黄老之术。
可另一方面，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来维持的帝国体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由于景帝已经是高祖的孙子辈，与同姓王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诸侯们不像尊敬文帝那样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
诸侯们已经在文帝时期积累下了巨大的财富。在皇帝放弃经营正规的财政系统时，诸侯们却牢牢控制着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渐占据了优势。与此同时，与匈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虽然汉帝国仍然保持着克制的态度，但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富裕后，已经抑制不住大国梦，有些跃跃欲试了。
如何抑制诸侯的发展?如何对付匈奴?如何建立健康的财政体系?这些问题依靠黄老之术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发现，在黄老之徒以外，另一拨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在儒家看来，如果中央帝国的权力失控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帝国势必在未来出现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机，必须在政治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权威，削弱地方上的诸侯势力。
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贾谊
汉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而两个人的观点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贾谊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威;晁错则除了儒家外，还采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考虑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对诸侯采取行动。
汉文帝继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根据五行学说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在中国古代，礼乐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个阶层都拥有各自的礼仪，使用不同的音乐，甚至连穿着和配饰都有所不同。贾谊希望通过兴礼乐的做法，使整个政治制度更加固化，并突出皇帝的地位，让人们形成皇帝威严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式，再辅之以烦琐的规章制度，把诸侯和其他权势阶层都限制住。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贾谊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预，重视发展农业，贬低其他行业。这样的做法对于经济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但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文帝时期强调放松对民间的控制和发展经济，因此，贾谊的学说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他最后郁郁而终。
晁错
到了景帝时期，晁错作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则抢得了先机。
晁错希望直接削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主张像汉高祖一样，不惜利用阴谋密计，抓住一切机会，剪灭诸侯王。
景帝一着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就准备造反。在中央必须考虑经济的全盘政策时，每一个诸侯王却像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他们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又有效忠于己的高管团队。每一个诸侯国的官员设置几乎和中央一样：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辅佐;对应于皇帝掌管财政的大司农(最早叫治粟内史)，诸侯王有内史;掌管军队的叫中尉，对应于皇帝的太尉。在这些官员中，只有丞相一职是由皇帝指定的，其余的职务都由诸侯王自己决定。
诸侯借口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恶人晁错，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诸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叛乱却成为皇帝解决最终问题的契机。景帝在镇压叛乱的同时，完成了惊人的一跃，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财政的阻碍，实现了财政集权。
在叛乱之前，皇帝始终无法插手诸侯国的财政。最明显的问题来自于山海收入，由于诸侯国内部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皇帝无法对这部分矿产资源征税，因而，皇室丧失了大笔的收入，而诸侯利用经营矿产积累的巨额财富来对抗中央。
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七国之乱九年之后，汉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侯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已经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难造反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增加了矿产收入，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皇帝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在这项法令之前，诸侯王死去后，他的继承人将继承完整的诸侯国，而其他子孙一无所有。但《推恩令》允许诸侯将封地分封给不同的子孙。大的诸侯国慢慢地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
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皇帝的官员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建立起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透彻的。
他并没有像文帝那样彻底减免人民的土地税，而是将土地税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三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成为两汉的标准税率，除了偶尔的中断之外，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坚持实行。
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的努力，人们终于确信新的帝国模式是成立的。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的确可以建立统一的帝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次重大的创新：数百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人们和平、富裕、安宁地生活在一个皇权之下，即便出现了天灾，也只是短时间的困难;一旦风调雨顺，生活立即回到正轨。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达到了高峰，在吕太后、文帝、窦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黄老之术让民间尝到了甜头。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
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但随着文帝和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团就悄然开始膨胀。为了养活他们的家族，以及满足他们的野心，民间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财政问题最终有可能会把整个社会拖垮。
汉武帝六年，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骤然转向。(文/ 郭建龙)
本文摘自《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鹭江出版社 / 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