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学者对元朝时的“人种”进行过“归类”，汉人毫无疑问被归为了“末等”。
虽然，这一说法被不少学者以史籍无载为由驳斥，但民间却是“认可”这一说法的。毕竟，有大量的史料佐证了当时汉人的悲催命运。
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当时，他们在传奇领袖成吉思汗的带领下，击败了由女真人建立起的金国政权，并取代金国成为了中国北方的霸主。因此，常被用来做事例的是蒙兵的“屠城”，几乎每到一处，就是城毁人亡。放在现在看，当然是痛恨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
不过，若是换个角度，放于当时的蒙兵来看，这种做法很是符合他们游牧民族的本性。其实，他们要的只是“物质”，抢掠一空后，一座城池对于他们而言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其他民众，如果听话可能下场会好点，若是顽强抵抗，自然不留。因为，他们更担心这些人会卷土重来。
看看西夏的历史，多么顽强的一个民族，但可惜在遭遇蒙兵的洗劫后，如今只能在文字中品读他们的历史了。其实，在历史上汉人遭遇过多次“劫难”，如“五胡乱华”时期，汉人的遭遇不比元朝好。
不过，细梳历史就会有所感慨，总会有那么一位人物，“扭转”了某些事态的发展方向。
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喜欢汉文化的鲜卑族皇帝拓跋宏，而蒙元时期也有一位被汉化的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在《元史·耶律楚材传》里，倒是简略地说了一个小故事。
说元太宗窝阔台壬辰年春天南征时，要渡黄河，于是，就下了一道诏令：“逃难的百姓只要投降，便可免死。”不过，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当时有不少人对“敌人”的态度只有“不留”二字。
因为，在他们看来，“敌人”在情急时会投降，等情况缓和了就会逃走，所以，不能“从宽处理”，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敌人”的发展。于是，耶律楚材为投降的难民，做了几百面旗帜，发给了他们，让他们“回家”。最终，很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在《元史·列传·卷三十三》中也说了一则故事，倒是证实了当时的汉人在蒙元心中的“地位”有多么渺小。
这个故事很是有名，主要是近臣别迭等人的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意思是说：剥夺汉人对土地的“占有”，将农田变为牧场。要知道，千年来，汉人依赖的都是农耕经济。如果将可以提供生存的农田给夺了，那么，这和夺取他们的性命有什么区别?
当然，此事的发生也是有其大背景的，当时的蒙兵只顾着打仗，忽略了管理。结果，地方官员敛巨资，导致国库空空如也。而这却在某些蒙元大臣看来，就是汉朝百姓的不作为。但是，耶律楚材知道，如果真的将汉人都变成“无业游民”，那么，国库就真的再无进账了。
于是，他在一番诠释之后，提出了“税收政策”，任用贤人。之后不久，国库就有了进账。后来，有人算过这笔账，以当时他说的话：“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以当时的人口两千多万计算，折算成人民币就是：每个人缴税“14元”。
虽然，这个故事并没有说明后来“税收”的具体数目，但是，用元太祖表扬的话做了总结：“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而且，耶律楚材即日拜中书令，足见元太祖对此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当时，耶律楚材选用的非一般人，都是汉人，自然会将此事做得很是圆满。
由此可以推断，当年上缴国库的“钱、物”应是超过了耶律楚材的“预估”。若是汉人的“价值”真的只有“三分五厘”银子，那估计真的就不如一头牲畜了。若是真要将其折成“价格”来看，倒是有对比的例子：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被杀，若是用钱抵命，是黄金40巴里失，而汉人则是一头毛驴的价格。
汉人在元朝的地位的确很低，虽然，耶律楚材用“税收”的办法，让汉人不至于流离失所，但后来还是有很多耕田被占用，成了私人牧场。最终，很多土地成了“赏赐品”成了“领地”。而蒙元的“大奴隶主”们，没有几人真正知道经济的运作方式，他们只是按照“旧例”，用自己的办法管着自己的土地。
另外，还有不少资料提到，当时汉人可是被“管制”的，有些生活物资都是“共用”，比如：“菜刀”，用时得去“主人家”“借”。
其实，只要是当时的汉人处于被“统治”地位，这跟奴隶社会的“奴隶”并无二致。不要说当时的汉人，即使和宋朝对峙那么久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样被瞧不起，被踩在了社会的底层。而后来的满清历史，不也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吗?道理非常简单，没有话语权，就没有身价。
但不管怎样，耶律楚材都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一点，值得世人钦佩。
参考资料：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三》、《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耶律楚材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