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岁末，傅高义教授离开人间。想起当年在哈佛大学听他讲课、与他交往的师生之谊与人情点滴，不甚感伤，无限感怀。
傅高义的学术生涯始于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社会关系——而非汉学、历史学、国际关系——才是他赖以立足的研究起点。1963年，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日语并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引导西方读者理解家庭关系在东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角色。恰在此时，学界开始反思美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的对华封锁，面对国际关系变局带来的学术转机，傅高义专程前往香港地区收集并研读《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外宣资料，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广东话与普通话，并最终出版了其第一部研究中国的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傅高义的成功得益于其敏锐的思维触角、出色的语言天赋、勤勉的研究功夫，对此我深有体会并受益匪浅。回想当年在哈佛大学公派参加“中美富布赖特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时，我的论文选题《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有幸得到傅教授垂爱，他不但帮我申请了费正清中心的研究课题，且每两周一次在自己家中为我指导论文。正是在他家的起居室，我第一次见到了麦克法夸尔、裴宜理、史景迁等汉学大家，给他们汇报论文既使我受宠若惊，更使我结舌语塞。同样在那间起居室，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也常与傅教授发生争论。比如，针对一度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他提出关键问题是“中国近年拍摄了太多抗日影视剧”，我则坚持此话颠倒了因果关系——就道歉与谅解而言，唯有施害者多说，受害者才能少言。几次不欢而散之后，我们两人都做出调适，傅教授开始更多谈起学术之外的人生点滴——那个丰富而真实的人情世界才真正促使我们产生了共鸣。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费正清弟子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特别是在费正清去世前后，为何并非嫡传弟子的傅高义受命接过了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掌门衣钵。我第一次了解到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评职称的烦恼波折，他因组织官员参加国际关系研修班而积累了人脉，同时却也因此在校内受到排挤并多年没有评上教授。傅教授并非炫耀往事，而更像是一位老者对年轻人的告诫——做学问苦，做人更苦;搞国际关系难，搞人际关系更难——不论中美，不论在哪个国家，人类的一些问题是共通和永恒的。
不妨说，与基辛格相似，傅高义教授既目光高远、能够捕捉历史大势，也长袖善舞、具有学术外交之志。傅教授从来都是耻于在书斋里空谈外交的，认为“入世”何尝不是一名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大多数国人认识傅高义，要只到2013年其皇皇巨著《邓小平时代》出版并畅销，然而他对于中美关系的实践性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日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他高声力主中美合作，呼吁美国应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正是傅高义牵线穿梭，促成了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赴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傅教授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虽然没见过邓小平，但自己算是与新中国两代领导人结缘了。我则回应他“何止两代”，当年江主席演讲之后亲手送给他的国礼，恰是一整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纵观千年中国历史、横跨万里大洋两岸，傅教授的学术人生当可谓圆满二字了。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2020年以来美方宣布停止包括富布赖特项目在内的对华人文交流机制。眼下斯人已逝，傅教授已无法在新年履约参加由我主持的关于中美青年交流的视频研讨了，然而他的观点与声音却必将绕梁回荡：美中联系紧密，难以人为分开。在为拙著《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提笔赐序时，傅高义不断回望自己的老师——费正清，回顾他二战时作为驻华外交官有幸结识周恩来和龚澎等中共党员的人情缘分，而正如费正清先生的名言：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抚今追昔，正如王毅国委兼外长强调，如果试图把对华政策定位在改造甚至颠覆中国，不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必将撞上南墙。
傅高义当然首先是一位热爱自己祖国的美国学者，但同时也真诚愿意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即便他对中国的认知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盲点，但他倾尽一生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配得上“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殊荣。相信中美两国各界能够秉持傅高义教授的遗志，早日搬掉阻碍两国人员往来的各种“绊脚石”，促使两国尽早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