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著称，但“盛名”之下，诸多模糊，他的发身和陨落，他的贪贿聚敛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银田宅，都不甚明晰。但嘉庆帝在太上皇驾崩仅15日便痛下杀手，赐令自尽。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嘉庆帝颁布处死和珅的谕旨。此前对和珅的审判并不顺利：与他同时拿下的军机大臣福长安，宁死也不检举揭发;负责主审的几位亲王，平日多与之交好，难以审下去;所谓二十款大罪中的贪腐问题，仅排在十四款之后，亦多是些鸡毛蒜皮，和珅招认也很痛快。但却难以定为皇帝所说的大逆罪。
然而抄检和审讯尚未结束，嘉庆帝既采纳了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建议。对和珅案急急做了断：先说众大臣与翰林科道官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正法”。再说和珅曾任首辅大臣，又值父皇大丧，“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
作为历史人物的和珅是复杂的，死后却同许多反面人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妖魔化的过程。然而，作为首辅大臣的和珅还是有一定才干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和珅作为二十功臣之一绘像紫光阁，并被乾隆帝誉为国家干城。五十七年击退廓尔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图像。乾隆帝曾不止一次夸奖他兼通四种文字，说满朝中只此一人。嘉庆帝也承认和珅“小有才”，“小忠小信”。
因此，和珅死后，嘉庆帝开始想起他的一些好处，想起其对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劳，或也能想起其为自己效过的力，心情有些复杂。当外地将军督抚的议罪奏折仍纷纷来到，自是一无例外地吁请严惩，御批则变了口风，开始找各种理由，诉说苦衷。如：
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抚伯麟奏折朱批：“已施恩赐令自尽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当共知耳。”正月二十二日，御批湖广总督景安奏折：“赐令自尽矣，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个大贪官，究竟有什么不得已?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二十三日，嘉庆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略有流露：“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实出于万不得已。是非公论自有定评，无庸置辩也。”
不知是说和珅功高盖主，还是说他狂悖恣纵。然若说亲政后其也会如此，大约没几人会相信。同日批漕运总督梁肯堂折：“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后世自有公论。”
这说的是和珅败坏了朝政乃至社会风气，很有些道理，却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广东巡抚陈大文折御批：“天下至大，兆民至众，近年皆为和珅所蒙蔽，诸务废弛，若不速办，几不可问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苍昭鉴耳。”
和珅为什么被赐死，至此应小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