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上不管如何有矛盾，又有过什么过节，在家国大义面前，即使是《大宅门》中屡教不改的白景琦的三叔白颖宇都能放下成见，一致对外，更别说是现实中北洋时期那些大人物了。这一点日军曾深有领教。
当年在占领北平后，日军曾极力拉拢北洋时期的众多高官，段祺瑞、吴佩孚、靳云鹏、曹锟等人都是预期的对象。可是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当年因为军阀混战大打出手的人物，在此事面前却是异口同声的一致：做汉奸?没门儿!
而当时在这些言辞拒绝的人中，有一个人的经历却颇耐人寻味，此人就是曹汝霖，当年曾经被看做“卖国贼”的北洋高官。
曹汝霖是民国初年的高级官员，他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几次担任外交次长，又做过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在当时可以说是新交通系的首领。可是他真正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因为这一些官衔，而是因为一次会议，那就是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召开的，战争期间北洋政府曾派兵参战，也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有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还要丧失山东的权益。当时因为曾打算屈服签字，曹汝霖和陆宗舆以及当时的驻日公使张宗祥成为国人眼中的“国贼”，这也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缘由。
在巴黎和会之前，曹汝霖就几次向日本借款丧权辱国，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在这次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中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他在北京的住宅被一把火烧毁，事后也被免去了职务。几次辗转才躲过了风头，曹汝霖也发誓不再出任任何官职，做寓公的同时每天写字打发时光。看似平静，这其中的滋味却只有曹汝霖一人知道。
曹汝霖的小儿子叫曹朴，当年在天津南开读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学校里一度被孤立。没有同学愿意和他交往，也没有和他坐同一张桌子。
这样的遭遇，有人可能觉得理所应当，毕竟当年做出了错事。可是颇耐人寻味的是，当年五四运动中一把火烧毁了曹汝霖家宅的爱国学生梅思平，却在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府，做了汉奸。在日军上门的时候，反而是曹汝霖保持了民族气节。
虽然被日军在伪政府挂上了几个空衔，但是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而且在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天津射杀平民的时候，曹汝霖父子还出面阻止，将难民陆续送走，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
在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的初衷下，曹汝霖还致力于慈善活动，出资发起成立了中央医院，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在日军占领北平期间，这里一度成为了不愿意为日军效力的爱国医生的救死扶伤场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对于当年自己的错事，曹汝霖回忆起来时这样说道：“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