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前后，我党有“五大书记”之称，即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是那个时代我党的最高领导阶层。
在这五位领导人当中，任弼时因为去世得太早，再加上他太低调，所以关于他的故事也最少。
实际上，任弼时能位列“五大书记”，自然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才能和经历，下面咱就来看看任弼时的传奇人生。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汨罗市，汨罗因屈原而闻名，任弼时从小就是听着屈原的故事长大的，因此在他的心里，一直以屈原为榜样，矢志报国。
任弼时很小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因表现出色，在他17岁时，就被安排赴俄国留学，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回国后，任弼时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北伐兴起后又领导青年和工人策应北伐，打击军阀势力，这些工作，既锻炼了任弼时的能力，也让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任弼时相继在安徽、上海等地活动，期间两次被捕，但都有惊无险，直到奉命回到苏区工作。
任弼时做事讲究实事求是，一切看重调查的证据，在苏区进行肃反运动时，任弼时就非常注重证据，在对待张爱萍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萍是我军高级将领，18岁加入了共产党，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肃反时期，张爱萍却受到了牵连，被抓了起来。
任弼时早在上海工作时，就对张爱萍很熟悉，他不相信有关方面给张爱萍定的那些罪名，就亲自派人前往万泰地区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走访，搜集到了大量的证据，为张爱萍洗脱了罪名。
张爱萍对任弼时的这次救命之恩非常感激，直到晚年时，还对战友们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总指挥是朱老总，副总指挥是彭老总，参谋长是叶剑英，副参谋长是左权，政治部主任就是任弼时，还有个副手，叫邓小平。
毛主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这方面，任弼时就是重要的执行者。
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初，任弼时就指示广大指战员：“我们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就是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友军，求得给进攻之敌以有力的打击。”比如平型关大捷，就是在这个指示之下取得的伟大的战果。
不仅如此，任弼时还主张与国民党军合作时，一方面要争取主动，同时“要给予友军必要的尊重和支持”。太原会战后，第二战区长官部能平安撤往茂林等地，正是得益于彭老总、任弼时为代表的八路军的帮忙，当卫立煌的部队被打散堵在黄河渡口时，也是任弼时等人下令派兵将其救出，并送其渡过黄河。
在山西，任弼时始终遵循洛川会议精神，对正面抗战予以配合，同时积极开辟敌后抗战。他曾说过：“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这些指示，对于八路军在山西开辟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力量表示怀疑，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抗战还是要依靠国民党军的正面抗战，因此共产国际多次鼓动苏联方面加大对蒋介石的援助。
对此，任弼时很不以为然，他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了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目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详细阐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日的分工问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益处，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人民战争，而动员民众投入到抗战中来，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这其中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也正是任弼时的这一系列研究，使得共产国际最终做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
皖南事变爆发后，很多人主张对蒋介石强烈反击，伸张正义，但在任弼时看来，蒋介石敢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时发动皖南事变，无疑跟蒋介石背后的英美苏三国有关，毕竟因为抗战，现在三国都在援助他，让他有了底气，但三国的援助都是以中国抗战为前提的，因而蒋介石最终会投鼠忌器，不敢在国内挑起全面的内战，毕竟日本人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
同时，任弼时又强调我们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蒋介石虽然不敢挑起全面内战，但一定会不断限制我们的发展，同时通过蚕食的方式夺取我们辛苦建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掀起主动，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长江局发挥作用，在舆论宣传上曝光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企图，以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同时在军事上，我们也应该做好打仗的准备，只有保持强硬的姿态，才有可能制止这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内战。
不得不说，任弼时的眼光是非常敏锐而精准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英美苏三国驻华大使都对蒋介石施压，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我党也迅速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各地八路军也做好了内战的准备，这些都迫使蒋介石改变了原有的意图，公开表示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比如在土改的问题上，任弼时就很注重听取一些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当时，任弼时召集了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干部，请大家畅所欲言。这些干部本来还有些拘束，任弼时索性直接坐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畅谈，渐渐的，任弼时从这些干部口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通过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任弼时得出了结论，就是土改一定要搞，而且要一直深入下去。
为了了解土改政策是否贯彻执行，任弼时还多次前往一线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在1947年底，他前往杨家沟的几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与农民一起聊天，询问农民分到了多少土地和资产，生活如何等等，进而得出哪些是土改时应该贯彻执行下去的，哪些是需要纠正的。
回去后，任弼时撰写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迅速下发，要求广大干部执行。
在土改时，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往往会夸大地主的数量，以山西兴县蔡家崖为例，蔡家崖一共只有500多户人家，可是被定为地主的就达到了100多户。真有这么多地主吗?任弼时表示怀疑，随即他派人前往蔡家崖调查，最终发现，原来当地实际的地主数量不超过70户。
任弼时随即指示：“蔡家崖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此后，任弼时又多次指示干部，明确要求：“哪怕只是冤枉了一个人，也必须要改正!”
任弼时做事不光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调查，为人也是平易近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任弼时就表现出了爱兵如子的一面。
长征时，任弼时正患疟疾，还要整天赶路，非常劳累，但他还是不放心战士们，经常拄着拐杖去巡视。
有一次，任弼时发现有两名战士抬着一个人，那个人正在捂着肚子，脸上的汗珠像黄豆一样往下掉，任弼时马上判断，此人应该是患了和自己差不多的病症，他立即把自己的药取来，亲自拿着药和水喂给了这名战士。
后来这名战士才知道，任弼时给自己吃的，是他的最后一粒药，此后，任弼时没有了药，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
不光是把药送给了别人，长征时任弼时还把自己的马也送给了患病的战士，自己从来没坐过一次。
正因为任弼时爱民如子，而且心细如发，所以很多红军将士遇到了事，都会愿意去找他，他也乐意帮大家解决问题，就这样，任弼时赢得了一个“党内老妈妈”的绰号。
任弼时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身上穿的毛衣是夫人陈琮英织的，缝缝补补不知多少回了，以至于破得没个样子了，但任弼时仍然穿着。
有时接见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任弼时就会把中山装扣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他毛衣上的补丁了。
1949年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按照规定，“五大书记”都要做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前往北平南苑阅兵，但任弼时却说：“我们是去进京赶考的，进京赶考穿新衣服干什么?既然打天下穿的是旧衣服，那进北平也应该穿着旧衣服去。”就这样，只有任弼时是穿着旧衣服进入北平城的。
按照规定，任弼时配有一辆吉普车，但他平时很少坐车去上班，能步行就步行，后来索性搬到了机关单位里住，节省路上的时间。
机关单位的住处很吵，任弼时的身体又不好，需要静养，大家就多次劝说任弼时换一个住处，但他都予以拒绝，对身边人说：“我们国家现在经费不充裕，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这辆吉普车平时能不开就不开。”
对自己的家属，任弼时也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教导身边的子女说：“你们都是国家养育出来的，吃了国家的小米，以后就一定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人不能忘本!”
不仅如此，任弼时还不允许夫人陈琮英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总是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当作布料，做成衣服给孩子们穿，让他们从小树立艰苦朴素的精神。
因为长期高负荷工作，任弼时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早在1948年就被医生下令休养，连毛主席都命令说：“以后一天最多只能工作四个小时。”但是，任弼时却依然如故，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阅兵时，任弼时抱病参加了阅兵，结果因病情加重，被送去了医院，强制休养。
但是，任弼时是闲不住的，经常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甚至在病逝前一周，还在主持会议，商讨筹备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甚至还熬夜撰写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的文章。
面对大家的劝解，任弼时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天生就是忙碌的命，你要是让我躺在医院里没事干，那我会死得更快!”
不幸的是，任弼时这次没有熬过去，于1950年10月27日与世长辞，年仅46岁，太可惜了!
任弼时病逝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都非常悲痛，纷纷题词，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友，其中，叶剑英的题词最中肯，是这样写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和陈琮英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叫任远远，1993年晋升为大校军衔，但可惜的是，任远远跟父亲一样，都不长寿，于1995年病逝，年仅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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