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不过，有趣的是，“李立三”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原名，当年改得也很随意，而且他先后改过三次名字，都很有意思。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899年出生后，父亲找来村里一位饱读诗书的老秀才，请他给孩子起个好名字。
老秀才沉吟了一下，说就叫李凤生吧，寓意此子将来会像凤凰一样高飞。但是，老秀才给他起的小名就有些奇葩了，叫“狗妹仔”，真不知道老先生当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父亲对这两个名字也不是很满意，等到李立三上学时，就按照族谱，给他改名为李隆郅。
后来，李立三来到安源搞工运，毛主席对他说：“你这个名字很有文化，就是笔画太多了，不好写，而且这个‘郅’字太生僻，工人不认识这个字，不好开展工作。”
李立三请毛主席给他改个名字，毛主席想了想，给他改成了“李能至”，既简单好认，又有革命的深意。
再后来，李立三和邓中夏坐火车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李能至”这个名字太文雅，不利于工作，正好火车站门口站着三个人，就说干脆就叫“李立三”吧。
就这样，这个随口改的名字，竟成了李立三最广为人知的名字。
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在青年时期有“三个半朋友”，三个朋友是指罗章龙、罗学瓒、陈章甫，半个朋友指的就是李立三。
早在1915年，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主席有个笔名叫“二十八画生”，而且用这个笔名在长沙的各大学校里张贴征友启事，当时跟毛主席联系的只有这四个人。
不过，李立三当时年纪还小，虽然对毛主席的革命理想很向往，但也没有明确表态，因此被毛主席认为是“半个朋友”。
当然，李立三长大后，对革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相信“只有斗争才有出路”，这一点跟毛主席不谋而合。
在安源时，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领导了著名的安源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李立三出任总指挥。不过，李立三也被反动派盯上了，反动派威胁他说：“少参与工人闹事，不然人头难保。”
李立三冷笑道：“我决定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决定不要这颗人头了，你们想要，随时拿去!只要一日不死，我就一日为工农斗争到底!”
李立三给工人们上课，有些工人非常自卑，说自己命不好，李立三就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字，说：“你们都认识这两个字，如果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明白了吗?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这世上没有什么命运之说，一切的命运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只要我们敢于顶天立地，那些资本家就不敢再欺负我们!”
在安源，李立三是资本家们的眼中钉，到了上海后，李立三又成了日本人的肉中刺。
1925年5月15日，一家棉纺厂的日本人突然向中国工人开枪，打死了著名工人代表顾正红，还有十几个人被打伤。有人报告给了正在开会的李立三，李立三闻讯大怒，拍着桌子说：“日本人欺人太甚!发动舆论，让全上海都知道这件事，给日本人施压!”
李立三起草好宣传单后，让工人以最快的速度印出来，在上海滩散发。
随后，李立三出席了顾正红的追悼会，大声说：“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想杀就杀?顾正红的血不能白流，老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日本人怎么让中国人流的血，就必须让日本人流血!”台下两万多工人举臂高呼。
李立三经常去平民学校给工人们上课，有人认为只要日本资本家给工钱，给他们打工也没什么，李立三说：“日本人拿中国人当人看过吗?他们杀中国工人的事还少吗?如果不进行抗争，他们就会继续杀中国人，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被杀!”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各界三千多人进行大游行，要求日本严惩杀害顾正红的凶手，同时要求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并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高喊口号。
英国人丧心病狂地朝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几十人，还有几十人被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组织决定由李立三出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负责处理这件事。在李立三的发动下，上海20多万工人集体罢工，随后学生们集体罢课，工商业也关门闭市，整个上海都是抗议的人群。
李立三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但李立三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也不在乎。
这天，李立三在办公室里工作，进来一个人，李立三认识此人，之前因为立场问题被开除了总工会的会籍。这个人站在李立三面前，声泪俱下地表示忏悔，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立三刚开始还相信，就跟他聊了起来，但这个人和李立三东拉西扯，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李立三就开始产生了怀疑。李立三发现，这个人一会儿站在门口，一会儿站在窗户前，不停地伸头张望，李立三立刻反应过来，他这是在给反动派踩点，拖住自己!
李立三拿话稳住他，说：“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安排一下工作。”说完，李立三就跑到另一间办公室，让大家立刻转移!
等大家刚离开，一群反动派就闯了进来，好在李立三反应极快，朝后门跑去，看到后门的锁已经打不开了，一转身又上了楼顶，冒着极大的危险踩着楼沿跳到别的楼上，东拐西绕，最终逃了出去。
没抓到李立三，反动派心有不甘，到处张贴抓捕李立三的悬赏告示。但是，李立三已经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了上海。
李立三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这也让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误判。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李立三认为时机已到，发布了著名的“立三路线”，即：通过一省或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当时的革命力量还很薄弱，根本不具备攻打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能力，结果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李立三也受到了批判。
李立三对这个错误坦然接受，说：“我犯了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一切责任都是我的，无论如何处置我，我都勇于接受。”
李立三决定去苏联首都莫斯科，并在大会上继续批判自己的错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李立三的认错态度非常诚恳，但共产国际还是不解气，把一顶“非常坏的布尔什维克”的帽子扣在了李立三的头上。
在莫斯科，对李立三批判最多的人就是王明，几乎每天都要李立三写检查，承认错误，李立三每次都很诚恳地承认错误，说：“每次想起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那么多同志的牺牲，心中无限愧疚，怎么批判都不为过。”
但是，王明仍然没有放过李立三，对共产国际说：“有一个装着极为重要的文件包被李立三弄丢了，敌人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很多机密。”
这招非常毒，苏联内务部立刻对李立三展开监视，随后将李立三逮捕，理由是李立三是日本帝国主义收买的大特务，是帝国主义驻苏联的特务头子。
但是，苏联方面找不到李立三通日的证据，又不想放人，就给他不停地换监狱，条件越换越差，有一个监狱的牢房是个地下室，只有20多平方米，却关了60多个人，连躺的地方都没有，但李立三仍然没有屈服。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李立三的苏联妻子李莎。
李立三被逮捕后，李莎所在的莫斯科师范学院逼着她和李立三离婚，但李莎毫不犹豫地说：“我相信李立三没有罪，我要等着他出来，一辈子也不会跟他离婚!”
被学院开除后，李莎开始寻找丈夫，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被关在地下室的李立三。
为了接济丈夫，李莎在外面给人洗衣服、缝补，还变卖了很多家用物品，把钱送给李立三，这才让李立三没有死在监狱里。
在李莎的四处奔走下，苏联找不到李立三“通敌”的证据，只好把他放了，李立三于1946年终于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担任过劳动部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并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但不幸的是，到了十年特殊时期，李立三受到了批判，于1967年6月22日蒙冤去世，享年68岁。
直到1980年，李立三得到了平反，中央还给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但是因为他的骨灰已经找不到了，骨灰盒里只放着他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立三的苏联妻子李莎也跟着他一起来到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国籍，先后在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担任过中俄友好协会理事，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多次嘉奖。
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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