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记载的千古明君，是不少后世君王学习的典范。这不仅在于他敢于虚心纳谏，善于听从魏征等大臣的劝谏，还在于他干了一件其他皇帝不敢干的事情——纵囚。
大唐贞观六年，全国犯了死刑的人数是三百九十人，这个报告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心怀仁慈，于是将这些死刑犯放回家，让他们和家人团聚，约定一年以后的秋天回来执行死刑。
到了第二年九月，那些所放回家的囚犯二百九十人都如期而至，而且是在没有官员监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逃跑。唐太宗最后免除了他们的死刑，将他们都放了。
《旧唐书·太宗本纪》：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唐太宗因此成了明君，后世的君王总是想学习他。比如宋朝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是其中一位，他也想和唐太宗齐名，所以处处要和李世民比较。没想到他的大臣认为他达不到，但是没有明说，只是小声念叨了一句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称赞李世民纵囚的诗。这赵光义一听，就明白自己和唐太宗的差距了，就说朕不及也，意思就是算了，不比较了，我不如他。
当然宋朝人对这件事还是很有质疑精神的，欧阳修这位历史学家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纵囚论》来质疑唐太宗的做法。他认为死刑犯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怎么会讲信用呢。所以这件事是李世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李世民怎么做就是贪图虚名，实际上就是沽名钓誉。
《纵囚论》：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当然后世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质疑这件事，他认为这些被放回家的死囚能够如期而至，并不是死囚讲信用，而是唐朝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在暗中监视他们，而且古代保甲制度的情况下，死囚是无法逃脱的。
后来这些观点被大量引用，在网络历史小说《唐砖》中，就这样描述，这些死囚明面上被放回，实际上有大量的唐朝羽林军在后面监督，所以死囚不得不按期到达。
质疑精神是好的，质疑本身是没有错的，欧阳修，王夫之们应该值得肯定。但是他们熟读历史记载，质疑这件事的方向却错了。他们质疑这件事只认为是李世民贪图虚名。
起初阁主也觉得他们是对的，后来认真读过这段历史，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唐太宗纵囚并不是为了贪图虚名，而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
我们将历史回放到纵囚的两年前，也就是大唐贞观四年。这一年大唐判处死刑的人数也不过二十九人，“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至刑措。”这是历史判断贞观之治的重要标准。
而到了贞观六年，判处死刑的人数就达到了二百九十人，相隔了不过一年，大唐死刑犯的人数直接是前几年的十几倍。贞观之治的神话还没过一两年就被打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问题，也是大唐司法部门的问题。贞观四年和贞观六年之间大唐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换人了，其中有一个被唐太宗李世民给杀了。
贞观初年，李世民非常重视司法部门，让为人正直清廉，有法律信念，不惧强权的戴胄担任大理寺卿，大理寺也就是唐朝时期的最高法院。戴胄曾经几次在司法问题上和李世民起冲突，其结局是李世民服软了。
唐朝初年选拔官吏除了科举制，还有九品中正制。由于经历了隋末动荡，很多资料丢失了。当时天下初定，制度有漏洞，很多人钻了制度漏洞，开始伪造人事档案，结果当了官。
到了贞观年间，朝廷开始清查人事档案，唐太宗李世民下圣旨宣布：对伪造人事档案的人只要自首，既往不咎;否则，就是欺君之罪，要被处死。结果伪造人事档案的人东窗事发，唐太宗要处死这个人。但是戴胄不同意，因为大唐律例规定伪造人事档案只是流放，罪不至死。
唐太宗不高兴，因为他要说话算话。但是戴胄也很倔强，他认为皇帝的圣旨有可能是皇帝随心所欲搞出来的，可是法律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所以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执行。
唐太宗也没有借口反对戴胄，只能同意戴胄的做法了。由于戴胄执法公正严明，避免了很多冤假错案，所以在贞观四年大唐执行死刑的人数才不过二十九人。
《旧唐书》：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眹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当然唐太宗对戴胄的做法还是有点恼怒，最起码戴胄端的是李唐的饭碗，却不听从大唐皇帝的命令，他的公正严明，执法如山在李世民看来是死板固执。
所以在贞观五年，唐太宗将戴胄升官了，其实将戴胄从大理寺卿的位置上给撸了，而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寺卿。张蕴古为人也很正直，担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敢和唐太宗在司法问题上较劲，让唐太宗让步。
当时发生了一桩案件，原来相州人李好德是个精神病患者，整天嘴里胡咧咧，说了一些妖言惑众的话，有可能是大唐要完蛋之的话。李好德说这些话被地方官发觉，抓进监狱判处死刑。
案件呈报到大理寺，张蕴古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李好德患有精神病。按照照大唐法律，精神病人说犯忌讳的话，可以减免处罚。“癫病有征，法不当坐。”
张蕴古将这件事的本末原委上报被唐太宗，这是一件冤假错案，应该从轻处罚李好德。唐太宗也答应了张蕴古的请求，放过李好德。
张蕴古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直接跑到监狱里将这件事告诉了李好德，还和这个精神病人，打闹嬉戏。没想到张蕴古被监察朝廷百官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盯上了。
权万纪经过调查发现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他开始弹劾张蕴古，认为张蕴古包庇李好德，分明是为了讨好地方官官，属于官官相护，徇私枉法。
唐太宗看到权万纪的弹劾奏折，立马大怒，认为张蕴古欺骗了他，而且还泄露了宫中的机密。张蕴古泄露朝廷机密根据唐律最多判处一年半徒刑。但是唐太宗一怒之下就将张蕴古下狱，在长安东市的菜市口斩了。
《旧唐书》：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没想到唐太宗杀了张蕴古，却引发了大唐司法部门错判犯罪人员的风波。大唐司法部门的有关人员从戴胄被换，张蕴古被杀事件就得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希望司法部门审判案件要从重处罚。
而且他们也从张蕴古被杀事件中丧失了公正执法的司法信念。如果张蕴古直接将李好德判为谋反罪，直接判处死刑，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大唐各级司法部门在判案的时候已经放弃了宽刑慎刑的原则，很多案件的当事人无罪也判刑，轻罪重刑大行其道，重罪极刑。这样大唐的冤假错案里多多了，但是司法人员判了冤假错案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自张蕴古之死，执法官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
这才出现了贞观六年，大唐的死刑犯人数直线上升，达到了二百九十人，是贞观四年的十倍。实际上真正能够达到死刑的人数也不过是二三十人，大多数死刑犯的案件都是冤假错案。
当然唐太宗李世民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判处死刑的人将近三百人，那么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流放等罪名的人最起码有十几万人。今年犯罪人数十几万人，明年又十几万人，大唐的监狱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啊。
再说了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口也不过一千多万，这么高的犯罪率，让唐太宗李世民也坐不住了。这么多人被判刑，谁来从事劳动生产，谁来戍守边关，谁来织布裁衣。长此以往，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狼烟又要重现了，大唐岂不是要乱套了。
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心里也清楚这么多死刑犯，其中有不少是冤假错案抓进监狱里的。都处以极刑就是滥杀无辜，可是给这些人翻案，那么大唐的司法部门就会瘫痪。
所以他既不能滥杀无辜，也要纠正大唐司法部门因为张蕴古引发的不良风气。所以他只能上演纵囚的戏码，让囚犯先回家，最后按期到达后，全部赦免。
唐太宗纵囚是出于无奈，可是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丢失事情的真相，后世人看纵囚，要么觉得唐太宗李世民英明神武，要么觉得是唐太宗是好名声，为了自己是一代明君上演了一出纵囚都戏码。
实际上他们看待这件事的方向错了，欧阳修大笔一挥就说：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他们将纵囚这件事目光都放在了唐太宗身上，忽略了囚犯。
欧阳修认为囚犯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怎么可能会将信用呢?实际上他们有可能是冤假错案，很多人的罪还达不到判处死刑的地步，比如正当防卫，过失杀人，致人伤残等这样案件也有可能是大唐司法人员小题大做，判成死刑了。
还有王夫之认为纵囚也是戏码，因为大唐法令严明，基层社会组织完善，老百姓想要离开地方十分艰难，囚犯无处可逃。王夫之的看法不过是将明朝的基层制度套到唐朝头上。
明朝继承了宋朝王安石设立的保甲制度，朱元璋还发明了路引制度。在这些制度之下，别说囚犯了，连普通人想要四处逃亡都十分艰难。
王夫之：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 ?
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而唐朝却不同，保甲制度还没诞生，路引制度也没有出现;还有唐朝吸取了隋朝的教训，对登基纳税人口事情做的没有太彻底，导致唐朝初年登基在册的人口才一千多万。
这主要是隋朝对登基纳税人口很上心，魏晋南北朝乱世时期逃入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人口也一并登记在册，结果只要一登记就得纳税。可是很多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人其一年所得仅能维持温饱，无力纳税。再加上官员贪污腐败，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所以唐朝初年的基层人口登记就很差。既然不是基层民间制度严厉的问题，那么这样人为什么不逃跑，要按时到来呢?王夫之认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暗中告诉他们只要按期到达就赦免他们。
有这种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冤假错案，这些人本来罪不至死，结果判了死刑，心里有气啊，心里有冤屈啊。他们为什么要逃啊，他们还想着洗刷自己身上的冤屈呢!
他们还有妻儿老小，他们一旦逃跑，必然会连累家人。而且他们逃跑了就成了黑户了，就没有合法身份了。唐朝初年的合法身份还很值钱的，比如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还可以当府兵，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
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就算冤屈被洗刷了，有的人还是会坐牢。他们为啥不跑?古代还有一种司法程序叫大赦天下，古代皇帝登基、大婚、过寿，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罪，基本上都会因为大赦天下的司法程序就可以出狱了。
所以说纵囚是李世民自己弥补司法错误的无奈之举，而不是为了好名。囚犯不逃跑有可能是冤假错案，有可能是事先得知了消息，也有可能是这些不敢逃，或者是他们熟悉大赦天下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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