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记忆流失的速度太快了，老人的临终讲述更像是一种托付
留住记忆
我的理解，记忆修复师从广义上说，就是记者。作为同行，我们对持续十几年做这件事的马金辉有一种惺惺相惜。我们的“倾听”至今20年，栏目的宗旨便是记录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和“倾听”一样，马金辉带领的团队也在和时间赛跑，无论是抢救抗战老兵的口述实录，还是为普通家庭撰写“私人文学”，这些都不是经天纬地的大事件，但润物无声的记录，直抵人心的洞察，又何尝不是历史?
这样的记录，有质感，有温度，唤起的是人的思索和探究。“我奶奶在的时候愿意讲，但我们不愿意听，现在我想听，但她人已经不在了……”这句刺痛人的话背后，是现代人对无根的忧虑，还有对修复情感的渴望。
记忆流失的速度太快了，那么多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正在变得无迹可寻。找个机会，把生命里的那些过往留住吧。
记忆修复师
口述 马金辉 整理 叶小果
老人进到房间里，抱出一幅遗像。他让我拍一张他和自己遗像的合影
我是一名“记忆修复师”。这个职业肯定不在三百六十行里，但确实是我选择的“志业”。
这件事的起因是，我曾用十年的时间，采集、整理了450余位抗战亲历者的生命故事和记忆。
我是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的。2006年到长沙的媒体工作，最初跑社会新闻，后来到潇湘晨报的《湖湘地理》专刊做记者、编辑。2008年，栏目策划、组织“重走滇缅公路”活动，把预热报道交给了我。
我在湖南范围内走访了部分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家住岳阳市平江县三市镇三星村的朱锡纯，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生于1924年，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22师，经历过野人山撤退，还写过一本书《野人山转战记》。朱锡纯用平江话给我讲了很多事，比如过野人山，往印度走时，因为补给跟不上，他不想走了，他的叔叔拿着棍子像赶猪一样敲打着他向前走。
远征军老兵朱锡纯抱着自己的遗像采访结束，老人进到房间里，抱出一幅遗像。相片上，朱锡纯穿着中山装，胸前佩一枚民间组织颁发的勋章。这是他到县城照相馆拍的。他让我帮忙拍一张“他和他自己”的合影。
回到长沙，整理照片时，我在想，老人为什么这样做。我慢慢体会到他的心愿，希望得到承认，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记忆，否则他不会主动给自己准备遗像的。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抗战老兵。我想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为他们拍一张相片。
2014年6月9日，口述历史团队在宁乡寻访抗战亲历者从拍照到口述信息的采集，后来，我把这件事称作“湖南抗战亲历者肖像采集计划”。从地域上来讲，我们走访的区域以湖南为主，也包括湖北、云南、台湾等省份，以及缅甸。同时，抗战亲历者的概念比抗战老兵宽泛，除正规部队外，包括地方自卫武装、敌后游击力量，以及没有打过仗，却亲历过那个时段的普通百姓都在我们的走访之列，他们也是国家抗战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走访开始于2008年。2012年9月，我把拍摄的照片汇集起来，在长沙的月湖公园举办了《“未曾忘记”抗战亲历者肖像展》。有观众说：“看到了一部民国个人史”，这让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值得做下去的。
2012年，《未曾忘记》抗战老兵肖像展我们注定跑不过时间。在很多个送达日，我们才得知老人早已离世，我们只能把书放在老人的墓碑前
2013年，报社成立“口述历史工作室”，我一个人走访变为团队协作，每次出去至少三个人，分别负责文字、摄影、视频等。我们的共识是，把采访的人当做一个独立个体看待，而不停留在“英雄”“柱石”等等标签之上。
2014年7月23日，口述历史团队在浏阳走访抗战亲历者周绍耿一个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国民党老兵，负伤以后被日本军俘虏。经过很多波折，他脱离日本人的看管，就回家了。我问他怎么没有回去找部队?老人说，“好不容易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啊?”这个细节如果是站在塑造英雄的角度，就会被忽略或删除了。这些内容算是战争的另一个侧面，让人们更加立体地认识战争。
按照“操作手册”，我们和抗战亲历者们聊的内容不局限抗战故事，也包括老人们的战争经历和生命起伏，以及在晚年他们未曾放下的感念和愿望。有些志愿者觉得不适应，问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去聊那些东西。稿子出来以后，他们慢慢理解，“就像是身边的人，活了起来”。
2013年11月18日，长沙，马金辉和同事采访戴安澜的侍卫欧阳全其实与人们想象中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不同，留在老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老人们最愿意去讲述的，往往不是战争，而是战争背景下那些温暖的细枝末节。正是他们记忆中的这些柔软细节，让他们性格独具，也让他们有了被当下理解的可能。记忆里，他们生活的时空已成过去，但人性总是相通的。
有一位老兵，他记得自己入伍时在梦中哭，醒来时发现连长在为自己擦眼泪……就是这么一个瞬间，老人一辈子都记着他的连长。
我们走访抗战亲历者的平均年龄在95岁以上，时间越往后，他们离世的速度越快。无奈的是，我们注定跑不过时间，有些老人没来得及走访就离开了。甚至，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都曾接到过老人刚刚过世的消息。
对我们而言，老人们的临终讲述更像是一种托付。我们走访的大多数老人没能看到我们为他们拍摄的相片，也没能等到我们给他们做的书。
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送到被采访的老人手里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也是走了两年的出版流程，眼看着采访对象一个个离开，最后，我们以一种非工业制式化的手段将书做了出来，然后亲自或拜托志愿者把书送给还健在的老人和过世老兵的后人。
错失是超出预期的。在很多个送达日，我们才得知老人早已离世，我们只能把书放在老人的墓碑前，默默地鞠躬……一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老人是用生命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我有责任把这些记忆留下来
2015年8月，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亲历者肖像展”做了第二次展出，主题叫“无名之辈”，在长沙市博物馆展出了200多幅抗战亲历者的肖像照片，每张照片后面都附有照片中老人的故事。
同一年，“抗战亲历者记忆库”上线，我们把走访过的抗战亲历者肖像、文字信息、视频整理以后分批放上网站。这也是国内首座有关省域抗战的个体记忆库。
历经十年，马金辉及团队走访的部分抗战亲历者在我的计划中，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出版一本名为《无名之辈》的“抗战亲历者口述实录”。这些事，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最初也没想到会做十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守持的过程，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些老人是用生命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有责任把这些记忆保存和传播出去。
最开始接触的朱锡纯，三年后我又回访了一次。再和他见面，我发现他那种苦闷的状态不见了，而有了一种自得和骄傲。我很高兴老人们有这种精神上的变化。
2015年8月，《无名之辈》抗战主题展废砖断瓦下压着全家福、孩童照、老人像，人们居然把那么珍贵的家庭影像随随便便就丢弃了
早在做抗战亲历者肖像采集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老兵们的记忆流失速度太快了，那么多真实存在过的东西变得无迹可寻。到了整理《无名之辈》那本书的期间，我开始关注身边普通人的记忆。这个转变可以说是我的年龄和阅历累积的结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我随口问起关于他祖辈的故事，他拍着大腿说，太遗憾了，完全不记得。当我和身边的朋友聊这样的事情，拍大腿的比较多，说哎呀，我奶奶在的时候愿意讲，但我们不愿意听，现在我想听，但她人已经不在了……实际上，关于自己祖辈的历史，我也一直非常困惑。
我的老家在湖北钟祥一个叫马家湾的村子，有一条叫敖河的人工河穿过我们村，相传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孙叔敖修的。2016年夏天，我回老家整理族谱，想了解我们姓马的到底从哪来的，为什么来，在马家湾住了多久。
有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年都会跟着大人去临近的一个镇子祭祖，我们的先人应该是从那个镇子迁来的。没有细节，而且，再往前就不知道了。至于族谱，“土改”的时候就弄没了。加上家族里闹矛盾，“源流碑”也被砸掉了。结果，我们村所有姓马的人都搞不清自己是从哪来的。
让人更加不安的是，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妥。
2010年前后，长沙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一次，我进入一座待拆的老房子，发现废砖断瓦下压着全家福、孩童照，还有老人的遗像……那一幕场景让我想到了马家湾，我完全不明白，人们居然把那么珍贵的家庭影像随随便便就抛弃了。
2017年，我离开报社，决定从身边的人开始，做普通人的记忆留存和修复。和我一起走访湖南各地的一位老工程师，总是在旅途中讲述自己家乡的故事。我找到他，建议他把记忆里的故乡和家人写下来，他动笔了。
最后，他的书稿有45万字。在我和同事的协作下，这本书后来公开出版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在老人的家乡(湘乡、娄底等地)有了不错的反馈，尤其是在晚辈年轻人中间——书里的一些故事，是他们从没听过的。不少晚辈打电话来，感谢老人为他们“补上了这一课”。
“暗房子”工作室团队2018年，我给工作室做了工商注册，围绕着个体记忆，我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其实，事情还是那个事情。口述历史也好，文本和影像也好，“每个人都是一部巨大的史诗”，我们希望为更多人，更多家庭留下专属于他们的“私人文学”。
工作室叫“暗房子”，我们真的有一间暗房。有的人找到我希望能够修复祖辈老人的照片。有些照片很古老，有一张十八人的合影，除了一个怀抱中的孩子还健在，其他人都去世了。而前来修复那张照片的，是唯一健在者的孙辈。有时修复一张照片，需要三四天甚至更久，如果委托人能告诉我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会象征性地收一点钱或不收钱。
我经常待在暗房里面冲扫照片，有时一待就是一下午。工作室还有一间摄影棚，墙上挂着一些孩童旧照片，那不是熟人赠予的，而是我们团队在各处捡拾和收集来的。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映证着我们工作的必要性。结果会如何，现在不好预期，但至少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我们的委托人把这本“给自己的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
做记忆的收集和整理，委托人对我们而言不只是客户，而是协同工作的伙伴。梳理之后，记忆最终呈现的样貌，我们不会刻意去限定它。除了纯文字的回忆录，受张爱玲《对照记》的启发，我们打磨了一种图文并茂的轻传记文体——“相片书”。
相片书以打开家庭相册的方式，对自己与家人有所重新发现我们做的第一本“相片书”，委托人是一个“80后”。最开始，她说她还没到做回忆录的年纪，但在整理的过程却让她有了很多感触。
当我们把她的家人头像拼在一起，从年幼到年少，年轻到年老，她完整地看到了父母一生的变化。不只是光阴的流逝，家人之间一些过去没有被注意到的细节，也在整理的过程中被注视、被放大。比如相片里，她的儿子和她老公小时候长得其实是非常像的，那是种一眼无法区分谁是谁的相像，她的女儿则像她，眉眼、举止、微表情里都透露出那种基于血缘、基因的“相似”真的是让人惊叹。
委托人把这本相片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也许，之前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模糊认识，但是把这些信息通过一本书的形式呈现时，那种效果被强化了。
最后，我们的委托人把这本“给自己的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是个不错的例证。通过为自己，或为家人做书这件事，我们对父母有了更多的认识，除了容颜的变化，也能更多地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同时，通过这件事，父母对我们也会有新的认识，喔，他们眼中的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他原来是这样看我的……一些固化的东西会慢慢松动，家人之间由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沟通。
相片书《像我这的人》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过程里有繁琐、枯燥的东西，也有新发现、新认知的情形。借由多一次的注视和重新打量，记忆中的一切像是又活了过来。
另一本相片书，是一对儿女为84岁的母亲准备的礼物，我们用了母亲的名字作了书名，《裕孜》。用女儿的话说，她的妈妈是一位“灵魂里有香气的女人”。
2021年2月，暗房子策划的“跨越百年的家庭影像展”。图为“裕孜”单元，《妈妈的相册》为了准备这份礼物，我们花了五个月。书中的照片是老人亲自挑选，文字取自儿女在不同时段写下的文章、诗歌。这些照片与母亲相关，也与儿女相关。文字写的是母亲，也是儿女的自我成长。
还有一本相片书，委托人是兄弟三人，内容以父母为主线。他们不全在长沙生活，为了做这本书，他们坐在一起回忆过往，那是在父母离开以后难得的一次聚会。他们一起商量，回忆共同的经历，反复碰一些细节。如果没有这本书，他们可能不会有这样聚会的机会，就算聚在一起，也不会聊得这么细致深入。
结果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一直在人为地，甚至是刻意地设置一些契机，让家人在一起……一起做点什么，一起聊点什么。亲情、家庭、伦理、社会、文化，这里面有太多值得关注的点，这些点触动着委托人，也在触动着我们。
除了整理记忆，其实我们也在制造新的记忆点。
比如，拍摄全家福。通常，我们会建议委托人不要找化妆师，而是由儿女给父母“整理下头发，简单补一下妆”，或者整理一下衣服，目的是促进家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和交流。最开始，大家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生活中没有这样做过。但我想说的是，最后真的有人抚摸着父亲花白的鬓角和额头的皱纹，眼角泛起了泪花。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为普通人做传记，只为恰当地留下对你而言重要的信息
2019年12月，《无名之辈》终于制作完成。这是一本为40位抗战亲历者而做的记忆手工书。制作完成前，我们发起“记忆援助计划”，7天订出了96本。
2019年底，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完成制作，在第一时间送到曾经接受采访的抗战亲历者手中或者墓前书里的40位抗战亲历者，当时有18位已经离世。他们是无名之辈，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即使是这样，每一个人的记忆仍旧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被细微又清晰地记下的。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们从接受的委托中甄选了五组家庭，为就地过年的长沙人组织了一场时光与爱的记忆叙事——跨越百年的家庭影像展。其中，钱江家的全家福拍了70年，从1937到2007年。每当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这家人就站在一起拍照。只可惜的是，照片中总是有成员缺席。
钱江家的全家福拍了70年，每当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这家人就站在一起拍照。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是钱根宝(钱俊宝)和妻子柳德华1938年的结婚照
钱家的全家福讲的是团聚的故事，也是离散的故事。在父母离世后，“始终没有一张严格意义上的全家福”成为钱江和兄弟姊妹心头最大的遗憾。
通过这个展，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不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其实我们也是住在光阴里的，也是住在记忆里的。“家人比梦想更重要” 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一句台词，也是我们工作室的slogan(标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钱家的全家福上大学时，新闻学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你们都将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期许，依然是今天的我的方向。只是，时代太大，我们不能以“时代的记录者”自居，只是希望留下那些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哪怕它是细节的，琐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