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左起：柯庆施、周恩来、毛泽东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间坐着的就是柯庆施因善于揣摩领袖心思成为“政治明星”
1956年周恩来、陈云力主反冒进，而毛泽东对此颇有微词。柯庆施很快揣摩准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在1957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庐山会议上本来是要纠“左”的，参会者都准备的是纠“左”的材料。但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暴死”之谜
但是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却在1965年下午忽然在成都暴死。他的死在一年后引发各种阴谋论的猜测。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中央也成立了“柯庆施谋杀专案组”，负责人由张春桥亲自点将。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柯庆施暴死实际上是因为本身身体不好，又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所致。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