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三大笔杆子人生结局 均入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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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力是他写小说时用的笔名。抗战胜利后,王力曾担任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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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

  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在约见外交部造反派讲话时,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并将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由此,周恩来认为王力不是好人。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在上海的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意见后,让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会前,周恩来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被转交给北京卫戍区。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秦城,王力没有被提审过,只是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先被安排在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后迁居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关锋: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

  关锋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他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20岁时,因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关锋。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成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副校长。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为“左派新秀”,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并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成为其中一员,由此,他摇身一变,成为“中央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然而,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当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后,毛泽东就“王、关、戚”的问题做出批示,由周恩来执行,将关锋和王力抓了起来。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注: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不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都回避不谈。2005年春,关锋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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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

  戚本禹:“文革”中“戚大帅”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在上海长大。读中学时,戚本禹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

  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看到此文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这下子,戚本禹出了名,不久,戚本禹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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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并被选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此后,戚本禹表现积极,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

  但是,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并没有将戚抓起来,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没有动戚本禹。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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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戚本禹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后来,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其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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