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件件文物讲述广州起义的惊心动魄
张太雷家书手稿
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
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用过的“上海元昌”指南针
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用过的孙中山头像怀表
梁桂华的《黄埔军校军事训练修业证》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黄宙辉 通讯员 吴迪隆
图/广州起义纪念馆提供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机关——广州苏维埃政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坚持了3天便宣告失败，以张太雷为首的5700多名起义军民英勇牺牲。后来，部分起义部队转战海陆丰、广西和粤北等地。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首次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是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大屠杀的英勇反击，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为纪念这次起义，维新路改名为广州起义路。广州起义纪念馆就坐落在这条路上，里面珍藏的革命文物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惊心动魄。
馆藏经典：广州起义的标志——红布带
走进广州起义基本陈列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广州起义的标志——红布带。这条红布带长73厘米，宽10.3厘米，是国家一级文物。
红布带是当年参加起义军民的识别标志。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军民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张太雷庄严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没有统一的服装。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凡参加起义人员需一律佩戴红布带，以便识别。
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进行，不料原计划泄露，敌人已经开始部署镇压，形势危急，因此，起义被迫提前一天进行。当时的红布带准备并不充足，不少起义军民把白布染成红色，佩戴在脖颈和手臂上。可是起义期间遇到阴雨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不少起义人员的脖颈和手臂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红布带本该是起义军民最光荣的标志，却在起义失败后，成为被敌人追杀的“证据”。凡是身体上有红色印记的人，一律惨遭杀害，但不屈的红色火种已然留在人们的心中。
收藏故事：杨馨坤冒险将红布带藏起带回了家乡
广州起义纪念馆里的这条红布带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呢?
据介绍，这条红布带的主人是当时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队长杨馨坤。广州起义第二天中午，广州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当时会场里贴满了“工农兵起来拥护苏维埃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标语。
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城，杨馨坤在撤退时，在会场撕下了几条标语，将红布带藏进贴身衣袋，一路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带回了家乡英德。他将红布带小心翼翼地用油纸一层一层包裹好，装进一个盛骨灰的陶埕里，用瓦盆覆盖，秘密埋在山岗里。虽经过多次搜查，始终都没有被发现。杨馨坤后来在参加广宁农民起义时不幸壮烈牺牲，他曾经用生命百般守护的这条红布带，在1959年由他的亲人挖出来献给了国家。
纸短情长：寄托先辈殷切期望
广州起义纪念馆还藏有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用过的“上海元昌”指南针、孙中山头像怀表，以及广州起义时张贴的标语等文物。如今，这些物品已成为广州起义最直接的见证。除此之外，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留下的纸质记录也讲述着当年的革命故事。
在广州起义纪念馆，藏有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封家书手稿(复制件，原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这封真挚感人的家书中，张太雷将对家人的思念，个人抱负及对儿女的殷切期待，悉数倾吐其中。
1921年年初，在远赴苏俄的前夜，张太雷给在常州老家的妻子陆静华写下了这封长达两千字的家书。在信中，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不能透露自己从事的工作，只能告诉妻子“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些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张太雷回国后，祖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革命的足迹。1927年在指挥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张太雷身中三枪，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前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此外，广州起义纪念馆还珍藏了两件纸质文物，是广州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梁桂华留下的《农民部特派员委任状》和《黄埔军校军事训练修业证》。1924年7月，梁桂华被选派到第一届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期间，他参加黄埔军校举办的农民学生军事训练班，获得了这两个证书。
梁桂华在最后一次离家前，将这两个证书郑重地交给妻子，并嘱咐道：“这两个证件比生命还要宝贵，切勿在人前露眼，除非是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天下。”数月后，他便带着工人赤卫队参加了广州起义，并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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