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刘伯承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只有我和(你)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半个月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邓小平对子女的谈话
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改变为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其间，胡宗南率部攻占了延安。尽管这是一座毛泽东等故意留下的空城，蒋介石也满心高兴，乘飞机到延安的地面上站一站。他觉得占领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住过10年的地方，这本身从精神上就可以鼓起自己部队士气，而打落人民解放军的士气，连同进攻山东的战况，蒋介石自以为是胜券稳操了。
可是，毛泽东不会白白让蒋介石攻占延安，他也要派部队到南京附近看一看。他决心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就立即进入战略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于是，他选择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担任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刘、邓率4个主力纵队共12万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8个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强渡黄河。这种情景虽然和两年后邓小平等领导的渡江战役规模比之为小，但气势也是“很了不起的”。顷刻间，国民党赖以防守的“黄河战略”即告破碎。蒋介石急忙赶到黄河南岸郑州，调兵遣将，企图迫使刘、邓十几万人马背黄河作战。而刘伯承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邓小平则借古喻今：“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于是，刘、邓指挥部队适时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虽然国民党军调集了10个整编师、25个半旅，18万余人，又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500余架次，但我军以15个旅兵力，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集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据说，美军顾问组魏德迈将军离华前曾对蒋介石说：我看到共军攻破了足抵“四十万大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他们连续28天的战斗，消灭了“国军”9个半旅。说他们“西窜”，实际他们在南进，说他们“失踪”，实际他们在反攻!这可以说是为刘邓大军做的“总结”吧。
邓小平生前，虽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专门撰文回顾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岁月，但却多次谈到大别山。可见印象之深，他说：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持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运筹帷幄，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古语指统兵将帅在军帐内对军略作全面策划，现泛指策划机要。1947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作出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并付诸实施，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及刘、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胆识，显示出他们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
审时度势，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早在1947年5月，就开始在党中央、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及陈毅、粟裕、陈赓之间酝酿了。
刘伯承、邓小平清楚地记得：5月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发给自己的指示电中就提出：为击破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之敌，刘、邓率部于6月10日前抢渡黄河，第一步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同时，为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脚”，全军应作充分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作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陈、粟所部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部大举出击。7月19日的指示电中则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等纵队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陕改为渡河南进。从战略上协同西北野战军击破重点进攻陕北之敌，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这时，坚守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地方武装派出干部来到鲁西南介绍大别山地区各种情况，对此，刘、邓极为重视，专门致电中央军委转报上述情况介绍。一位老同志的日记中记载：“7月7日，郑家庄。邓政委说：楚毅同志从大别山来，你同陈鹤桥找他谈谈。因时间紧，一时陈未到，我先谈起来。”
刘、邓还清楚地记得：6月30日，刘、邓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取得成功，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未结束时，军委指示电又到了。指明：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歼灭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几天后，两点之敌被歼。刘、邓遂依据军委指示电第一种情况，根据山东之敌不西进及自己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急需补给等情况，准备全军休整半个月，然后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是，当时敌情很严重，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更为艰险。所以，军委和毛泽东于7月29日电告刘、邓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记留下了决策南征时有趣的细节：“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内的石榴树旁，刘、邓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东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赵家楼。就在这个村子天天同中央军委毛主席通报，直到30日才决心直出大别山。”
7月30日，山东郓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此时，军委7月30日指示电也到了。电报指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等。同时，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会议进行得很热烈。李达参谋长用木棍指点敌情标图介绍目前军情。刘伯承司令员拿着放大镜凝视着地图，邓小平政委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刘、邓两个人还不时相互交谈着。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作了具体行动部署。邓小平接着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举措估计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辉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会后，各纵队主要首长急忙赶回驻地，召集会议，传达野战军会议精神及刘、邓首长指示。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过：“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刘、邓深知，进军大别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纵横，敌交通便利，易于机动，故应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避免敌人及早觉察我战略意图，遂决定将主力分西、中、东三路南进，而蒋介石此时对我军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反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伤亡较重，难以再战，可能要北渡黄河“逃窜”。刘、邓将计就计，以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声势，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敌人，掩护刘、邓主力南进。并以一部破击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后由平流路西侧南进大别山。以分散迷惑敌人。部队动员时也严格保密，不暴露战略意图。
正当敌军迷惑不解之际，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敌人未及完成的合围圈，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为极端保密，部队不断改变番号，有的伪装成地方部队，结果部队行动10余天，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战略意图，反认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直到我军突破沙河，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此时，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拦截封锁为时已晚，故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误判我军战略企图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外军战史上，拿破仑于1813年曾两次突然由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结果均未收到预期结果，不仅浪费时间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顿几乎陷入险境。可见，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下定决心和进行强行军。”
狭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刘、邓率十几万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向敌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指战员们跨陇海铁路，渡黄泛区，突破沙河。这一突然的战略之举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钢刀，直插大别山这一敌之战略腹地。23日，当刘、邓率野司和六纵进到汝河北岸时，发现敌先我到达汝河南岸，占领渡口，在飞机配合下截断我军去路。此时，尾追之敌距我军后卫仅30公里。
刘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风格，高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接着说：“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过不去或转回去，就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在刘、邓亲临指挥的鼓舞下，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在天亮前突过汝河，从敌人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通路。这时，刘伯承判断：敌肯定要在汝、淮之间阻拦我军，企图使我功亏一篑。因此，部队不应恋战，要抢先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刘、邓率军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之举表明：“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刘邓大军这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此后就一直高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头上!
——摘自《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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