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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这类案件有很多。究其原因，除了这类刑事案件的作案手法较为隐秘，不易被发现外，与刑侦、法医、毒理检验等技术手段落后有关。
同时，古代审理案件多是依靠个人主观推断。虽然历代的刑事法律上都规定了“无供不可定案”。可古代的官吏，通常对辖区范围内的大小事务都得管，行政兼理司法，侦查兼理审判，忙得一塌糊涂之下，有时就只依靠“大刑伺候”的刑讯方式办案。
就算断案如神的包拯、狄仁杰等，办案时只要自己觉得推断合理，哪怕证据不充分，也会对嫌疑人动用肉刑。一顿板子下去，不招也得招。
在没有如DNA分子、指纹比对、痕检、血型、声纹……等相关技术支持和检验的前提下 ，甚至还闹出如 “滴血认亲” 那样的笑话。
既然是重推断轻证据，不法之徒在作案时，就会搅尽脑汁千方百计去寻找作案方法，以图逃避法律责任。
因此，历史上这类在现代看来稀松平常的如，捂死、投毒等，从外表上不易被察觉的作案手段一旦告破，断案的官吏就会被“神化”。
春秋时期有个案件，是由“铸刑鼎”，并开创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郑国执政子产办理的案子。
闻声断案 某天早上，子产乘马车回衙门，路上经过一户人家。门口挂着白灯笼，显然家中有人去世。正在办理丧事。
这时，屋内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子产让车夫停下车，仔细地在屋外听了一会儿后。吩咐车夫前去打探一下，看看这个啼哭的女人到底是谁？
车夫见子产脸色凝重，知道大人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于是，连忙进屋内询问。 原来，哭喊的女人是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因为丈夫刚去世，正在伤心痛哭。
子产听完，立刻命车夫赶回衙门，准备升堂。 回衙门后，子产立马吩咐衙役，即刻前去将啼哭的女人捉拿归案。
车夫听后大惑不解，就问子产，大人为何要抓刚才在屋内啼哭的女人？
子产对车夫说 : “一般来说，常人对于至亲的人，生病了就会忧愁，而将要死去会感到害怕，到死了以后就悲哀不已。今天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哭声，没有悲哀之意，且有畏惧之情，所以我断定这里面必有问题。”
审理时，女人拒不交待犯罪事实。子产又命杵作对尸体进行重新检查，结果，仍然勘查不出是否为他杀。
子产看了看女人，吩咐衙役准备“大刑伺候”。女人一听，吓得半死，连忙招供，说丈夫是被自己和奸夫联手，以毒针扎头、捂嘴的方式将其杀害。
(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非子·难三》)
这案件有几个版本，有的版本说丈夫是脖子被勒绞杀的。若真被勒死，脖子上应有勒痕，一看便知。因此，毒杀的版本更为可信。
子产没借助任何的技术手段，光凭自己的主观推断来办案，使得刑事案件在审理上，出现极大的随意性。
到了宋代，刑事侦查及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要求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涉及人命之案，必须尸检。
这一时期，身为湖南提点刑狱使的宋慈，根据前人的案例和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专箸《洗冤集录》。
通过对尸体的检验和解剖，对一些杀人不留痕，外表看不出破绽的疑难案件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让类似案件的事实可以真相大白。
比如，某普通“纵火案”，尸体被烧焦，早已面目全非。宋慈利用对尸体解剖，发现了尸体喉骨的其中一段发黑，而鼻腔内又没有过量吸入浓烟的情形。据此判断，尸体是先被毒药贯喉再遭纵火焚烧。
《洗冤集录》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使某些心存侥幸心理的罪犯，在作案后无所遁形，令案件变得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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