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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东方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关于俞敏洪被绑架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很广。劫匪先后打劫了7个人,每人给予一针麻醉大型动物用的麻醉针,而这7个人中,只有俞敏洪活了下来。
这个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既反映了当时金融体制的落后,也让俞敏洪对自己的行为有和深刻反省。
俞敏洪在新书《我曾走在崩溃边缘》中,第一次全面记录了这次事件。
新东方开办初期,报名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周末。一般来说,一个周末我们能收50万~10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非常大了!但当时一到周末,银行除了对个人的存储业务外,对公业务是不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们周末收上来的学费是不能存到银行的,银行根本不收。这笔钱放在保险柜里也不让人放心,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保险柜的位置,而且当时新东方租的还是一个漏风漏雨的破房子,那个门随便一撬就能进去。所以,在那么多人都知道的地方放这么多钱不合适。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拎回家。
为招揽生意,三轮车司机在自己的车顶贴上了“新东方”三个字。学员们则亲切地称之为“马自达”
那时,我自己开车,也没有什么保安和司机,拎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后来就被人给盯上了。盯上我的人,原本就是一名犯罪分子,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这个人原来坐过牢,出来以后想改邪归正,就在北京的郊区开了一个度假村。当时到了暑假,新东方因为要给学生找上课、住宿的场所,在租度假村的时候认识了这个人。在决定租用度假村后,他要求新东方先付一笔钱,新东方答应了,并把这笔钱付给了他。
结果暑假班结束后一结算,他应退还新东方3万元。于是,新东方的财务人员就打电话要求他退还,可实际上他已经把这笔钱花完了。反复催要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俞老师,我把这笔钱用完了,没有办法还钱,要不到明年你们再用我的度假村时补回去,行吧?要不我们暂时先这样?”我说:“没关系,也就3万元,好说,反正我们以后还要合作呢!”
也就是因为我这样一番话,让他觉得原来新东方很有钱。当时,他其实已经因为经营困难再次萌生了犯罪的想法。于是,他找了几个人跟踪我,结果发现,我每个周末会把学费拎回去。这时已经是1998年了,一个周日晚上,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就在我家门口把我给截住了,还给我打了一针麻醉大型动物用的麻醉针,就是给大象、老虎打的那种麻醉针。然后,我就晕过去了。我拎回去的钱也被他们全部抢走了,这笔钱是我们两天收的学费,大概有200万元。
北京新东方学校早期报名前台
然后,这个人带的几个跟班看我还有呼吸,就对他说:“老大,我们把他干了吧!”他说:“俞敏洪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们已经拿了这么多钱,足够远走高飞了,就留他一条命吧!”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从打劫我开始,到后来2005年北京公安局破案,前前后后抢劫了7个人,其余6个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就我活了下来。
后来,麻醉针的药劲儿过了以后,他们已经走了,我居然半蒙半醒地醒过来了,还去报了警。后来,我就被送到了医院,被抢救了过来。但其余以前被他们抢劫的人一针麻醉针下去就醒不过来了。因为那个麻醉针的强度太大,打进去以后会让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来,医生跟我说:真是奇怪了,麻醉剂量这么大你居然能活过来!后来我开玩笑说:可能是我酒量比较大的原因吧!还真有这个可能。几年前,我去做肠胃镜检查,要先进行全身麻醉,医生就给我打了一剂常规的麻醉针,还跟我说过两分钟就会起作用。结果,我跟他聊天就聊了十分钟。医生问:“怎么回事?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说:“没有。”后来,医生就接着给我打,还加大了剂量,最后我才全身麻醉,进行了肠胃镜检查。我这才知道,我抗麻醉的能力真是挺强的,这也算救了我一命。
可能老天不愿意让我马上离开,还希望我以后能多做点事情,跟我开个玩笑吧。当然,后来还有人说我脑袋变笨了,这个倒真的没有。新东方的老师开玩笑说:俞老师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GRE词汇书拿过来,看看到底还认识不认识这些词汇。
90年代初期俞敏洪在课堂上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社会环境其实也是存在不安全因素的。后来,我就加强了自己的安保。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警告:我的行为是错误的,如果我当时不把钱拎回家,这些歹徒也就不会跟着我,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而且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王强和徐小平也曾多次提醒过我。每到周末,王强、徐小平看我把钱拎回家,就会提醒我说:“老俞,这么多钱你拿个塑料袋就拎回家了,而且不只我们两个人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能这么做。”我说:那也没有办法呀,银行又不收。而他们说:总有办法的,比如先存在个人名下,或者想办法到银行租一个保险柜,都比把钱拎回家强。
这件事发生后,我才意识到他们的忠告真的是非常到位,可我当时没听,还说拎了大半年也没有啥事,不会有事的。所以,朋友的忠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思维的局限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事后,王强、徐小平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活该!”我说:“我都是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你们还这么说。”他们说:“早就跟你说过了,不应该这么做。”当然,只有好朋友之间才能用这种语气说话。
新东方创始人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王强、徐小平、俞敏洪、杜子华和包凡一)
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于是,我就找到了北京银行。北京银行当时刚成立不久,正好要拉业务。尽管刚开始北京银行在周末也不工作,但它在中关村刚开设的一家支行接了这项业务。我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周末他们必须上门来收钱,如果这项业务做好了,新东方所有的财务体系都转到北京银行去。当时,由于新东方规模还小,各项业务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两亿元,大银行是看不上的。但北京银行那时刚刚成立,它看得上,就接下来了。
从那以后,北京银行每到周末就把武装押运车开到新东方的报名处前把钱拿走。现在,他们几乎不用来了,因为现在全都线上缴费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北京银行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新东方和北京银行都有大量的业务往来。后来,北京银行增发股票,北京银行行长曾建议我或新东方投资,持有北京银行的股份,但我放弃了。这也是我错过的一个好机会。当时,我对金融一点都不懂,觉得好不容易收上来的学费,投到银行,万一亏本了呢,所以就没投。如果当时我要买进北京银行几千万元的股票的话,现在的市值应该至少二三十亿元了。所以这也说明,我这个人是没有金融头脑的,也不懂投资。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死命地干,最后一点点把新东方给干出来了。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我犯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亲述新东方创业发展之路》
作者:俞敏洪 出版时间: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