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周三，印度政府宣布，禁用118款中国APP。
又是以所谓“涉嫌参与危害印度主权与(领土)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动”的理由。
印度《金融快报》提到，此前在6月29日，印度政府已经宣布禁用59款中国APP，一个月后再次宣布禁用47款中国APP。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国APP。
9月3日，中国商务部就此事作出回应。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注意到，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回应虽然表明了中方对此的严重关切，但只提了“坚决反对”，并没有立即宣布反制措施。
结合中印边境的最新事态，8月31日，印军破坏前期中印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中印边界西段班公湖以南地区、热钦山口附近非法越线，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再度紧张。
经济上打压中国企业，军事上挑衅中国军队，印度动作不断。
事实上，印度政府一些部门和个别政客在两国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方面屡屡搞的这些“小动作”，中方完全可以采取行动。
中国对印度为何未采取反制行动?
经济上为何仍未反制?
中方为什么没有宣布反制印度企业?或许可以从中、印两方分别来看。
从中国的角度，中国长期对印度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印度对华出口、在华投资相对较少。根据商务部亚洲司的数据，2019年，中国对印出口748.3亿美元，自印进口179.8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对印度贸易顺差达568.5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1.9亿美元，印度对华投资2563万美元，中国是印度的7倍多。
有分析认为，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措施削弱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除了印度自己，几乎没有人受到影响。中国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因为对中国而言，印度远远没有重要到需要进行报复的地步。
事实上，从印度方面来看，印度此举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对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分析，印度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在当前阶段，印度的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难以避免。因此，尽管意识到禁止中国APP对印度自身的损害，例如对印度消费者的伤害，印度市场不能提供这么多替代品，也没有完整产业链，但印度依然不顾这些，一次次打压中国企业。
“即使在中印关系好的时候，在印度投资也需考虑政治风险”，张家栋表示，“我以前跟很多企业家交流时就说，在印度投资必须保持一种基本的状态，第一是轻资产，第二是保持灵活性。”所谓灵活性，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门里”是为了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利用印度市场;“一脚门外”意味着当有必要时，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离开。
军事上为何克制?
虽然对于5月底加勒万河谷的那次冲突，中方未公布伤亡人数。但张家栋综合多方消息分析，“印度可能是吃了大亏的。而对于莫迪这样强势的领导人，他在国内有点下不了台。所以莫迪急需一次胜利来为2020年的这一轮中印互动做个总结”。
因此9月伊始，好不容易稍稍降温的中印边境局势又出现摩擦。考虑到中印边境寒冷的气候条件，很快将要封山。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将要等到明年4、5月。莫迪政府经不起这么久的等待。
《南华早报》在9月2日的文章里援引一位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战略研究教授Brahma Chellaney的话称，如果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边境上的行动反应不够强烈，尤其是在投资了这么多政治资本后，他将“大失颜面”。
Brahma Chellaney 还表示：“最近的小规模冲突突显出喜马拉雅山军事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明白莫迪的这层心态，不难推测，印度此番军事上“先发制人”、出尔反尔地挑衅，也是一种姿态，并不是真正敢突破红线、要向中国发动战争。
“我把它称为‘补偿性报复’”，张家栋分析，莫迪政府并不是为了真要从中国夺走领土，而是为了告诉美国和国内各种势力，自己有能力与中国博弈。印方主动再次挑事，也是对此前加勒万河谷的冲突进行一定的报复。“最终目标，我不认为印度是真的要跟中国挑战，而是想在之后与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
张家栋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中国与印度的基本态势，是中方强于印度，因此在战略上我方占优势，印方没有全面挑衅中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的意图。但在边境地区具体小范围内，印度的交通距离近、动员能力强、人力资源较充沛，因此印方不惜借此博一次。
“印度想以战术优势来对抗中国的战略优势，但前提是不要打破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忍耐，也就意味着印度跟我们的斗争，既要斗，其实也要斗而不破”，张家栋分析，“因此，我们无需高估印方的敌意”。
也正如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日前强调的，“中国军队正采取必要应对措施，并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同时，“我们严正要求印方，立即撤回非法越线占控兵力，严格管控和约束一线部队，切实遵守承诺，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外交上为何仍释放善意?
在9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提到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提到印度的瑜伽和电影，例如《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受到很多人欢迎;强调中印是近邻和文明古国。华春莹表示：“希望印方能够从两国人民友好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支持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
观察指出：这也显示出中方在外交上仍在主动释放善意。
“一要看主要矛盾，我国外交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应对美国的压力，而不是印度的挑衅”，一位不愿具名的外交问题专家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二，别把不算朋友、但绝不是敌人的力量推向敌人那边。”
“任何一个事件，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历史经纬-事件背景-内部考虑-对外表态，信息量是层层递减的，所以给人的观感是克制了”，这位外交问题专家表示。
危机中蕴藏转机
“目前的中印关系危机也蕴藏转机”，张家栋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梳理中印关系可以发现，中印关系里的几次改善往往都是以危机开始。
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两国几乎走到开战的边缘，双方意识到任冲突发展的危险性。1988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后，两国之间第一次的高层访问。由此，两国关系开启新一页。
1998年，印度开展核试验，中印关系再度恶化，但这也导致2003年双方的深度会谈，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一致。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访问后，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中国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双方首次顺利议定疆界并签署，中方的西藏边境段获得印度承认。
张家栋解释说，大国之间的力量和政策调整以后，双方都有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往往会体现为一系列的互动，包括良性与恶性的互动。但只要控制得住互动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未必都是坏的。
张家栋介绍，中印关系有三个基本的属性：第一，中印两个国家是邻国，邻居关系是不可选择的，好邻居比亲戚还重要;第二，中印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基本的历史史命其实是类似的，都是发展自己的经济;最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都处在上升阶段，因此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在未来是提升的。
“我想，不管中方和印方的决策层对这三个基本属性都是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有希望把这种危机，转化为两国进一步沟通解决问题、达成新共识的一个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当地时间周四(9月3日)在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的一场线上活动中就表示，现在不是双边关系中“最容易的时候”，但他补充说，“两国达成和解是当务之急且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对两国自身而言”。他还声称，“我完全相信，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来找到解决目前局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