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病毒所唯一外籍专家现身说法
图片来源：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彭博新闻社6月28日刊发一则报道称，唯一一位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武汉病毒所的功能和活动比一些(西方)媒体描述的情形更为常规，那些“扭曲的信息掩盖了准确的叙述”。
目前，美国方面质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安全性，声称其科学家从事“有争议的功能获得研究”。
对此，目前供职于澳大利亚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对彭博说，“它(武汉病毒所)是一个常规实验室，与任何所有高防护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一样。那些人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事实。”
彭博这篇报道被美国、日本、印度等地区的多家主流媒体转载。
据报道，安德森从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现年42岁的安德森是病毒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研究聚焦于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这样的致命病毒不会在蝙蝠身上引起疾病。安德森在武汉病毒所的工作于2019年11月结束，这让她拥有一个内部人士视角。这也是她第一次分享在武汉工作时的细节。
安德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现了实验室泄漏，自己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最可能来自自然界。而鉴于科学界用了近十年时间才确定SARS病原体来自自然界的何处，目前尚未发现造成这次新冠疫情的“证据确凿的”蝙蝠也不足为奇。
她认为，固然有必要做疫情溯源调查、一劳永逸地解决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而她对“中国以外一些媒体针对武汉病毒所的描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该所科学家的恶意攻击目瞪口呆”。
安德森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说，该实验室对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有严格的章程和要求，研究人员接受45小时培训并通过认证后，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
安德森对武汉病毒所的高规格生物防护实验室印象深刻。“里面的空气、用水与废弃物排出前都须先过滤并消毒”，入职程序要求科学家展示他们对防控措施的了解以及穿正压防护服的能力。她说，进出实验室步骤严密，出去尤其复杂，需要化学淋浴和个人淋浴，而这些步骤的执行也有精心的设计。此外，武汉病毒所的日常消毒剂有专门的制作与监测，受到启发的安德森还把这套系统引入了自己的实验室。
安德森说，作为当时所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研究人员很照顾她，她接触了不少在所里工作的人。“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在实验室外面见过面。”她说。
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入院，伴有类似流感的症状。而安德森说，虽然自己不可能认识所里的所有人，但2019年底前，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生病。此外，该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所处理病原体相应的症状。
“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也会生病——而我没有，”她说。“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从未感染过。”安德森在武汉的许多同事也在2019年12月底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尼帕病毒会议。她说，当时没有任何有关某种疾病席卷了实验室的传闻。
“没有风言风语，”安德森表示，科学家们通常对一些消息会很八卦和兴致勃勃，“但就我看来，当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异常状况。”
据中新网6月15日报道，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日前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驳斥了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的假设，称这是“毫无根据”的。
针对有报道引用美国情报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员工在2019年11月就出现类似新冠的症状，到医院寻求治疗。石正丽回应表示，没有这回事：“如果可能的话，你能提供这三人的名字来帮助我们调查吗?”
石正丽还称，她的实验与“功能获得”研究不同，因为她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了解病毒如何跨物种传播。“我的实验室从未进行或合作进行过增强病毒毒性的GOF实验。”她说。
“我怎么能为没有证据的事情提供证据?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石正丽说。
6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石正丽发出的质问铿锵有力”，石正丽一针见血地说，病毒溯源问题很明显已经被西方政治化了。
赵立坚指出，去年以来，武汉病毒所先后接受了多次媒体采访，其中包括路透社、《科学》杂志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深度采访，已经反复多次强调了新冠病毒既不是人工制造，也不是实验室泄漏的。令人遗憾的是，美方一些人无视联合溯源研究报告，大肆鼓噪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将溯源政治化。
“这是对以世卫组织为主导的溯源研究的极大冒犯，是对科学家和科学精神的严重亵渎，是对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努力的重大破坏。”赵立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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