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均已超过SARS，高福以往言论受到质疑。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是否“失职失责”，这是争议焦点所在
文 |《财经》记者 俞琴 黄姝静
从论文争议，到“失责”指控，再到被调查谣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期深陷舆论漩涡。
“我不能去网络吵架”。2月17日，高福对《财经》记者表示：“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全身心投入抗击疫情的工作，能出力出力;因为专业或其他方面限制，不能亲自出力，就不信谣、不传谣。”
如今的高福处在风口浪尖。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掌门人，高福被指“早已掌握人传人的证据”，但却忙着参与写论文，“隐瞒了疫情”。
论文风波之外，高福正在被外界全方位审视，他过往的一些言论和观点被指“存在误导”，诸如“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对新冠病毒不易感”等等。
要求追责高福的声音始终不断。2月15日，有媒体甚至发布了“高福被调查”的乌龙消息，称高福“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但涉事媒体很快删除了相关消息。
根据中编办有关规定，作为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包括“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应对”、“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等等。
从历史来看，中国疾控中心的前身是1983年12月23日卫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预防医学中心”;1986年1月19日更名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1月23日再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改水技术中心组建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福2011年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2017年8月升为该中心主任。他对《财经》记者表示，连日来，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全国疾控中心的驰援团在湖北一线开展病人的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中国疾控中心也正在抓紧疫苗研发、药物测试等工作，各种防控方案制定和科普宣传工作等也一直在有序进行中。
如今的高福面对媒体言辞谨慎了很多。他告诉《财经》记者：“(新型冠状病毒)‘狡猾’的部分多了……不得不承认：人类认知的限制!”
针对高福是否存在“失职失责”行为，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表示，高福具备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负有对疫情作出判断、采取措施的建议的权责。“所以在判断责任的时候，要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中国疾控中心有没有过错?高福作为专家有没有过错?如果疾控中心有责任，那么，高福负有领导责任;如果专家有渎职的地方，那么高福负的是直接责任。”
高福因何深陷争议漩涡
随着新冠疫情在春节前暴发，外界对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的质疑始自2020年1月30日。
这天，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该文指出，2019年12月中旬，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而官方首次向公众明确，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是在2020年1月20日。公众据此认为，官方在之前1个多月，就已经清楚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上述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高福，也被质疑“隐瞒疫情”。
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回应称，“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这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此外，论文是由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
高福则回应称，论文是一篇回顾性分析，而回顾性调查，正是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
一位在工作中多次接触高福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高福曾在公开场合提到不应当以论文论英雄，要努力推动科研体制改革，让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有更好的环境，引导年轻人作出更多有益于社会、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给人感觉是非常有见地、有情怀的。”
出生于1961年的高福，先后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2014年，高福曾赴西非埃博拉疫区，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据《科学日报》报道，2014年12月8日，高福在“2014中国科协热点学术问题报告会”上表示，埃博拉在西非的肆虐有特殊原因，“即使埃博拉万一传入中国，凭借SARS后中国建起的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完全可防可控。”
2019年3月4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体系建设得很好。
然而，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均已超过SARS，目前疫情仍在蔓延中，高福以往言论因此受到多方质疑。
高福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观点，也被指“存在误导”。
2020年1月22日，高福在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说，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确实对新冠病毒不易感。然而十天后，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群”。
关于疫情“拐点”，1月28日，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在的措施，应该在近期能看到一个拐点。大家预计元宵节情况可能好转，按照现在措施，我个人比较乐观，甚至我个人评估比这个还早，但是每个人防控措施要到位，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责任人，每个人的措施跟上来了，病毒就下去了”。
3天后的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指出，当前不对“拐点的出现”做预期，也很难做出这种判断。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重点在于落实现有的防控措施。“我们就是冷静、认真地观察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高福最近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2月11日-2月12日。其时，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高福和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分别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有关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流行病学情况。
对于网络争论，高福向《财经》记者回应，他不能去网络吵架。他呼吁，大家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战胜病毒流行病和“信息流行病”。
2月2日，世卫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曾对“信息流行病”的说法作出诠释：在海量信息轰炸之下，人们真假难辨，而这些亦真亦假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速度比病毒快得多，这让人们普遍“信息过载”。而在真正有需要时，人们却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源和专业指导。
“我必须要努力抗击疫情，如果还有点时间，就去研究这个非同寻常的‘狡猾’病毒。”高福表示。对于他和中国疾控中心是否在本次疫情中存在失职问题，高福始终没有对此公开回应。
高福及疾控中心是否失责暂无定论
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是否“失职失责”，这是争议焦点所在。
根据中编办相关规定，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包括：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评价，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疾控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及大数据应用服务技术支持。
同时，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还包括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应对。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能力建设。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公众健康关键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广疾病预防控制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公共卫生科技创新发展。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传染病的防控，中国疾控中心具备事前预防指导、事中防控的职责。但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而不是党政机关，其权力更多来源于卫健委的授权。更大程度上，中国疾控中心的角色是一个专业机构，而不是具有决策权的行政机构，主要职责是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意见。但决定某地是否为疫区，以及是否开展“封城”等控制性措施，都不是中国疾控中心能够决定的。
根据2013年6月29日通过修订的《传染病访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
高福先后两次公开提及“埃博拉在中国可防可控”、“SARS事件不会再来”，其重要的依据是，SARS后中国建起了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而利用这套系统，也正是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之一：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评价。
自2004年1月起，中央拨“重金”建立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下称网络直报系统)正式启用，系统覆盖全国卫生机构，不明原因肺炎是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按照设计，医院发现传染性病例后，要在这套系统上报告。颇为高效的一点是，医院在网络系统报告病例后，中国疾控中心能第一时间收到，不需要经历逐级上报的过程。
据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中国疾控中心有专人负责监测网络直报系统，一旦发现某个地方的不明肺炎病例超过5例，就会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对于疫情的漏报、缓报，在医疗卫生系统也并非没有约束。《财经》记者注意到，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在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进行诊断后，未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是“疫情上报第一人”。2019年12月26日，张继先先后接诊到四个病例，症状和肺部CT结果相似。张继先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于次日“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自1月3日起，中方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王令认为，从2019年12月底地方上报疫情，最迟到2020年1月3日，高层已经知情，“很难说疾控中心存在瞒报”。但对于这个问题，高福和中国疾控中心目前均未予以任何正面回应。
至于在张继先上报疫情以前，网络直报系统运行如何、基层诊断情况如何，目前仍有待权威机构的证实和信息公开。1月24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黄朝林等人在《柳叶刀》在线发表的《2019年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临床特征》一文指出，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者发病日期可以追溯至2019年12月1日。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在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这些解释是否能缓解舆论漩涡中的高福和中国疾控中心，目前仍待观察。
